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祁山：蜀汉困局与诸葛成规

经过后世千余年不断神化，诸葛亮逐渐走向圣坛，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羽扇挥摇，七纵七擒，八阵排列，木牛流马，呼风唤雨，宛如仙神。在读书人的心目中，诸葛亮已是圣人，拥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切美德。经过各类文学作品的加工，形成了完美的诸葛亮形象，影响深远，乃至走向海外，影响世界，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持续不断的北伐，经过后世的演绎，发展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六出祁山”故事。抽丝剥茧，比较多种文字的记录，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就会发现，真实历史中诸葛亮出祁山北伐的战绩，与后世的加工中，存在较多出入。在真实历史上，诸葛亮出祁山北伐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实力不足以匹配野心，而他以个人威望与魅力，一手营造出来的“诸葛成规”，虽然使蜀汉能保持了主动攻势，却埋下了后日覆灭的隐患。

壹

建安二十五年二月，曹操病死，曹丕继立。十月，曹丕称帝，建魏国，改年号。传闻汉献帝已经遇害，刘备也不加查验，忙着发丧制服。汉献帝禅让帝位，表明东汉政权告终，割据一方的刘备何去何从？刘备的选择是，赶紧称帝，然后高举汉室大旗，表明自己才是正统所在。

建安二十六年四月初六日，前半生落魄，到处依附于人的刘备，在武担山之南，冠冕堂皇登基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刘备表示“汉有天下，历数无疆”，将曹氏父子比作窃国大盗王莽，自己将“嗣武二祖”，继承刘邦、刘秀，兴复汉室。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则曹魏理所当然乃是汉贼，如此便占据了大义名分。蜀汉的正统性，说到底就在于血脉，在于姓刘。但刘备如果仅仅具备刘姓身份，也很难说具有合法性与号召力。

当蜀汉政权建立之后，面临的问题是，在正统合法性上的缺失。曹魏在代汉的过程中，通过天命符瑞、五行相生等，塑造神秘气氛，营造出正统性，以昭告天下。“代赤者魏公子”的谶言，“黄龙见谯”的天象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曹魏占据中原，符合“大国正统在中原”的观念。曹魏定都洛阳，洛阳为天下中，曹魏为天下正。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得中原者即得正统，此点深入人心，是故曹魏篡汉之后，却能笼络住人心。

中原正统论，给了偏居西南的蜀汉一记重击。蜀汉远离中原，蛮族众多，秦汉两朝多将这里当作流放罪犯的地方。刘备自称汉室苗裔，但建政蜀地，偏于西南，其“正统性”受到中原正统观的挑战，甚至被曹魏一方视为蛮夷。对中原士族来说，“兴复汉室”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号召，不会起到什么大作用。当初诸葛亮隆中定策时，本想走一次汉光武帝的道路，可斗转星移，时势改变，这条道路显然是走不通了，留给他的只有主观努力的道路，这主观努力，就是高举兴汉大旗，兴师伐魏。

不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都高倡王业，以恢复汉室为旗帜，积蓄力量，准备兴师北伐。可蜀汉的困局在于，实际的力量，并不足以匹配完美的理想，过度扩张战略会消耗蜀汉国力。可不北伐，蜀汉亡，若北伐，则百姓苦。诸葛亮的选择是，持续北伐。

诸葛亮清晰地认识到，兴复汉室、伐贼兴汉，已没有太大的号召力。他无奈自陈：“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以伐之？”兴汉的大旗哪怕效用不大，但是若不高举旗帜，既无法伸张蜀汉的合法性，又无法以此为号召而统一内部。

一旦安心偏于一隅，漠视曹魏的壮大，则蜀汉早晚必亡。确立了兴汉伐贼的大战略，占据了正义的高度，就要将国家机器投入战争中，一切服务于战争。于是蜀汉以兴汉讨贼为号召，以小搏大，一次次向实力强劲的曹魏发起了主动攻击，这是蜀汉大国困局中无奈却必然的选择。

贰

为了恢复汉室，兴兵北伐，诸葛亮做了充分准备，这些举措堪为蜀汉政权之“得”。

在经济上，诸葛亮加强对社会层面的控制，通过三条途径汲取蜀汉内部财富，支持战争。三条途径乃是，盐业国家专营，大力发展蜀锦生产，利用铜矿铸造货币。在东汉末年的乱局中，西南地区的盐业贸易本已被地方豪族所控制，蜀汉政权建立后，重新施行盐业政府专卖。蜀汉时期，诸葛亮设锦官，通过蜀锦生产获得财利。诸葛亮甚至自己带头，在自家十五顷薄田上植“桑八百株”，作为示范。蜀锦不但在西南地区畅销，也被销往北方，乃至更远地区，换取战马及其他物资。蜀锦也被用来与盟友吴国、敌国曹魏展开贸易，曹丕因为每次所得蜀锦质量不同而屡发牢骚。蜀锦之外，蜀国利用丰富的铜矿资源，铸造铜钱，在当时影响颇大。五铢钱是两汉的象征，蜀汉政权铸造五铢钱，被视为恢复汉室的功绩，“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蜀汉时期所铸钱币存世者有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有充足的蜀锦作为支撑，所发行的直百五铢之类，并不会过度冲击市场。

在安定内部上，诸葛亮领兵亲征南中，开拓疆土，将先进文化传入滇西、缅北，可谓有功。诸葛亮出兵时定下了此战的基调，就是速战速决，至于所谓七擒孟获，不过是后人的造说而已。对于南中之役的困难，诸葛亮有清醒认识：“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战，不可久师也。”诸葛亮的南征，受到南方多发瘴气影响，很快结束，也未能对西南大后方加以全面整合、开发，导致蜀汉在天下争霸战中缺乏战略纵深与稳固后方。

在外交上，诸葛亮修补与盟友孙权的关系，双方共画大饼，分割天下。孙吴黄龙元年（229），孙权在武昌称帝，九月，移都建业。孙权称帝后，派遣使臣前往蜀汉，要求承认孙权的合法地位。对自居汉室正统的蜀汉来说，孙权称帝，这无疑是乱臣贼子。蜀汉内部，多数朝臣认为，与孙吴联盟毫无益处，要求断绝联盟，乃至将孙权视为国贼，加以讨伐。诸葛亮头脑清晰，知道必须保持与孙权的联盟，若是断绝关系，则会出现四面树敌的局面。此后蜀汉与东吴共画大饼，规划未来灭掉曹魏后的领土分割：“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有意思的是，东汉帝都洛阳，在函谷关以东，依据此划分方案，则洛阳属孙吴，明显与蜀汉“光复故都”的目标冲突。

在政治上，诸葛亮一手打造了“诸葛成规”，消除内部的矛盾，集军政权力于一身，避免外戚、宦官干政之弊。在诸葛成规之下，相府权力独立于皇权之外，执掌国政军事，如诸葛亮《出师表》所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皇权并不过度干涉国事，而相权也无觊觎之心，乃中国传统社会中罕见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益州）之楷模。为确保这套体系的运作，诸葛亮清洗掉一批文臣武将，首当其冲的便是李严、廖立、来敏等人。此套模式的形成与运作，依赖于诸葛亮个人的巨大威望与高尚人格。故而大权旁落于相府，刘禅却丝毫不忧，军政均由诸葛亮一手厘定，刘禅也信之不疑。

在军事上，蜀汉花费心血，精心打造精锐骑兵，“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西南各地的少数部落，如賨、叟、青羌等，则为蜀汉提供了骁勇的战士。蜀汉军中大量装备各类铁制武器，如铁刀、铁箭镞、铁蒺藜等。铁匠郭达曾一夜造箭三千支，蒲元则造出削铁如泥的钢刀三千口。诸葛亮深刻意识到，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在蜀汉大军出征时，从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等处，事先大量调集军粮。在汉中前线，蜀汉军队建设仓库，囤积粮食。由汉中出发北伐，途中多为山道河谷，更有险峻栈道，运粮困难。诸葛亮又发挥理工天赋，推广改进过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之类。

叁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诸葛亮发动了北伐。诸葛亮先后五次北伐，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次、第四次、第五次。第一次北伐，街亭之战，由于马谡抢功心切，导致失利，无功而退。第四次北伐，由于李严不满诸葛亮，谎报军粮匮乏，导致撤军。第五次北伐，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渭水对峙，心力交瘁之下，最终身殒五丈原。诸葛亮死后，魏延被杀，原因却是蜀汉内部权力斗争，而非魏延有所谓的反骨。

张俨《默记》认为，诸葛亮无岁不征，“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孙吴派遣使者到蜀汉求购马匹时，“经其野，民皆菜色”。诸葛亮时期，虽然采取了屯田、取粮于敌、士兵轮休等措施，以降低军事行动对民生的冲击，但民间还是受到沉重影响，乃至各郡消极应对蜀汉中枢的征调。诸葛亮自称“今民贫国虚”，也是保持了清醒认识，试图通过“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等措施，来降低民间的不满。

蜀汉的短板是清晰的，也是无法弥补的，这就是实力严重不足。实力不足的最重要体现就是人口太少，章武元年（221），纳入蜀汉官方户籍的人口为，“户二十万，男女九十万口”，而曹魏官方户籍的人口为户66万余，口443万余。由于人口少，又要采取攻势战略，蜀汉推行全民皆兵战略，“男子当战、女子当运”。

蜀汉不断整理户口，通过对外抢夺，增强人口数，可蜀汉人口一直保持了较低的增长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持续战争。蜀汉连年用兵，占据了大量男丁，这严重影响了蜀汉的生育率。蜀汉国家中的青壮年大多都婚姻失时，从而形成了蜀汉社会中因青壮年男性忙于战争、疏于婚育、性别比例失调等问题，又进一步削弱了人口的增长，导致蜀汉国力日益疲敝。

诸葛亮深深陷入蜀汉困局之中，为了大国正统，为了汉贼不两立，不得不持续采取消耗巨大的外线进攻战略。曹魏则坚持守势战略，由精干大将占据险要如祁山要塞、上邽城等，镇守疆场，将精力放在处理曹魏内部的各种事宜，大力推广屯田，增加人口，提升国力。由于是内线作战，曹魏在后勤补给上占据优势，且国力雄厚，又能动用北方的丰厚畜力进行运输，占尽优势。

除了人口上的劣势外，在人才上，蜀汉也处于不利状态，乃至出现了“蜀中无大将”的局面。蜀汉兴起较晚，所占地域又是偏僻的西南一隅，在人才资源上天然具有劣势。如果能有良好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则蜀汉在人才上的困局也能稍加改观，不至于蜀中无大将，但蜀汉在人才选用上存在巨大问题。

蜀汉政权以汉室正统自居，采纳的是汉代的察举制，而诸葛亮擢用人才时，更以“志虑忠纯”作为首要衡量标准，形成“唯忠观”，“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诸葛亮极为厌恶不忠之人，如李严被认为是“不思忠报”，廖立被指责为“无忠孝之心”。道德成为诸葛亮用人的重要标准，他遵循儒家要求，强调以大德治国，不以小惠，执政者要注意自身言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在将才的选拔上，以仁爱信义为标准，为将之道有八恶、八弊，需要警惕。

以道德来判断人才，被后世奉为圭臬，可依此标准选择出来的，已是接近圣人标准了。人才选拔体制的僵化、人才任用上的“唯忠观”、对益州本土人才的压制等一系列因素，造成了蜀汉人才匮乏，这不但体现在行政队伍中，也体现在军事将领上。蜀汉从来不缺人才，只是缺乏一套相对公平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缺乏能够审时度势适时放权的核心人物而已。名将是从战场上厮杀而出的，而不是温室里培育的。诸葛亮事必躬亲，不愿放权，不敢放手使用将领，导致将领缺乏主动性，一切仰赖诸葛亮决策，这不利于名将脱颖而出。后世王夫之甚至认为，由于缺乏人才而导致蜀汉覆灭，“蜀汉必之亡也，无人故也”。

肆

诸葛亮死后，他选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相继执政。二人当政期间，没有大规模北伐，而是保境安民，对外保持守势，对内发展生产，此期间，他们尚需要压制蜀汉内的强硬北伐派。蒋琬、费祎也延续了“诸葛成规”，宫府一体，军政大权，集中于府，消除内部倾轧，防止外戚、宦官弄权。

至蒋琬、费祎去世后，原先的“诸葛成规”被打破，军政分开，姜维专注于军事，并陷入了姜维迷思中。姜维被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所征服，醉心于诸葛亮的北伐大业，并在内心之中，以诸葛亮的传人自居，以北伐为己任。可姜维的困境在于，他在蜀汉并无根基，他只是个凉州外来户。如他一般的人物，还有马超，虽天生雄武，军事才能过人，在凉州更有巨大影响力，可在蜀汉也只能坐冷板凳。

姜维在蜀汉要想有所作为，就要更深度地陷入“姜维迷思”，更要高举诸葛大旗，通过不断北伐彰显自己，证明自己，团结一批诸葛亮的信徒。他在文官集团中没有影响力，故而他放弃了“诸葛成规”中的军政合一，不干涉行政，只专注军事。可以说，他既继承了诸葛成规，也打破了诸葛成规，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姜维持续发动北伐，引发蜀汉内部反对，其中就包括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景耀四年（261年），辅国大将军董厥、卫将军诸葛瞻，同录尚书事，与姜维并列，尚书台形成三巨头。新的政坛格局是，董厥、诸葛瞻在内主持行政事务，姜维在外主持军事事务，如此还能延续某些诸葛成规。而诸葛成规的一重意义，在于消除内部倾轧，军政一体，去除宦官干政之弊。诸葛瞻、董厥执政，与姜维关系不睦，军政分裂，将相不和，更无法控制军方。当此之际，得到刘禅支持的宦官黄皓，成为政坛一股新势力，诸葛成规，荡然无存矣。而在各种压力之下，姜维不得不外出种麦避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