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视域中的“生态书写”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一部具有大量生态书写和民族风情的少数民族题材史诗性著作，彰显着鲜明的生态意识和民族意识。迟子建挣脱了文本的限制，将生态意识与民族意识融入文学创作当中，为我们呈现出一个鄂温克族独有的“生态世界”。本文主要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生态书写、民族意识、审美特点以及比较视野等几个方面来探寻文本隐含的深层民族文化内涵与生态价值意义，以期能为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创作研究提供一种参考。

一、生态书写的三重维度

《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一部鲜明的少数民族题材的生态小说，作品中生态书写的文本表现形态根据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中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等写作层面出发，可以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这三个维度。

一是自然生态。《额尔古纳河右岸》融合了“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蕴，书中一开篇就有大量的对于所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描写，除此之外，也充斥着月光、河流、白雪以及动植物等自然意象，这些具有强烈色彩和画面感的自然风物的集中出现，成为一种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表现方式。不仅如此，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还常常用这些自然意象来为人物命名，与大自然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人是自然的诗意呈现，自然是人的生命形态，呈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意蕴。例如，文中妮浩以“交库托坎”作为自己女儿的名字，用“耶尔尼斯涅”为小儿子取名，在敖鲁古雅，“交库托坎”是百合花的意思，而“耶尔尼斯涅”则代表着黑桦树。由此可见，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鄂温克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已经高度内化为一种对于自然万物的生命关怀。对于鄂温克人而言，他们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些自然生灵更是他们的亲密无间的朋友，它们直接参与到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当中。这种特定的设置，使得文章生态书写的自然生态文化内涵别具一格而又寓意深远。

二是社会生态。迟子建擅于通过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真善美，来展现蕴含其间的和谐相融的社会生态，这种真善美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主要表现为真诚宽容的人际关系和平等尊重的两性关系。而这一切都是基于鄂温克人从大自然朴素的生态观中得到的启发。生活在河流右岸的鄂温克人，融入自然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外在身体，还有他们的内在思想，长期生活于自然之中也影响了他们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价值观念。在他们的眼里，众生皆是平等的，不仅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共生的整体，人与人之间也是平等和无甚区别的。鄂温克人与人为善，无论是谁，当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受“悲天悯人”思想影响的鄂温克人都会毫无保留地帮助他们，甚至一次次地用自己族人生命的消亡来救助外来的生命。不仅如此，在鄂温克族中男女平等，没有因为分工不同而带来的对女性的歧视，他们根据男性与女性不同的生理特点而各司其职。鄂温克的男人们主要负责狩猎，当他们把猎物运回营地后，剥皮、卸肉、熟皮子的活儿则由女人来完成。男女分工明确，互相扶持，造就了营地上欢乐祥和的生活场景，并彰显出一种两性平等尊重、同荣共生的相处方式。

三是精神生态。迟子建被视为一个“潜在的生态文学作家”，她的作品一贯彰显着她始终坚守着的生态信仰，致力于追求生态系统的和谐，这也包括了人与自我层面的生态和谐。这种“精神生态”的实质内蕴就是鄂温克人与自我精神生态的和谐稳定，具体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对于幸福的追求上。在小说中，希楞柱里的一阵阵风声是男女之间最原始的情欲表达，混杂着虫鸣、蛙声和鸟叫，猛烈而又有力地在大自然中回荡。但这种自我精神的和谐更多是表现在他们面对灾难、疾病、死亡时所呈现出来的“大爱”精神。在小说中，大多数人物命运的终结都是以死亡为归宿的，而直接造成他们死亡的凶手往往是他们心存敬畏而又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在这片古老的森林里，大自然是鄂温克族赖以生存的家园，但同时，严酷而暴烈的雷击、白灾、猛兽和瘟疫，也带给这个强悍的民族种种苦难。面对大自然给他们带来的一次又一次沉痛的打击，鄂温克人始终表现出对于生命的坦然和死亡的平静。他们的生存哲学就是：人离不开森林。他们认为生命的起点是大自然，那么，死亡也要在自然中找到归宿，于是他们选择进行风葬，让生命最终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这样的死亡对于鄂温克人而言，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救赎：用返璞归真的方式来进行人类的自我拯救。

二、植根于生态书写的民族文化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体现了地域性的风俗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环境对一个边地族群精神面貌的塑造和文化特征的影响。因战乱而被迫从雅库特州的勒拿河迁徙而来的鄂温克“使鹿部”长期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森林里，过着独具特色的放养驯鹿的狩猎生活。大自然孕育了天地万物，不只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更是为他们提供了生活的场所和必需的资源。于是，基于这些特殊的生态环境和浓厚的生态底蕴而形成的一系列民风民俗构成了鄂温克族的民族文化特征。

首先，表现在他们的精神信仰方面。在小说中，作者真实而诗意地再现了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鄂温克人的生活、生存状态及精神信仰。鄂温克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为对动植物崇拜的自然崇拜，以及与原始氏族社会存在结构密切相关的萨满崇拜等。

鄂温克族作为一个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驯鹿，无论是上山狩猎还是日常生活，驯鹿都是他们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是守护神一般的存在。“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对于鄂温克族人民来说，狩猎和放养驯鹿是延续生物生命的主要方式。驯鹿不仅与鄂温克族的生活息息相关，更与他们的生存密切联系—不仅是鄂温克族人民生产的工具，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伙伴，他们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和谐共处的生存状态。此外，萨满是鄂温克族原始宗教信仰精髓的缩影，揭示出鄂温克人民灵魂深处的独特气质。无论是祭神还是婚礼，抑或救人的危急关头，凡是与鄂温克族重大事件有关的场景都必然伴随着萨满的歌声和舞姿。因此，萨满在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跳神或者祭祀的仪式，为病人治疗伤痛，为氏族消除灾祸，为新人送上祝福，为死者虔诚祈祷。但这也遵守着万事万物此消彼长的自然法律，萨满每挽救一个生命就意味着会有另一个生命代之死去，比如驯鹿仔代替列娜死去、交库托坎代替马粪包死去。可以说，鄂温克族的每一任萨满都是自然界天生的精灵，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们能够承载宇宙万物的力量，与自然融为一体，生于自然，死于自然。

其次，是当地特色民族风情的形成。鄂温克族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作为一个生活在边地的游牧民族，鄂温克人创造了具有生态审美特征和地域特色文化的民族艺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述中，鄂温克族的民俗风情也颇具特色。迟子建用自己或诗意或细腻的笔触，形象地传达出边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形态。这是由他们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他们的饮食起居、衣着服饰、婚丧嫁娶等，无一不与其生活的生态环境有关。

鄂温克族的食物来自狩猎。生活在大兴安岭的他们，享受着漫山遍野的野果和野菜，如柿果、稠李子、蘑菇、老桑芹等，渴了便喝鹿奶、桦树汁以及自己酿造的酒，还有许多肉类补充营养。多余的肉也采用最原始的方法“晾晒”保存，既香脆又能长久放置。小说中还在维克特和柳莎的婚礼仪式上对他们的婚宴食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字里行间隐含着鄂温克族丰富而自然的饮食文化。在高寒地区的原始山林中，鄂温克族的衣着服饰主要来自狩猎的动物的皮毛，通过加工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如狍皮长袍、鹿皮靴子、豹皮手套等。他们甚至还会在皮毛上绣各式各样的花纹来丰富他们的衣饰文化，如鹿角纹、树纹、水纹、火纹、云纹等。除此之外，风葬是鄂温克人独特的丧葬方式，参加葬礼的除了部落的人之外，还有四棵扮演“棺椁”角色的笔直且呈直角相对分布的大树，这种通过风葬而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的方式，体现出鄂温克族“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念。无论生老病死，他们都与自然保持的不是对抗，而是水乳交融的关系。

三、边地小说中生态书写的审美价值

在以往具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倾向的文学作品中，生态世界往往是缺席的，或单纯只作为人们活动的“背景”而存在，又或是纯粹可消耗的资源出现在人类社会中，毋庸置疑地处于沉默失语的状态和消极被动的地位，故而人与自然的丰富又神秘的关系在这些作品中被冷漠的遮蔽。在现代文明进程加速推进，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今天，人类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人类社会与生态世界之间的对立关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应该怎样和谐相处，由此催生了生态文学。尽管如此，在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的今天，生态文学式微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汉族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处处体现着“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凸显了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边地民族的关注，把少数民族带向了更广阔的阅读视野和认知空间。他们在寻迹边地族群的精神文化的同时，也为生态文学开拓了新的天地，以其独特的跨族别写作，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生态文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与同样作为生态文学代表作品的“山珍三部曲”相比，迟子建虽与阿来在生态景观和自然意识凸显的主体选择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在精神内蕴方面却大同小异—“万物有灵”的观念是它们的文化主题。不难发现，在迟子建的笔下，鄂温克族与他们所生存的生态世界是融为一体的，他们居住的希楞柱是由树干围绕而成的，看得见星星和月亮，听得到虫鸣和鸟叫。在小说中，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山川、星月、河流、动植物都是有生命灵性的，迟子建塑造了与自然神心灵相通的萨满来展现大自然的神秘力量。通过对神灵的祈祷，人们可以治疗伤病，可以起死回生。但自然的法则也是平衡的，自然界道德伦理的崇高，集中表现在对自然法则的尊重和自我的牺牲精神上。新任萨满妮浩为了挽救他人的性命，只能牺牲自己的孩子—她的小儿子，为了救活一只畸形的驯鹿，在河流中不幸身亡；而她自己，则是为了给族人祈雨，最终耗尽了生命。

我们可以看到，迟子建的生态思想使其作品蕴含了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涉及生态美学研究的各个维度，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歌颂的是集体无意识的原生态精神思想，这本身就是面向过去的写作，向历史上游溯源，是向着自然生态的写作，是一种渴望文明的回归。以有知走向无知的方式用人类传统文明的历史来反思人类现代的文明，加之迟子建跨族别写作的倾力呈现，使得《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少数民族生态书写与文明的展望成为当代文学中思考生态危机与人类精神危机的典型范本—不仅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等书写层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而且凸显了生态美学意义上“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独特意蕴。如今，人类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精神危机日趋严重，迟子建这种基于自然万物灵性的体验，带有强烈的现代文明批判意识和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跨民族生态写作，无疑对我们重新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呼唤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重返大自然的怀抱，热爱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寻求诗意的栖居方式等，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意义，使我们在这个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的社会，隐约看到了人类诗意栖居的微弱星光。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用一种类似民族志的方式书写了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将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融汇于生态背景之中。就其创作的姿态来说，从对边地民族的诗意书写发展到生态文明的现实关怀，其精神内核是呼吁人们重新思考如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充盈着丰富的生态意蕴，有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也有对万物生灵的呵护与体贴，赞颂人类对自然的尊重与关爱，渴望宇宙万物和谐共生。其中的生态书写不仅仅停留在对原始风景的描写，更是将目光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状态。透过这部作品对边地自然生态的书写和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真实再现，我们既接触到了鄂温克族人民的独特的民族风情和精神内核，也更好地理解了迟子建用富于民族特色的生态写作内涵，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