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共谋与温柔清算

这无疑是个残忍的小说，比小说更残忍的是，它竟然源于真实。

朋友的亲弟弟忽然被曝少年时曾数度侵犯舅舅家的女儿（也就是他们的表妹），这件事被隐藏了数十年之久，其间表妹几度抑郁自杀，直至实在无法承受，转而向自家哥哥（即他们的表弟）吐露，于是这位混社会的表弟义愤填膺之下，带领一家老小齐齐奔赴朋友家中要求谈判。谈什么呢？谈赔偿金。朋友的弟弟此时业已成家，育有孩童两枚，常年在非洲打工，颇有自我放逐的意思，此番特为此飞回来，诚恳道歉，开了能拿得出的最高价码，十万块。然表妹不依，表弟不饶，他们的要求远高于这个数。于是两家长辈相互攻讦，表弟更扬言要打人，要报警，场面一度焦灼。我那全然无辜的朋友迫于亲情与道义的双面夹击，少不得极力斡旋，各种为难处大概不足为外人道。

朋友家弟妹数人，她是老大，加上父母无为，她一向以家长的身份要求自己，牵心挂意，亲力亲为。相比之下，绝大多数我们的同龄人都出自独生子女家庭，传统观念不可避免地趋于淡薄。所以当她向我讲述整件事，并表达最好能写成小说的希冀时，我更愿意将个体命运放置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中去进行批判性反思，赋予小说超越家庭伦理悲剧的公共意义。思来想去，一股强烈的愤懑与悲愁将我掳获了，是以我安排了姐姐为帮弟弟脱困，不惜将自己当年也被长辈侵犯的惨痛经历公之于众，或许只有当两家的伤痛达成制衡，才能看到破局的希望。这自然是艺术化的处理，却也蕴含了对人物原型的敬惜。

故事大纲有了，我开始设想把它安排在怎样的环境里，从最熟悉的地方入手自然是最合宜的。那段时间常去附近开在老小区楼下的陈记粉面馆，苍蝇馆子一间，瓷砖地起腻，墙面爆皮，空调不大舍得开，散热主要靠两台挂扇，进门就是炉灶，灶上烧得热腾腾的汤水随时预备煮粉面下馄饨，不锈钢台面上摆了各色调味料，再过去是数盆浇头，煨肉丝、烧牛腩、杂酱、三鲜之类，客人要什么就舀一勺浇上去，剁椒酱菜葱花蒜蓉则随便自己加。店内只得四张桌，每桌坐四个人，高峰时期简直翻台不赢，好在门外就是街心花园，树木成荫，树下又摆几张方桌，伴着鸟叫声进食，倒也别有趣味。

去的次数多了，对陈记粉面馆的老夫妇及他们的儿子就逐渐熟悉起来。他们肯定不是长沙本地人，一方面口音明显不同，另一方面本地人基本热衷于打麻将，开小饭馆这种勤活儿是不大愿意干的。我却特别喜欢这靠自己双手吃饭的一家子，尤其是陈娭毑。她简直聪明得不得了，每天应付那许多食客，居然特意记下了我的口味，每次去，自己不用开口，先听她跟陈嗲嗲吩咐——不要味精嘞！陈嗲嗲打完下手就撅在门口的水池边刷碗，丝瓜络蘸取装在矿泉水瓶里的烧碱，脊骨一节节从汗衫底下拱起。他还兼送外卖，每当他们的儿子炒好菜，从后厨的小窗口递出来，他就打开电饭煲盛饭，插入方便筷，塑胶袋一捆，左脚绊右脚地往外走，脸上却永远挂着梦游般的笑，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有一回我去得晚，过了饭点，他们自家正用饭，几盘寻常小炒，三个人各自埋头扒饭，喉咙咽得一片响，墙上风扇缓慢摇头，每摇一个来回便咯吱一声，像是某种固定的节拍。

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理论揭示了权力并非仅存在于国家机器或法律制度等宏观层面，而是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正是微观权力运作的典型场域。我愿意让故事发生在这样的粉面馆里，某位上了年纪的底层女性，通过辛苦劳作努力维持着生计，忽有一日，日常表象下隐藏的暴力暗流奔涌而出，她将怎样应对？这样的娭毑至少在湖南应该是大量存在的吧，她们往往来自于农村，受教育程度有限，通过嫁到小城镇实现所谓的阶层跃迁。她们勤快，强势，重男轻女，有时竟会忘掉自己也身为女性的事实，成为父权的帮凶而不自知。她们往往习惯了照顾、偏袒弟弟，会因为自家男人寻花问柳而跳脚要离婚，而当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弟弟身上时，却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跑去劝诫弟媳接受现实。如果她们的头胎是女儿，大概率会怨恨女儿为什么要投生到自己肚皮里，害自己在婆家难做人，然后快马加鞭地追生。当她如愿生到了儿子，前面那个女儿的处境就不难想象了，通常是早早去到广东打工，挣了钱按月往家汇，由她攒下给儿子盖房子讨婆娘。如果女儿有异议，她们会训诫女儿，像从前父母训诫她们一样。于是她们和她们的女儿在互联网上共享了一个恶意满满的名号：扶弟魔。

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并非一种固定的身份，而是被社会结构所制约的、通过不断重复和规范来塑造的行为。这独属于南方的窒息感，必然要安排在夏日的黄昏，燠热，潮闷，处处生出霉斑，天际积雨云撞击，雷电隐隐，风乍起，终于豪雨如箭，将一切摧毁，雨后人们掀开物什，会看到成群的鼠妇倏地散开。鼠妇这个意象几乎是自然而然蹦到脑子里来的，这种貌丑、畏光、时常匿于暗中的虫子，看起来似乎毫无攻击力。如果陈娭毑有个女儿，大概就是这模样吧。成群？那就再加个老太太——陈娭毑的母亲，给设计成植物人状态好了，隐喻伦理秩序与家族历史的僵化和“失语”。

当我发现自己构思这篇小说却像写社会学论文，索性照着这个逻辑再往前推进。

试问作为始作俑者的男性在这件事上是如何表现的呢？陈娭毑的儿子多年远避非洲，小说中所有人都在等着他，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天气的缘故造成航班延误，从始至终他并没有出场，实际上，安排他不在场能够更好地表现逃避心理，而且他的逃避并非个人行为，背后有着母亲的兜底、姐姐的维护，这就显得格外讽刺。阴盛而阳衰，多少家庭正面临这样的境况，那么是否到了反思何以如此的时候？

陈娭毑的弟弟病故后，弟媳另嫁名唤强霸的男子，肥胖，油腻，从前就是他侵犯了陈娭毑幼年的女儿，他非但没有丝毫悔意，反而继续虚张声势，横行乡里。陈娭毑的侄子仗着自己在道上混，索要天价赔偿，实则是将性侵转化为经济交易，掩盖权力压迫的本质。至于陈嗲嗲，自下岗后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就在家中丧失了话语权，多年来任由陈娭毑当家作主，眼看女儿的生命力被极度压抑也不吭气，直到最后本能爆发，试图为女儿讨回公道，却未免陷入“以暴制暴”的男性气质陷阱。

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失衡由此被模拟出来，男性往往通过血缘、辈分或经济地位占据支配权，而女性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规训下被迫沉默，如陈娭毑对女儿的伤痛长期忽视，便清晰地展示了性别暴力的共谋性。当鼠妇爬过植物人老母亲的躯体，三代女性的创伤通过家庭内部系统在传递，被压抑的真相终究暴露无遗。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曾令多少人为之痛惜扼腕，现实中的性侵受害者无疑也都面临双重困境——既承受侵害本身的创伤，又面临社会污名与求助渠道的缺失。或许只有跳出个人遭际，勇敢构建女性共同体，积极寻求法律赔偿与道德忏悔，共同对抗系统性压迫，才能终结创伤的代际传递。

作者有没有可能爱上自己笔下的人物？答案是肯定的。我深深爱着陈娭毑女儿，她虽人生失败，长期被迫边缘化，却能在家庭危机中挺身而出，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人物。有多少人能做到不惜暴露私人伤痛，直指公共的结构性暴力？她身上寄托了我对于女性从“被规训者”到“叙事主体”这一转变的期待，呼应了女性主义所谓“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一主张。更重要的是，她并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弟弟出头，对表妹的遭遇也是感同身受，哪怕离婚后多年断绝往来的儿子找上门来，她也是顶住陈娭毑的压力，想尽办法出资扶持，而她甘愿留在后厨，除了谋生计，未必不是为了陪伴父母。她可以不美，不张扬，不争抢，蜷缩在属于自己的小小角落，鼠妇般晦暗地存在着，但谁又能否认她的力量？

这是温柔的力量，无远弗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