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悲剧形象研究

安娜·卡列尼娜（以下简称安娜）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以下简称托尔斯泰）塑造的经典文学形象，其人格特质呈现出多重张力：美丽又高傲，热情又叛逆。在虚伪道德体系构筑的压抑环境中，安娜始终保持着对自由的本真追求。当内心火焰被唤醒时，她选择以最炽烈的方式践行生命意志—即便最终被社会规训的寒潮吞噬，在铁轨上终结年轻生命，其精神品格仍保持着超越性的纯粹。这个兼具美学价值与思想颠覆性的形象，通过生命热力与社会禁锢的终极对抗，持续引发着跨时代的阅读共鸣。

当安娜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女时，便由姑母做主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省长卡列宁。八年枯燥乏味的牢狱般的生活窒息了安娜生命中隐伏的爱情。和伏伦斯基相遇，安娜芳心萌动，二人一见钟情。长期受压抑的处于沉睡状态的爱的激情被唤醒了，安娜仿佛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然而，幸福总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亲情与爱情的抉择让她进退两难，周围的舆论压力、虚伪的道德束缚使得她几近窒息，陷入了极度痛苦的矛盾旋涡中。此时的她变得弱不禁风、无端猜忌、恐惧多疑，把爱情当救命稻草。然而爱人最终也弃她于不顾，她终于一无所有，无去无从，只好选择让迎面而来的火车碾过她柔弱的身躯，为自己年轻的生命画上一个无奈的句号。

安娜是托尔斯泰倾注了全部心血塑造的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优秀的贵族女性形象，她仿佛苍野凋零百草衰的俄国社会里一株含苞待放的花儿，还不曾完全绽放生命的热情，却已被无情地摧残，寂寞地凋零了。无疑，她的结局是悲哀的，是引人怜悯和深思的。一百多年来，文坛上众说纷纭。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读者，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这一文学作品，来审视这一悲剧人生，来思考让美丽寂寞凋零的罪魁祸首。

一、关于安娜的美

安娜是生活在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一个贵妇形象，在作品中，她俨然是美丽的化身，她的美丽贯穿了整个作品的始末，甚至可以说是作品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她不是一般的美，而是惊人的美，不仅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更有优雅卓越的气质。

当伏伦斯基第一次看见安娜的时候，便被她与众不同的气质所吸引了，他“忽然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那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妩媚，而是因为经过他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作者通过伏伦斯基的眼睛来极力张显安娜惊人的美，“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他的脸”。她回眸一笑百媚生，伏伦斯基发现她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托尔斯泰的语言常常朴实无华，然而在此他却一反常态，运用极华美、极精致的语言来述说安娜的美艳绝伦和动人气质。

之后，作者继续运用侧面描写，通过众人的眼睛、众人的赞美来展现安娜的美丽。首先是伏伦斯基的母亲非常喜欢安娜。其次是安娜的情敌吉蒂，她一方面嫉妒安娜夺走了她倾心的伏伦斯基，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被安娜脱俗的美所吸引，她眼中的安娜十分纯朴，有如出清水的芙蓉般的美丽。她觉得安娜身上有那么一个她自己所不能企及的，崇高的，复杂而又富有诗意的世界。甚至吉蒂的丈夫列文，从前曾经因为那些不好的传言严厉地指责过安娜，然而当他真正见到了安娜的时候，所有偏见都在一时间化为乌有，在与安娜相处时他觉得轻松而愉快。二人的一见如故甚至引起了吉蒂的嫉妒和醋意。

外表美丽的女人往往由于内心世界的贫乏而被戏谑地称为“花瓶”，然而安娜却不是这样。如果说一种美足以动人心魄的话，那么这种美必然是源自灵魂深处纯净天然一尘不染的美。身处那样一个虚伪道德弥漫的世界，她却“出淤泥而不染”（周敦颐《爱莲说》），永远保持着自己独有的那一份天真、热情与善良。她热心地去调解哥哥嫂子的矛盾，她设身处地为嫂子着想，同情着她的遭遇，同时也劝她以一颗宽容的心原谅哥哥，因为“有足够的爱来原谅他”。在她的眼里，世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不染一丝污垢，她懂得用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

安娜心地善良，有一颗怜悯之心。刚出火车站，看到压死人的惨象，安娜的嘴唇在颤抖，努力忍住不哭出来，她感受到一种生命无常的痛苦，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人。

同时，安娜还是美貌与智慧的化身。她气质高贵，舞姿翩翩；她博览群书，懂得绘画、建筑与美学，是一个睿智的知识女性。伏伦斯基经常向她请教农业建筑、体育运动方面的知识。她资质优雅，俨然一个社会上层的“大家闺秀”；她有着出众的社交能力，侃侃而谈，落落大方，有种特别的亲和力，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每个与她初次见面的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被她的聪慧与气质深深吸引，都希望与她结识。

从我们这些读者的视角来看，安娜最可贵的美在于她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在于她对传统伦理和虚伪道德的叛逆与挑战，在于她对爱情奋不顾身的执着向往与追求，在于她面对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在于她热爱自由的信念与追求幸福的勇气。

恋爱中的女人是最美的。当嫂子看望安娜时，“在安娜脸上发现那种只有当女人在热恋时才会出现的昙花一现的美，因而感到十分惊讶”。安娜迫不及待地告诉嫂子，“我……我实在太幸福了。我身上发生了奇迹。我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吓得死去活来，突然醒了过来，却又觉得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我清醒过来了。我经历了痛苦和恐惧，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特别是自从我们来到这儿以后，我实在是太幸福了！”可见，自由与幸福之于安娜，远比那不绝于耳的非议，和那所谓的伦理道德来得重要。

安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的典型，她的魅力不仅来自她美丽脱俗的外表，更来自她内心世界的搏斗—封建理性与自由情感的搏斗。正是在这种搏斗里，她的生命冲动迸射出动人的光辉。这勃勃的生气、旺盛的生命力、炽热的情爱，正是安娜性格的核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暗示了她全部的性格冲突和悲剧性命运。

二、美的凋零—安娜之死引起的思索

最终，勇敢的安娜还是没能挣脱悲惨命运的枷锁而获得自由与幸福。她的悖逆的行为无法被当时的上流社会所容纳，以致亲友一一疏远了她，骨肉被迫分离，她失去了做一个母亲的资格，甚至连她深爱的情人也狠心地抛弃了她，她变得一无所有，唯有选择独饮一杯寂寞，怀抱着无尽的苦楚，静静地离开这个让她伤心让她绝望的世界，去寻求灵魂的解脱。托尔斯泰让安娜的美极力绽放，又让安娜的美一点点寂寞地香消玉殒，“无可奈何花落去”（晏殊《浣溪沙》）。面对美的凋零，读者怎能不黯然神伤，陷入深深的思索。

首先，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那么安娜的悲剧结局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她自身的矛盾性格。安娜性格特征的矛盾性是由两种思想冲突引起的，即争取自由的爱情和个人的幸福，与遵守贵族道德原则、屈从宗教势力，这两种思想经常在她的头脑中斗争着，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使她长久地在矛盾冲突中挣扎着，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煎熬。

一方面，安娜作为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不甘寂寞，内心有着对爱情的渴望与向往。与伏伦斯基相爱之后，她的生命一下子由暗淡无光变得激情飞扬；但同时，爱情也给她带来了不幸，使她在矛盾中挣扎，精神上承受着莫大的痛苦。她要争取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同时又为自己的越轨行为感到羞愧不已，认为这样罪孽深重，这样咎无可辞。尽管她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但又不理解为什么是这样。

面对丈夫卡列宁，安娜一方面憎恶他、鄙视他，忍受不了他的虚伪；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是个好人”，同情他的处境，为他的痛苦而感到难过。面对情人伏伦斯基，安娜内心的矛盾冲突也是十分明显的，她非常怕失去伏伦斯基的爱情，感激他为自己牺牲了“锦绣前程”，同时她又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痛苦都归罪于他，因而用猜疑、嫉妒的眼光去看待他，使他与自己疏远。面对谢廖沙，安娜的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她无私地深爱着自己的儿子，难以割舍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然而当亲情与爱情针锋相对的时候，何去何从，成了她一生都难以果断作出的抉择。面对她生活的这个虚伪道德的阴霾笼罩下的社会，她无疑是充满了鄙视与憎恶的，她力图摆脱它的桎梏，然而又缺乏一种力量去克服这个社会在她身上烙下的印记。

此外，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安娜是众多女性中拥有独立意识的一位，是众多仍未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女性中一位新型女性，她毅然地争取与她不爱的丈夫卡列宁离婚，大胆地追求爱情与自由，这一切都体现了她的进步性。然而，安娜这种独立与进步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她把伏伦斯基当成她生命的一切，把爱情当作她的救命稻草，她的一切都依附在这段没有未来的恋情之上，于是，当这株救命稻草在风雨中飘摇，生活的希望便摇摇欲坠了。

纵观她的一生，安娜都是在勇气与胆怯、坚强与脆弱、无畏与顾虑、个性自由与伦理羁绊等一系列矛盾斗争中苦苦挣扎，用她柔弱的身躯承受着内心强烈的煎熬。愈是临近悲剧的结局时，安娜的这种矛盾复杂的性格就表现得愈加尖锐深刻。当矛盾愈演愈烈，不可调和，最终至于激化，安娜的一生便画上了哀婉凄绝的句号。

其次，安娜生活的19世纪俄国社会，虚伪的上流社会道德和冷酷的官僚世界作为外部原因，不可避免地促成了所有矛盾的激化，最终将可怜的安娜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围绕着上流社会三个虚伪阴暗的社交集团而展开的：“一个是卡列宁的政治官僚集团，系钩心斗角、结党营私之徒。另一个是莉姬娅·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的集团，是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第三个是培脱西·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集团，是一些腐化放荡和撒谎成性的男男女女。”（李明滨《世界文学简史》）安娜的失败，就在于她不愿意像上流社会的妇女们那样逢场作戏、过虚伪的两重生活，她要光明正大地爱，要为自己的真情而活。她大胆公开了自己和伏伦斯基的关系，正式向卡列宁提出了离婚。而这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与她生活的那个上流社会格格不入。

安娜之所以不能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她爱上丈夫以外的男子，而是由于她竟然敢公开这种爱情。与丈夫的公开决裂，与情人的私订终身，她的行为不仅触犯了卡列宁的利益，而且破坏了男权社会的家庭道德，触犯了整个上流社会的利益，引发了公愤，这种不体面的行为是对传统道德的公然蔑视，是对上流社会的公然挑战，于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整个上流社会的排斥与惩罚。

卡列宁用法律和责任为幌子拒绝离婚，无情地折磨着她，阻止母子相见，剥夺了她心爱的儿子；以公爵夫人为首的社交界对安娜关闭了所有的大门，指责她是犯罪的妻子、堕落的女人，他们联合起来制裁这个敢于越轨的妇人；昔日的好友反目成仇，一一离她而去；爱情的破裂使她彻底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根基。她被整个世界抛弃了，没有一处立足之地。就这样，整个社会无情地杀死了她，一个美丽的生命在冰冷的铁轨上霎时间灰飞烟灭，留给人们的是深深的思索。

三、安娜悲剧的社会现实意义

在斯拉夫传统价值主导的社会语境下，俄国妇女群体深陷结构性压迫体系中。当社会意识形态将“柔忍”“顺从”塑造为女性美德的核心要素时，她们的生存法则中便失去了拒绝的权利。长期的精神压抑使多数妇女呈现出三重生存策略：安于现状的沉默、逆来顺受的惯性，以及无条件的服从。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安娜的觉醒无疑是颠覆性的存在。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安娜不愿就这样被生生地剥夺了爱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被生生地扼制了埋藏在心底的那团生命个性的火焰，她想要不顾一切地燃烧，想要尽情无悔地释放，即使灵魂只能如昙花一现般地闪耀，终究也胜过行尸走肉般地消磨漫漫一生。迫不得已走上绝路时，安娜仍然用满腔悲愤痛斥着这些虚伪的谎言、这些不堪的罪恶，这便是她的反抗。

安娜的反抗虽然失败了，却如棱镜般折射出俄国贵族社会的道德伪善性。她的个体毁灭实质构成了对旧秩序的双重解构：既揭示出封建伦理对人性的系统性压抑，又通过死亡仪式冲击了其意识形态基础。正如花朵凋零时释放的芳香，安娜形象的文学永生性正在于—当肉体湮灭于铁轨之下，其反叛精神已成为瓦解等级制度的精神催化剂。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以她的个性和追求点燃了生命的激情，她的美丽与高洁，在黑暗中如同烟花一般尽情地绽放，挥洒着生命的热情。她的叛逆与抗争震撼了整个黑夜，她瞬间的香消玉殒却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