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的幻觉

旅行者的发现

（2024年6月2日）

在前往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我被越来越强烈的呕吐感所折磨。我因为宿醉而晕车。有好几次都快忍受不住了，只得跑到卫生间，结果发现没有卫生纸。我已经没有随身带纸巾的习惯了，国内的高铁卫生间都有卫生纸，如果是一等座，还会给水和小吃。这惯坏了我，让我失去了应急的储备。

特别奇怪的是，大约十一点过后，呕吐感忽然消失了，仿佛它也受不了它自己，从而自我湮灭了一般。身体终于舒服了。这时，车厢里走过一个乘务员，年轻的荷兰女子，身高一米九左右，头都快挨到车顶了。据说荷兰人平均身高全球第一，我不免有些惶恐。

出站的时候，我看人们基本上都是拿纸票一扫，小门打开就出站了。我此前都是用手机上的电子票，上边有个二维码也是可以用的，可我这次扫了很久，就是没反应。后面的小哥显然等急了，我就让他先过，没想到他朝我使了个眼色，我秒懂：跟着他出去就行了。我紧跟着他，果然就出去了。我们彼此微微一笑，他就消失在人海中了。这是阿姆斯特丹送我的见面礼：热情与自由如约而至。

立定，看看周围的人是不是巨人。好像还好，并不都是一米九的，我心下稍安。

中央火车站，好大气的名字，我猜测会不会又是某种帝国认同。此时，一转身，便看到了岳韬老师，她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岳韬老师是旅居荷兰的华人作家，数年前她来广州做新书活动，我们得以认识。她这些年居住在荷兰，但坚持一边用中文写作，一边用英文写作，从不懈怠。她当时来广州还带着孩子，一个可爱的小男孩，现在应该已经长大成人了，可岳老师还是没怎么变，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跟她走出车站，我一下子被震住了：太美了，一个巨大的视觉惊喜！

对我来说，车站总是拥堵的，杂乱的，但在这里，我看到的竟然是一片蓝色的大河和白色的船帆，视野如此开阔，完全颠覆了我对车站的刻板印象。而且前边就是轮渡，可以很快就乘船到河对岸的岛上去。我痴痴站在原地，看着天上飞过的几只白鹭。

我跟岳老师激动地说着我的感受，她饶有兴致地听我讲完，然后她惊奇地说：“是吗？我好像感觉不到了……”

“这就是旅行者的发现。”我补充道，“而且必然来自于初次相遇。”

你能想象吗？一个宿醉的人，忽然来到了一幅优美的油画中，那种心情可想而知。

我们坐上轮渡到了对岸。我看到楼顶上支着巨大的秋千架，几个人荡得好高，尽管因为距离远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但隐约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

“这帮人也太会玩儿了！”我脱口而出。

“在阿姆斯特丹，只要你想玩的，都有，还有很多是你想不到的——这是一个很轻松的地方。”岳老师的口吻也很轻松。

岳老师来阿姆斯特丹二十多年了，已经入籍。目前她的孩子刚刚准备升入大学，可能要去美国读书，但还有一点点不确定性，她还有些担心。她丈夫是美国人，孩子虽然出生在这里，但显然对美国还是很有认同感的。那孩子已经有了女朋友，俩人最近出门玩去了，看来我这次是见不上啦，没法用现在的他替换记忆中的那个大男孩。

我们去了当地一家评分颇高的汉堡店，我听岳老师用英语点餐，就问她会不会荷兰语，她摇摇头。我有些吃惊：“有时会不会不方便？毕竟是在荷兰……”

“阿姆斯特丹的英语普及率极高，一点问题都没有，”她笑了一下，“荷兰语在乡村使用比较多，可我也很少去。”

我暗暗有些感慨，我这一路从东向西的旅程，英语的普及率也在逐渐上升，这是一个微妙的指标。不说外语的俄罗斯，老语言新文字的土耳其，语言古老的意大利，为自己语言骄傲的法国，以及法语和荷兰语并存的比利时，其实都没法大大方方地说英语，到了荷兰，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却似乎没什么是不可以的。既然这里外来人太多，不妨就说一种普及率最高的语言，这样一来，语言跟文化认同、民族身份什么的，似乎就撇开了关系，只是一种信息的载体罢了。

吃完饭，我要去酒店放行李。我的行李箱超级大，现在已经是初夏，别人不知道我是从俄罗斯过来的，里边还装着羽绒服等冬衣。

我又试着叫Uber（优步），很奇怪，在荷兰Uber又可以使用了。我完全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到底是政治的还是技术的。

到酒店大堂，我看到了很多中国面孔。这个酒店是我在网上自己找的，分数很高，打分的大多是中国人，这让我感到安心。

把行李放下，岳老师建议乘坐地铁去市区，这样可以随意散步看看。这甚合我意，这是我此番行程的最后一站，完全不急，越慢越好。

地铁站就在酒店大楼的一侧，走进去后，倒是颇为崭新，这在欧洲绝对算是领先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地铁不用买票，直接用信用卡一刷就行了，哪怕我手持的是中国信用卡也没问题。信用卡直接变成了车票，非常方便。

国内早已开始用二维码检票，手机一扫即可，很方便，但没想到的是，这对于外国人其实是不大方便的。今年初，我在中国见到好几位汉学家朋友，他们就觉得不习惯。我仔细询问后发现，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消费障碍。国内的支付系统太便捷了，很多商店都没有刷卡机，导致他们没法使用信用卡。我建议他们将银行卡捆绑到支付软件上就可以了，但他们说境外的卡没法捆绑。他们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索性拿着现金去买东西，想着这样总没问题了吧？可很多商店，尤其是中小型商店，都没有足够的纸币找零。

我当然相信这只是暂时的问题，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障碍肯定会被克服的。

我们坐地铁重新回到了中央车站。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中央车站就是阿姆斯特丹的心脏。从这里，无数的线路延伸向城市的各个角落。阿姆斯特丹的市区呈扇形结构，而中央车站就如同扇子的手柄一样，所有的道路都会汇聚于此。

这种感觉很奇妙，旅程仿佛重启，再次从原点开始。

“想去哪里走走？”岳老师问。

“随便，哪里都是新鲜的。”

于是，我们就这么随意走着，聊着荷兰和文学，然后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狂欢”——这里的人太“嗨”了！何止是在楼顶上荡秋千，还有人在狭窄的河道里划独木舟，有人大白天站在酒吧门口喝啤酒，还有彪形大汉穿着女装短裙招摇过市……城市的建筑保持着几百年前的样子，而人们陷入了后现代的狂欢。古典与疯癫融合在一起，让彼此更加鲜活。

我的宿醉还没彻底消退，全身软绵绵的，走了一会儿后便感到困乏了，于是指着路边一家咖啡店（coffee shop）说：“我们去喝一杯吧？”

没想到岳老师笑了，她说：“这种不是你想去的咖啡店，而是吸大麻的店。”

我一听——大麻，深感震惊，心想这不是毒品吗？

“在这里是合法的。”

“这玩意儿不会上瘾吗？”

“不会，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你……”我不知道这样问会不会涉及隐私。

“当然，这里几乎每个人都试过，但我没什么兴趣，当时只觉得恶心，想吐。”她看了我一眼，“你要不要去试试？”

“不了， 不了……”我急忙摆手，我听她说恶心，上午晕车的恶心感立刻回来了，这让我对这些东西深感厌恶。

“其实满大街都是这东西的味道。”

“怪不得呢！我经常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这时，一个皮肤黝黑的哥们走了过去，他边走边吸，一股发酵的煤烟味扑面而来，我差点吐了出来。

“其实不能在公共场所吸食的，”岳老师摊开手说，“可他们都习惯了。”

我慢慢了解到，在荷兰，coffee shop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概念，它与普通咖啡店（café 或 coffee house）有明显区别。在这里，coffee shop是一种可以合法售卖和消费大麻的场所。这种店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顾客可以根据菜单选择不同种类、剂量和药效的大麻制品。

这时，我们又经过了一家店铺，上面有毒蘑菇的照片，以及价目表。我一时难以置信：“怎么……毒蘑菇都可以卖？不怕出人命吗？”

“严格控制剂量的，不会致死。”

“为了体验幻觉，也真是拼了。”我连连摇头。

“在这里，有的人会不定期炖毒蘑菇吃一吃，体验一些奇怪的感受，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岳老师指着门口的一张表，“你看，这上面会详细介绍毒性情况，从低到高排列，任君选择。”

在毒蘑菇的下方，还摆放着黑色的面包，岳老师说里边掺了大麻，有些人喜欢早上起来吃一块这样的面包，用来“提神醒脑”。我想想那样的场景都觉得瘆得慌，感到生命被毒品控制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毒品的恐惧和憎恨是刻在骨子里的吧。即便当地认为这属于合法的精神致幻剂，但我的这种观念也是难以改变的。

不停地穿过河流与桥梁，要在中国，这样宽度的小河估计早被填平了，然后在上边修建起崭新的柏油马路。我似乎已经很难对此作出评论，我既想享受小桥流水人家，又想享受宽阔的大道。既要，又要，还要，这真的是当代的思维方式吗？你可以把我这心理活动当成是一个玩笑，或者是一种反省。

我们来到了阿姆斯特丹最大的书店，里边主要以英文书为主，我看到喜欢的库切占据了不少“席位”，方知库切在荷兰大受欢迎所言非虚。库切（J.M. Coetzee）出生在南非，他的祖先是荷兰人，在17世纪末从荷兰移居南非，是殖民者，他的姓氏“Coetzee”就源自荷兰语。他的小说探讨了殖民者的当代困境，这种困境让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可以安心的地方。他先是从南非到了英国，在IBM工作，后来又到美国读博，成名后却选择在澳大利亚度过余生。我无法理解他的选择，从天涯海角的南非，漂泊到了同样天涯海角的澳洲，他似乎想要离开边缘之地，但又最终回归边缘之地。他为什么不回荷兰呢？难道荷兰会随时提示他血液当中祖先殖民的记忆吗？还是荷兰人的航海基因在冥冥中指引他往更远处去，从而体验殖民者变成流亡者的宿命呢？

在主厅旁的小区域陈列有荷兰语书籍，我在这里看到了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的荷兰文版。这本小说在国内出版至今差不多有八年了，即便信息飞速传播的今天，文学的传播依然是一场漫长的旅行。这八年，世界变化巨大，语境的颜料早已剥落，历史的苦难不知将在何处栖身。

从书店出来，岳老师说旁边还有家旧书店，问我想不想再去看看。我对旧书店很有感情，故而欣然前往。这家旧书店的主人相当热情，英语说得极溜。楼层低矮，每一层的书架都通到天花板，还有两层地下室，也都是书，绝大部分都是英文书，你不得不承认英文在现代文明的构建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毕竟宿醉过，终于疲惫不堪了，便坐在书店前小广场的椅子上休息。但这种疲惫感竟然跟阿姆斯特丹如此匹配：一个宿醉的人就该来阿姆斯特丹休整身心。甚至可以说，阿姆斯特丹就有一种宿醉的气质。

就在彻底放松之际，忽然，面前广场上走来一群人，有男有女，他们高举着牌子，我仔细一看，上面写着抗议以色列进军加沙。最令人吃惊的是，有个女士在脖子上挂了个牌子，上边用英文和希伯来文写着自己是犹太人，但她也反对进军加沙，要保护平民。随后，他们就绕着广场开始转圈子。有人驻足观看，可大部分人视若无睹。

我这一路也零零星星看了不少反对以色列进军加沙的抗议活动，但似乎没有看到关于俄乌战争的相关活动（当然，我只是个案，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

我们穿过一片大草坪，就到了梵高博物馆。建筑本身很有特色，主楼是荷兰建筑师赫里特·里特费尔德设计的，风格简洁又现代。后来因为参观的人越来越多，1997年又加盖了一个新侧翼，由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设计，椭圆形的结构特别有科技感。

我的心情有些激动，但不能急，人太多了，人们从全世界各个地方赶来，因此得先预约。预约成功后，我发现两天后才能获准进入。

想把这次旅程的最后一站定在阿姆斯特丹，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看梵高。中学时代看过欧文·斯通的《梵高传——渴望生活》，第一次如此内在地进入到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深处，让幼小的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慌，又有一种巨大的鼓励，那种鼓励很奇特，不像是老师的表扬，而是一种无端端地想要去创造些什么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