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讲学家形象

《阅微草堂笔记》作为纪昀创作的笔记小说，是他以“著书者之笔”写“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的作品的小说观的实践与体现。因此，这部作品不仅蕴含了作者著书立说的愿望，还体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真实态度。

在小说中，作者多次提到讲学家这一人物群体，纪昀对于这一群体给出了这样的定义：“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仇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实则争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四库全书总目》）而在小说中，他又从不同的侧面以或描写或议论的方式刻画了这个群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纪昀在乾嘉学风盛行的时期对讲学家、宋儒，乃至于理学的态度。

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讲学家刻画情况

《阅微草堂笔记》全书中有51则直接或间接地提及讲学家这一群体，其中包括以讲学家作为小说塑造的角色之一和对讲学家发表议论两种情况，整体情况总结如下表1所示：

当我们关注到与讲学家有关的议论部分，会发现其中大致分为两种情况：第一，通过作者或他人之口直接对讲学家加以评价；第二，通过将讲学家这一群体与他人对比，衬托出其他角色的某种品质，如作者在《滦阳消夏录》中为褒扬一名村妇的无私，写道：“此一村妇而能自制其私心，读书讲学之儒，对之多愧色矣。”而在以上两种对讲学家的议论中，纪昀是完全以他们作为反面素材来使用的，从中可以发现纪昀对讲学家群体的整体感情倾向是否定的、批判的。

然而，我们可以从表中第二列看出，虽然在纪昀笔下，讲学家的形象还是以负面为主，但是仍有部分角色脱离了这一感情基调，以不带有明确批判，甚至隐含着褒扬意味的形式出场，这意味着纪昀对讲学家这一群体乃至于他们所信奉的宋儒理学并不是持完全的否定态度的，对部分宋儒、讲学家身上的优良品质仍然给予肯定。

二、《阅微草堂笔记》中讲学家的形象特征

（一）固执与自大

在小说中，讲学家的固执主要体现为对程朱之学的异常坚持与过度崇拜，甚至认为它是唯一的真理所在，而其他教派都属于异端邪说。

具体来说，这种自大的排异现象主要有三种表现：第一，讲学家对信仰和传播其他教派的人持轻蔑和贬斥态度，这种态度在《滦阳消夏录》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他所写的“讲程朱之学”的塾师对前来化缘的游方和尚呵斥道：“尔本异端，愚民或受尔惑耳。此地皆圣贤之徒，尔何必作妄想？”第二，讲学家即使在已经亲眼见证了灵异现象的情况下，也坚称鬼神报应、谶纬预言是不存在的—“讲学家例言无鬼”。第三，他们认为“理所无者，即断其必无”，即以他们所掌握的理学可以解释所有的现象，否则这一现象就不存在。进而，他们对程朱产生了过度崇拜，甚至认为程朱之圣贤过于孔孟，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与之相对地，在上述的故事中，讲学家都得到了一定的报应。

但是，纪昀对讲学家的坚持也不完全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滦阳续录》中，他叙写了严先生坚持认为无鬼而战胜了鬼怪的故事—“盖执拗之气，百折不回，亦足以胜之也”。

（二）严苛与虚伪

讲学家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被纪昀最多诟病和批判的，就是其言行不一致的特征。一方面，他们“持论务严”，对他人的要求非常苛刻；另一方面，他们虽然在外以威严、苛刻的面目示人，但内心却是好色好利、道貌岸然的。

对他人而言，“讲学家责人无已时”这种行为首先是不合人情的，其次在这种要求之下，本来只是偶然犯错的人会因为这种评价体系没有给人以改错赎罪的出路而自暴自弃，反而走向邪路，而不能起到教化人向善的作用。对讲学家自身而言，他们本身就品行恶劣，而又以理学加以粉饰，更显其虚伪可恶。例如，在《姑妄听之》中，讲学家严某持“中表为婚礼所禁，亦律所禁，违之且有天诛。主人意虽善，然我辈读书人，当以风化为己任，见悖理乱伦而不沮，是成人之恶，非君子也”之辞，毁他人婚姻，逼得二人一疯一死，但真实的发心却是对女方心存非分之想。

（三）浮名与空谈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提出，讲学家群体中存在“讲学诸人好为高论之锢习”的特点，即讲学家喜好空谈国事、发表高论，而没有务实的作为和可实践的理论—这一点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直接指出：“儒之本旨，明体达用而已，文章记诵，非也，谈天说性，亦非也。”而其中，“谈天说性”就直指讲学家这一群体。《阅微草堂笔记》多次以批判和讽刺的态度写到儒生或“刺刺谈诗”，或争论不休，如论陆九渊、朱熹之间的得失的情节。

在这个时期，讲学家的空谈主要出于两种心态：其一是“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博取浮名虚利的心理；其二是理学家之间的学术存在不同之处，讲学家于是随之各立门派，互相争辩，彼此抨击，进而以争“是非”之名的，达到分“胜负”的结果。无论是出于何种心态，讲学家的谈论和研究都与纪昀观念中的儒家“明体达用”的目的相去甚远。

三、讲学家与纪昀的学术思想

上述对讲学家的塑造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纪昀在自己的学术观念下，对宋儒和理学的态度。对讲学家的叙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纪昀具有“辨汉宋儒术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为世所宗”（《纪文达公遗集》）的特点，这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讲学家与宋学

1.存天理，灭人欲

程朱的理学观念，一直有着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中心思想的“理欲二元论”观点，《阅微草堂笔记》中讲学家对他人的苛责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呈现。

对于他们所提倡的“天理”，朱熹的解释是：“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四书或问·大学或问上》）通过这种阐释，他将“理”与“天”统一起来，完成了包括“三纲五常”在内的“理”的客观化和自然化，进而强化了此类道德纲领对人的约束作用，达到了“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熹《朱子语类》）的程度，而这种“天理”就是讲学家借以责人的依据。这种观念长期以来广泛荼毒和戕害了一众百姓，甚至造成了“以理杀人”的后果。因此，后世对这一观念多有批评，纪昀亦是如此。在《滦阳续录》里，他发表了这样的议论：“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痴儿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由此，他重申了“人欲”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批评了讲学家“以‘于礼不可’为词”的行为，进而表达了对程朱理学的否定态度。

2.空谈鲜用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对宋学的指责化为了对讲学家尖锐的讽刺：“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可作药服否？”这种批评直接指向了宋学务虚而难以致用的缺陷。

虽然理学依然是一种以解决实际的关乎人心与政治的问题为目的的学术理论，但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理论是无法被付诸实践的。譬如，针对宋儒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论，纪昀就指出：“今一切弃置，而归本于齐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即炊土为饭乎？”从中可以看出这种以“格物”为理论基础，强调德行修养，继而起到治国之用的理论的荒谬性，这就表明了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所提出的理论都是难以符合“经世致用”的标准的。

3.门户之争

理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为主张“性即理”的程朱理学与主张“心即理”的陆王心学两个派别。陆、朱两个门派之间的争辩不仅影响了这两种主张在民间文人的认可度，更关乎着在朝的统治者对“正统”学说的定义和对当朝文人的看法。在历史的演进中，至乾隆年间，这两个派别的起伏大致呈如下趋势：“朱陆二派，在宋已分。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又久而厌陆学之放，则仍伸朱而黜陆。讲学之士亦各随风气，以投时好。”（《四库全书总目》）两派看似是学术之争，但在这争论过程中逐渐变成了门户之间的互相攻讦，学术理论在其中成了党派间诋毁对方的工具，这种辩论自然也就成了无意义的争论。纪昀借狐妖之喻写“盖门户分而朋党起，朋党盛而公论淆，轇轕纷纭，是非蜂起，其相轧也久矣”。门户之祸，诚然如此。

（二）纪昀与乾嘉之学

纪昀作为一名深得乾隆帝宠信，在朝中身居高位，乃至于能执当朝学术之牛耳的学者，他的学术思想注定是与官方所提倡的学术倾向，即当时的乾嘉学派保持高度一致的。而“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到乾隆朝，汉学派殆占全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纪昀所处的乾隆当政的时期，正是经学昌明，尚古之风盛行，汉学备受推崇的时期，纪昀也深受这一学风的影响。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一方面，由于纪昀对学术党争的厌弃心理，他试图通过兼论汉学与宋学各自的优劣来保证其学术立场的中立客观性；但另一方面，在当时学风的深度浸润之下，他的这种论述也是不可避免地暗含主观上的褒贬。这种态度在《滦阳消夏录》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至《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惟汉儒之学，非读书稽古，不能下一语；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其间兰艾同生，诚有不尽餍人心者，是嗤点之所自来。此种虚构之词，亦非无因而作也。”虽然原文意在考辨汉学、宋学的难易之别，但其实矛头直指宋儒的空谈之弊，并明确指出，在根本上，是宋学本身以“心悟”“研索”经典的特点导致了这种现象，而汉学作为注疏训诂之学，则起到了“然不明训诂，义理何自而知”的重要作用—他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学者，对汉学的推崇在这段论述中就可见一斑。

乾嘉学派主张，为了达到“期圣贤”的结果，儒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体达用”，而宋学这种“日日画太极图”的务虚之学与这种实学传统有违，与儒学的真谛南辕北辙。正是这种拒斥的态度，决定了他在小说这种私人创作中，在刻画讲学家这一与宋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群体时的形象塑造与情感倾向。

讲学家作为一个具有极大代表性和学术象征意义的群体，其存在与宋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从《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对这一群体的评价来看，尤其是在与汉学的对比之下，他的态度总体上是客观且带有批判性的。这种态度不仅反映了纪昀个人的学术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乾嘉学派学风的影响。通过对讲学家形象的刻画，纪昀不仅揭示了宋学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某些局限，也表达了对学术求真务实精神的追求。因此，《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讲学家形象，不仅是纪昀学术思想的生动体现，更是乾嘉时期学术思潮的一面镜子，为我们理解清代学术史的复杂脉络提供了重要视角。这一形象的意义不仅限于历史评价，更对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学风建设与批判精神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