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二三事

母子

1886年12月1日，天刚放亮，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乡李家湾的佃户朱家，壮劳力都下田干活了，28岁的钟氏在厨房里忙碌着，忽然腹部一阵坠痛，她停下手中的活计，洗了洗手，手还没擦干，下身就一阵剧痛，腹中的孩子随着羊水呱呱而降。钟氏用一件旧衣服胡乱将孩子包裹起来，放在一边，又胡乱整理了一下衣裳，就接着做饭。

下田干活的人陆续回来了，钟氏端上早饭，才转身回厨房，抱起嗓子早已哭哑的儿子，喂上第一口奶：“狗儿啊狗儿，赶紧吃奶了，吃了快快长大！”

这个小名叫狗儿的孩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朱德。朱德后来说过一句话：“也许是因为刚刚来到人间就挨饿的缘故，我这一生从来不怕苦，更不怕饿。”

钟氏是一位奇女子，出身贫寒的流动艺人之家，早早地嫁了人，成为朱家二儿子朱世林的媳妇儿。婚后，钟氏因身材高大结实，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不到10年，她曾经红润的脸就变得黝黑，纤纤玉手也变得粗糙。除了养家糊口，钟氏还为朱世林孕育过13个孩子，但只有6个男孩和2个女孩平安长大。在朱德的记忆里，钟氏未满40岁就已苍老憔悴。

钟氏大字不识几个，可十分明事理，且支持朱德读书、考取功名。20岁时，朱德考中秀才，逐渐闻名于乡里，他在母亲的际遇里，看到了中国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看到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他想走出去，其实多多少少和母亲有关。

后来，朱德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得到蔡锷的重用，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20世纪20年代，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时局影响，他曾一连10年未能修书回乡，直到出任八路军总指挥后，才得以与亲友恢复书信往来。对此，钟氏十分体谅，只希望肩负民族重担的朱德，能够在她身故前回乡见她一面。可惜的是，钟氏最终没有等到朱德归来。1944年2月15日，劳累一生的钟氏故去，享年86岁。噩耗传至延安，已过去一月有余。朱德默默流泪，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妻子康克清说：“我这一生，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未能守在她老人家身边。”

朱德始终认为，是母亲钟氏教给了他一生都受益不尽的优良品行。这种品行也被他融进了家风，用以教育儿女。

师生

9岁时，朱德随叔父搬迁到大湾村寨，遇到了老师席聘三。席聘三在当地很有威望，不仅学识渊博，为人也十分刚正、真诚、幽默。

朱德原名朱代珍，席聘三原名席国珍。两人初次见面，席聘三就打趣道：“你我虽是师生，却也是兄弟，都是‘珍’字辈的嘛！我叫国珍，你叫代珍，是不是？”一句话既打消了朱德的陌生感，也让他心生温暖，但朱德还是恭敬地向老师行了弟子礼：“先生是我的老师，是我的长辈。我家老人教导我，要尊师重道。我只能是先生的子侄。”

席聘三对朱德期望很高，希望他一生都能清清白白做人，还给朱德起了个学名“玉阶”，提醒朱德要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一步步登高向上。

在朱德的印象中，席聘三上课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且经常评论时事。下课后，他又恢复和蔼可亲的一面，与学生说说笑笑。这让朱德对处世之道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席聘三教授的内容不拘泥于四书五经，还有二十四史等，他也不排斥古典小说，家中藏书颇丰，朱德经常借去读。这些小说对朱德早期作战思维的养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朱德在席聘三这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富国强兵、科学救国。有一次，席聘三托人从成都带回一本欧洲人写的《数学》汉译本。全仪陇县没几人能看懂，席聘三也不懂，他带着朱德等一帮学生日夜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洋人确实很厉害，我们得向他们虚心学习。他劝学生有机会就要出国留学，跟洋人多学点儿科学知识。26年后，朱德真的去了德国留学，并在那里找到了革命的真理，走上了革命之路。

1905年，在席聘三的悉心教导下，朱德以“朱建德”的名字考上了秀才，但清朝宣布废除科举。

1909年，朱德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受户籍影响而落榜，他只能先入伍。此后，朱德接受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李鸿祥的推荐和建议，改名“朱德”，以云南临安府蒙自厅考生的名义报考，终被录取。

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后，朱德与学校教官、著名爱国将领蔡锷交往密切。朱德对蔡锷十分仰慕，课余常去蔡锷那里请教问题，阅读进步书报和一些关于作战与用兵之道的书籍。毕业后，朱德跟随蔡锷参加了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朱德后来回忆说：“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他对我有很大影响。”“他是现代军事科学早期最优秀的专家。”

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军事学堂，实权掌握在李鸿祥、李根源、叶荃、李烈钧、罗佩金等革命党人手中，他们都教过朱德。李鸿祥主讲步兵教程，朱德经常向他请教，两人逐渐成了忘年之交。1922年6月，朱德出国留学前夕，曾专程去南京拜访李鸿祥，李鸿祥资助了朱德两千元广东毫洋作为旅费，朱德也回赠他一尊乌铜马作纪念。

李根源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教官，后任总办（校长）。朱德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受到他多方关照。1922年，朱德出国留学前，在北京拜见了李根源。在他的鼓励和协助下，朱德顺利地办妥了出国护照。即使是抗日战争期间，两人也都有书信往来。晚年李根源曾写诗赞誉朱德的尊师美德：“华屋作舍馆，病院送良医；如兹美风仪，天下知重师。”

1957年2月，朱德到阔别35年的昆明视察工作，特地设宴招待曾在讲武堂一同学习、生活的同学、教官、同事以及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战友，被邀请的有李鸿祥等40多位革命老人。凡是教过他的老师，他都恭恭敬敬执弟子礼，说：“今天在这里能见到阔别30多年的老师、同学、同事，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天。我永远没有忘记培育过我的老师。云南是有革命传统的好地方，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第二故乡。”

兄弟

在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中，国家的状况并没有好转，朱德与好友孙炳文决定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共产主义道路上。朱德曾两次在孙炳文的引荐下拜访陈独秀，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均遭到陈独秀婉拒。

1922年10月，朱德历尽艰辛到达柏林，不久即见到周恩来，在张申府、周恩来的介绍下，朱德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除了孙炳文，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期间，曾与范石生、金汉鼎、唐淮源、朱培德、杨如轩等人义结金兰。这些人为朱德早期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帮助，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兄弟情义。

1927年1月，朱德受中共中央军委指派，前往南昌国民革命军第3军朱培德部工作。朱培德是云南禄丰人，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就读期间，与朱德并称“模范二朱”。

二人会面后，朱德敏锐地捕捉到朱培德欲扩充部队，培养军事骨干的急切心理，当即向他建议成立军官教导团。朱培德欣然采纳。他任命朱德为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并负责招收学员。朱德在学员中发展中共党员，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军官教导团虽然名义上隶属第3军，但实际上受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江西省委领导，成为中共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基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模范二朱”分道扬镳，但朱培德没有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而只是“礼送出境”。

为把南昌发生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6月，朱德决定先去九江，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赣北警备区司令金汉鼎处暂住。金汉鼎是云南江川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生。在护法和护国战争中，朱德、金汉鼎因骁勇善战在川南宜宾一带留下了“金朱支队惹不得”的民谣。两人不仅是拜把子兄弟，更是生死与共、祸福同享的亲密战友。长久的离别没有冲淡两人的情义，金汉鼎与朱德热情寒暄后，吃惊地问：“是什么风把玉阶兄刮来了？”“南昌刮了九级台风，铸九（金汉鼎的字）兄难道不知道吗？”朱德语意双关。第二天，金汉鼎派专人护送朱德等人去庐山，未几，朱德便安全离开江西去了武汉。

1927年8月3日，南昌起义失败，起义部队分批撤离南昌，朱德率军官教导团先行南下。杨如轩得知起义军要经过自己的防区，主动将驻军撤到城外让开南下大路，让起义部队顺利通过。11月上旬，朱德率起义部队移驻湘粤赣三省交界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这些恰好又是杨如轩的防地。朱德立即修书一封给杨如轩：希望老同学能沓起眼皮，把上堡借给我练兵三个月。杨如轩再一次不动声色地“沓起眼皮”。

在上堡整训期间，天寒地冻，起义官兵却仍着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无着落。朱德无意间从报纸上获悉国民革命军第16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到与江西崇义县接壤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经过冷静分析，朱德决定向拜把子兄弟、第16军军长范石生求助。

范石生，云南峨山人，曾与朱德秘密加入同盟会，一起参加护国讨袁战争。1926年，朱德曾在上海秘密约见范石生，范石生希望朱德到他的部队当军长，但被朱德婉拒。这一次，范石生接到朱德的信半个月后才回复：“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治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

1927年11月24日，朱德赶往第16军第47师师部驻地汝城，同范石生的代表曾日唯谈判。在友好的气氛中双方达成协议：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序列不变、要走随走的原则；朱德化名王楷，起义军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16军第47师第140团；按一个团的编制，军官5元、士兵3元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甚至行军锅、十字镐也予配齐。当朱德派人前来按协议领取饷弹被服时，军需处长唐凤翥不解地说：“范军长往昔对一枪一弹视如命根子，今天对这位王楷团长竟如此慷慨！”

后来，为酝酿湘南暴动，朱德在汝城召开中共衡阳地区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范石生也从不过问。

1928年初，第16军参谋处长丁腾将此事密报给蒋介石。蒋介石责令范石生逮捕朱德，押解南京；解除朱团武装。接到密电的范石生立即派秘书将蒋介石的密信出示给朱德知晓，同时，派侍从副官和军需处为朱德送来5万大洋。当时范部16军只有两个师，这是范石生准备用来扩编一个师的全部经费。侍从副官还捎来了范石生的亲笔信，范石生在信中特别嘱咐朱德，率部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以避免部队受损。

在万分紧急中，朱德率部离境。而范石生与朱德的合作也彻底激怒了蒋介石，范石生很快由军长降为师长，军衔也降为少将。1934年，范石生又被削去军职，只挂了个军事参议的虚衔。范石生干脆回了昆明老家，行医为业。

回忆这段经历时，朱德曾多次提到范石生，并一直对他充满感激之情。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战斗史座谈会上说：“由于我与范石生个人同学关系，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

甚至到了1960年6月，朱德和陈奇涵、杨至诚谈话时又一次提到了范石生：“我这一辈子遇到最慷慨无私的援助，就只有范石生这一次。否则很难说能剩下几个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