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山里的中国

要说秦山核电的故事，不得不从“二机部”说起。

“二机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是1952年为分拆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的职能而设立的，主管兵器、坦克、航空工业。

1956年11月16日，经毛泽东同意，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方案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审议通过，因保密需要，最终定名为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

1958年2月，经国务院同意，将相关部门的机构、人员、职能陆续归到二机部。从此，二机部成为全国原子能事业的统管部门，统一领导和管理核科学技术研究、核武器研制、核安全防护等。

1982年，国务院机构实行改革，决定将二机部的性质对外公开，并将其改名为核工业部。1988年，核工业部改名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简称中核总），向企业化经济实体过渡。1999年7月，中核总改组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简称中核集团）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简称中核建设集团），完全采用企业化经营管理。

“六亿三，学个乖”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出现能源告急的问题。1970年2月初，周恩来听取上海市领导汇报工作时，明确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上海和华东地区用电问题，要靠核电。”2月8日，上海市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确定有关部门实施“728工程”。

其实，国家提出建设核电站的设想并不晚，与发展“两弹一艇”（核弹、导弹和核潜艇）是同步的。然而，从设想到实现，有时看似一步之遥，却需要几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1971年秋的一天，被下放到湖北荆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已有两年时间的欧阳予，忽然接到一封“急速回京”的加急电报，电报是二机部发来的。那时候没有高铁，乘火车从荆州到武汉，再从武汉到北京，要三四天的时间。欧阳予刚从北京站下车，来接站的同志就把他送到了位于三里河的二机部副部长刘伟的办公室。

两人多年不见，寒暄了几句后，刘伟就用严肃而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欧阳予，说：“中央决定在华东建一座核电站，要一个电站设计的技术负责人，部里推荐并报请中央同意，由你担任技术负责人。”

欧阳予来不及多问，也来不及多想，就答应了。他没有忘记，1955年夏天，他还在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攻读热电厂自动化专业博士研究生时，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找到他，希望他做好转向原子能专业的准备。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一年恰好莫斯科动力学院开办了核电站专业，欧阳予从此与核科技事业结缘。

1958年，欧阳予作为中国方面的反应堆工艺设计总工程师，与其他同志一起，赴苏联参加中苏合作建设我国第一座核反应堆工程的初步设计。可没想到，设计工作刚刚起步，苏联“老大哥”就终止了合作，欲扼杀中国核工业于襁褓之中。不过，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1966年，我国自行建设的第一座核反应堆顺利投产。

想起这些往事，欧阳予感慨万千。现在，他终于又听到了核工业的召唤。

来到二机部所属“728工程”研究设计院（即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上海核工院）担任总工程师、总设计师，44岁的欧阳予精神十足，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他反复思考中国第一座核电站该如何自主设计。就在这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第三次会议。欧阳予迅速将这次国际会议的英文资料调出来，认真阅读，发现压水堆技术成熟，结构严谨，安全性较好，具有可操作性。

那时，上海市方面已经基本确定“728工程”采取熔盐堆的堆型设计方案了。熔盐堆是一种液体燃料堆型，以熔化的氟盐混合物为燃料、石墨为慢化剂，既能发电，又能把钍-232、铀-238转化为裂变燃料，利用率比较高。然而，这仅仅是理论。哪怕在核技术十分先进的美国，熔盐堆也尚处于研究阶段。更重要的是，熔盐堆的放射性很难封闭，熔盐对主管道的腐蚀性很强，若要运用到实际中，还不具备可操作性。

是搞熔盐堆，还是搞压水堆？欧阳予犯难了。就在这时，欧阳予受邀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研究核潜艇的彭士禄。于是，欧阳予在会议间隙，把“728工程”设计方案遇到的争论、自己搞压水堆的设想，向彭士禄和盘托出，希望他能帮压水堆方案说说话。

豪爽耿直的彭士禄一口答应：“好！我到上海放他一炮。”

欧阳予为什么请彭士禄帮忙？彭士禄是何许人也？

彭士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的儿子，更重要的是，他是刚刚下水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是核反应堆设计领域的权威。

中国建造核电站，究竟该走哪一种技术路线？

毫无疑问，彭士禄有发言权。

1972年4月，彭士禄到上海处理核潜艇设备的后续问题时，上海“728工程”筹建处主任赵嘉瑞和上海核工院的缪鸿兴等人找上门，请他参加“728工程”堆型方案的讨论会。

次日，彭士禄准时出现在上海南昌路的科技会堂小礼堂。

讨论会充满了火药味。争论双方先小声后大声，从叽叽喳喳变成了吵吵嚷嚷，争得面红耳赤，以致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彭士禄不说话，边听边记。

夕阳西下，人们期待着彭士禄最后的发言。

彭士禄旗帜鲜明地说：“中国压水堆技术成熟，我们核潜艇采用的就是压水堆嘛！核电站为什么不利用这个现成的经验与原理，偏搞无把握的熔盐堆？我不反对研究先进堆型，问题是我们目前没这个能力。”

大多数与会工程技术人员赞成彭士禄的意见，提出了建设10万至30万千瓦压水堆原型示范电站的意见。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后半年，美国宣布熔盐堆下马。于是，压水堆成为“728工程”的第一预备方案。

欧阳予回忆说：“选定堆型后，还要商定规模，最后确定为30万千瓦的规模。第一座核电站定为30万千瓦是很大胆的。苏联的第一座核电站是5000千瓦，美国的第一座核电站是9万千瓦。我带领大家在全国制造行业搞了实地调研，从设备制造能力、加工制造水平、核工业系统能力等方面得出结论，通过努力是可以搞30万千瓦的。此外，当时国内火电厂的机组能力也是30万千瓦，表明我国已经基本具备30万千瓦核电站常规岛（即核电装置中汽轮发电机组及其配套设施和它们所在厂房的总称）相关设备的制造能力。经过一年多的调研，1973年11月，二机部正式将压水堆30万千瓦的方案报到国务院。”

1974年3月31日，上海市“728工程”赴京汇报小组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压水堆设计方案。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相关领导出席了汇报会，彭士禄、欧阳予、缪鸿兴等人负责技术汇报。

下午3点，新疆厅的大门准时打开。“总理来了！”不知是谁小声地说了一句。只见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了过来，目光炯炯，精神矍铄，只是身形更加瘦削了。这个时候，彭士禄、欧阳予等人并不知道周恩来已身患重症。

“大家坐，大家坐。”周恩来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他缓缓落座，十分专注地微笑着打量了一圈。忽然，他眼神一亮，站了起来，缓步走到彭士禄身边。然后，他高兴地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彭士禄，彭湃同志的儿子。”

“哦。”邓小平走过来跟彭士禄握手，一脸的惊喜。

看到自己关心培养的烈士遗孤已经成长为国家的核物理学家，周恩来十分欣慰。

“好，现在开始汇报吧。”随着周恩来一声轻轻的吩咐，缪鸿兴抱着一卷图纸走到总理面前，把图纸摊在地上，开始汇报。

“你们坐下来说吧。”周恩来一边说，一边招呼工作人员，“搬一把椅子来，他站着讲，我们坐着听，这不合理嘛。”

缪鸿兴激动得心怦怦直跳，说：“总理，模型很小，要不请大家过来看吧。”

周恩来说：“好，我们大家围成一圈。”

在汇报堆型的选择时，缪鸿兴提到从熔盐堆改成压水堆，花了很长时间，争论了好久，走了不少弯路。

周恩来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轻声说：“那不要紧，试验嘛，总要经过摸索的。”

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周恩来特别关心核电安全问题，不停地提出疑问。

“如果反应堆出事故，安全壳会不会炸裂？万一壳子破裂了怎么办？”

欧阳予站起来，说：“核电站反应堆的结构和特征与原子弹完全不同，是采用低浓度裂变物质作燃料的，其可裂变物质仅有3%至4%的富集度，远远低于核爆炸所需的90%以上富集度，在极端情况下，都不可能像原子弹那样发生爆炸。”

“核电站排出的废物怎么处理呢？”

彭士禄解释，核电站放射性浓缩物将在电站经过严格的专业固化包装后，在专门的与生物圈隔离的中低水平放射性处置场采取深埋或放在山洞里的处理方法。

“会不会影响地下水？会不会给子孙后代造成危害？”

对此，彭士禄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来一再叮嘱道：“在核电站设计和建设的过程中，对其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应作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健康为原则。”他反复强调“建设核电站应该坚持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原则。

当听说核电站要扩大初步设计，人手不够时，周恩来马上问道：“刘伟部长来了没有？”

刘伟立即站了起来。

周恩来说：“你们马上派人去支援上海，越快越好！彭士禄，你们也派人去，谁去得快就受表扬，去得慢受批评。”

说到这里，周恩来又站起来，饶有兴致地走到核电站模型前，边看边问：“经费都落实了没有？”

欧阳予小心谨慎地回答：“总理，因为实验和科研开发以及提高设备制造能力有限，整个‘728工程’建设费用比较大，我们估算了一下，大约需要六亿三千万元。”

听完汇报，周恩来略微沉思了几秒钟，一挥手，说：“六亿三，学个乖，值得。”

汇报结束时，天安门广场已华灯初上。周恩来抬手看看手表，说：“已经7点多了，你们肚子饿了吧。请外地的同志留下来，我们一起吃个便饭吧。我请客。”

这顿晚饭其实很简单，四个菜，两荤两素，主食是油饼、稀饭。周恩来请欧阳予、彭士禄、缪鸿兴等几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与自己坐同一张桌子，亲切地和大家交谈，还不断地往每个人碗里夹菜。这时，大家关心地问道：“总理，您身体好吗？”

“不太好，晚上睡不着觉，手脚老是发凉，有时要喝点儿烧酒才能入睡。”周恩来真诚地说，“你们很年轻，更应该注意身体！”

谁都没有想到，两个多月后，身患重症的周恩来就离开了他工作生活了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到医院接受治疗，一面同疾病“苦斗”，一面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结束。

所幸中国核工业人没有忘记、也没有辜负周恩来总理的嘱托。

“728工程”被正式命名为

“核工业部秦山核电厂”

上海市漕溪北路502号，是当年上海轻工业大楼所在地，上海核工院就驻扎在这里。

1978年6月，上海市将筹建“728工程”的人、财、物全部移交给二机部新成立的“728工程筹建处”，筹建处的领导小组最初只有5个人，分别是来自八二一厂的陈曝之、四〇五厂的纪文顺、陕西省核工业局的谢恩吉、八一二厂的吉怀刚和二三公司的孙德林。接到二机部“火速进京”的电报后，他们在北京集合，领受任务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上海市漕溪北路502号。

陈曝之等人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728工程”找“家”。他们从二机部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曾组成联合工作组到上海、浙江、江苏选址，认为江苏江阴县长山可作为厂址。于是，他们把选址的第一站放在了长山。

十里长山，北依万里长江，地域开阔，人烟稀少，的确是建造核电站的好地方。但是，在与对方沟通过程中，恰逢美国三哩岛发生核电事故。核污染虽然没有漂洋过海，但影响到了陈曝之等人与江苏省领导的谈判，双方很难达成共识。

令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上海市政府非常积极，希望把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在上海境内，地址任意挑选。经过商量，初步达成的选址意向是奉贤县金山石化厂附近的海滩。

1979年初夏，陈曝之、谢恩吉带领十多位技术人员来到奉贤海边勘察。只见这里郁郁葱葱，景色宜人，但勘测人员接连打了3个地质探桩，钻头一直钻到地下70米，仍然见不到岩层。勘测人员知道，将这里作为厂址绝对不行，因为核反应堆的基础必须构筑在基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