《明人射猎图》：马背上的皇帝

《明人射猎图》

文/卜正民

译/陈赛

四名狩猎者从画面的左侧斜斜地疾驰而来，箭镞在他们腰间悬挂着的箭筒中根根竖起。一位狩猎者的白色手套上立着一只羽冠鲜艳的猎鹰，正准备放飞。在他们的前方右侧，一位助猎者已经惊飞了四只鹤。目光扫过画面时，我注意到其中一只鹤正在半跌落中，长长的羽翼和腿歪歪斜斜，令人不安。显然，一支箭已经射中了目标。

每个骑手的装束都不一样，骑的马也颜色各异，其中最显眼的是这支狩猎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他骑在一匹棕色骏马上，帽子上两束长流苏在风中飘动。他的穿着非常华贵：一件长的蓝色防护背心，从上至下十颗金纽扣，背心下是红色丝绸长袍，上面绣有金线织成的叶子图案。马靴上纤细精致的火焰图案暗示他的财富和地位。最后，他戴的蒙古式军用头盔标志着他是长官，是他带领着这次狩猎。

这位面如满月的男人是谁？画中没有任何线索可以直接揭示他的身份。唯一能暗示他的身份的，是他的尺寸——他比其他骑手都显得高大。但这种尺寸造成了一点不幸的视觉效果，使他和他的马显得有点比例失调。15世纪的中国马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要小一点，但不至于小成这样。他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成年人骑在孩子的木马上。

在中国绘画里，如果一个人看起来比其他人都高大，那么，很有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位帝王，恰如我们面前画中的这位男士。他叫朱瞻基，正式头衔是宣宗皇帝，宣德（1426～1435）年间在位，是朱氏明王朝第五任统治者。你没认出他很正常。他在位不过十年，也没留下什么传奇故事，能让今天的人们记住他。其实，连他是皇帝这件事情也不怎么明显。是的，他的长袍又是金又是红，但刺绣绣的是叶子，而不是龙。更令人迷惑的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你很少（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会看到明朝的皇帝骑马。按照明朝的帝王肖像画传统，皇帝们通常穿着龙袍坐在龙椅上，一脸阴郁地盯着你，看起来更像是他们注定要成为的祖先，而不是他们自己。唯有这张宣宗驰骋马背的肖像，与那些画像截然不同。

《明宣宗行乐图》（故宫博物院供图）

不过，在别的时间和空间里，的确有马背肖像的传统。毕竟，让一个皇帝骑在马背上，是一种聪明的夸张方法，让他/她看起来凌驾于众人之上。重点不是尺寸，而是高度。两千年前，波斯和罗马的统治者都有骑在马背上的雕塑。之后，在欧洲中世纪的手稿里，国王也经常以骑手的形象出现。但是，作为一种政治艺术形式，马背肖像在16世纪才变成一种标准形式——恰恰在皇帝们不再领军作战之后。1548年，伟大的威尼斯画家提香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画的马背肖像，为皇室绘画创立了一种装饰性的风格。事实上，马背肖像变得如此流行，到了1663年，荷兰画家伦勃朗拿了丰厚的佣金之后，开始将商人，而不是国王，画到了马背上（荷兰在1815年之前没有国王）。

马背上的统治者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1969年，也是我考上多伦多大学那一年，我们校园边上的一个公园里新立了一尊重达5吨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青铜雕像，并遭到广泛的讥讽。爱德华七世当然知道怎么骑马，但就像宣宗皇帝一样，他的统治只持续了短短的九年，算不上多了不起的传奇人物。当他于1910年去世时，印度政府在德里为他建造和树立了这么一尊纪念碑，但到了1960年，独立后的印度又想要摆脱这个英国帝国主义的象征。在我的成长岁月里，多伦多一直笼罩在对于大英帝国的某种怀旧情绪里，所以这座城市从印度人手里接收了这个雕像。如果你倾向于对帝王有所敬畏，那么这座雕像是一个气势恢宏的东西，否则你就会觉得有点傻。

清朝皇室也学会了马背君主的欧洲品味。1739年，20多岁的乾隆皇帝让人给自己画了一张极为华丽的肖像，全副戎装，骑在一匹高大的骏马之上。这幅画有3米来高——再一次，尺寸很重要——足以令英国的乔治二世、法国的路易十五，或者当时世上任何一位在位的君主心生嫉妒。毫不奇怪，画家是个欧洲人，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又名郎世宁，当时一位在清朝皇室任职的意大利宫廷画师。但是，不要以为乾隆的马背肖像只是西方舶来品，满族人一向善骑射，很多满族将军骑射图保存了下来。为什么不是清朝皇帝骑射图？事实上，当时已经有一个“马背上的皇帝”的欧亚传统。乾隆只要在皇家绘画收藏中翻一翻，就能看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马背肖像之一——刘贯道为忽必烈汗画的肖像。1280年，当这位年轻的画家在上都行宫外的狩猎场为忽必烈画像时，大汗已经60多岁了。刘贯道把这位发福的老年酒鬼画得红衣白裘、英姿飒爽。这位当时世界的统治者坐在他的马鞍上，扭身看一名弓箭手弯弓射下一只飞鸟。那是一幅杰作。

1368年，当忽必烈的后代骑马逃出居庸关时，他们并没有将一切蒙古的东西带离中国。马术保留了下来。明朝早期的皇帝，尤其是太祖、太宗，都精通骑术，随时都能翻身上马，显示君威，震慑敌人。宣宗也一样。他骑马狩猎，也带领蒙古骑兵进行军事突袭。这些蒙古骑兵不仅是他忠实的追随者，也得到他的特殊优待。1428年，一位维持京城治安的官员向他请示逮捕一名名叫“把秃”的蒙古军官，因为他的马在市场上踩伤了别人的脚。皇帝原则上同意，骑马者应该为类似事故负责。但他很快就结了案，一方面给伤者提供免费治疗，另一方面又撤消了对把秃的指控。宣宗不打算让一个汉族官员羞辱他的蒙古军官，尤其是当这件事还牵涉他的马时。

《明宣宗射猎图》 （故宫博物院供图）

宣宗的画像可能没有刘贯道的忽必烈画像那样画技出色，但却表达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一些若非这幅画我们无从知晓的信息。而且，故宫的这幅画并不是唯一的一幅，至少有四幅宣宗的骑马图流传了下来，而且每幅画的风格都不一样，连着装、骑的马都不一样。即使有一些画被证明不是真迹，但它们的存在本身说明宣宗将自己视为“马背上治天下”的欧亚传统中的一员。他是一位大国的统治者，蒙古版图的继任者，他希望被自己的臣民这样看待。

我永远也不可能翻身上马，在猎猎疾风中弯弓射大雕。我怀疑，你也不能。我们不再分享那样的文化。小时候，我曾经骑过两次马，那时候从我父母家驱车前往马场并不远。但今天给我一匹马，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除了给它一根胡萝卜，指望它别咬我。如果我真的能骑上马背，我不会要求任何人给我拍照。我会觉得那样太像一个成年人骑在木马上了。

（卜正民:汉学家，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以明代社会文化史、全球史为主。著述包括《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十七世纪全球贸易》《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