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矜贵气与市井俗气之间的生死博弈

以成败论英雄或许是我们惯常的评判标准，所谓成王败寇。但是，当我们看到英雄项羽自刎乌江，痞子刘邦高坐庙堂时，却不免为此深感意难平。

项羽的“贵气”与生俱来。“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楚国贵族的身份让他自视甚高，也一贯地以自我为中心。

秦始皇出游，他可以毫不讳言：“彼可取而代也。”一个人喜怒皆形于色，所言即是所想，其磊落可见一斑。在生死攸关的鸿门宴上，项羽之所以错失良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磊落和骄傲。项伯为沛公做说客时说：“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项羽轻易就许诺了，这个许诺的背后，是他认可击有功之人是不义的，同时也在展现着自己的“义”。他的磊落让他毫无城府地供出曹无伤，他的骄傲让他不屑于在宴会上搞暗杀，他的义让他对敌方将领惺惺相惜。一子错满盘皆落索，而项羽在“鸿门宴”中错的又岂止一着棋！

项羽是很迷信自身力量的。当然，他本身确实有着非凡的力量，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他曾向刘邦单挑，而刘邦根本不敢应战；他瞋目视娄烦，使其不战而败；他瞋目叱赤泉侯，使其“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他在最后的绝境中能以一己之力斩杀汉军数百人……真正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啊！他的非凡的力量当然不止于此，他还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打过漂亮的胜仗，也正因如此，他才“恃战胜自强”，“妒贤嫉能”，他的自我最终走向了刚愎自用，自矜功伐，他以为不用依靠别人就能赢得天下。至于他分封诸侯，定都彭城实现所谓的“衣锦还乡”，本质上也只是自我表现的无限膨胀与延伸罢了！

有人说，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弃关中东归彭城显出了他政治上极为幼稚的一面，的确如此，他的幼稚源于他出生的起点就是权力政治的顶端。他二十四岁起兵反秦，二十六岁赢得巨鹿之战，成为诸侯联军的统帅，众将领膝前而行，他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个顶峰到达了另一处更高的顶峰，骤来的功绩没有给他更多的政治成长空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对一个注定无法成为政治家的人最恰切的评价。

在最后的生死关头，他还在叫嚣“时不利兮骓不逝”、“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他还陷在天命授予的贵族思维窠臼中，是上天授予他权力，连失败也是“天之亡我”，这是他内心深处一套自洽无碍的宿命论逻辑，他深信不疑。

韩信评价项羽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作为一个“人”，项羽的“仁”是在面对具体的个体时自然流露的仁爱之心。而他烧咸阳，坑秦卒，所过无不残灭的暴行，是在大权在握之后面对群体时的冷漠，他的“仁而爱人”只是爱个体的人，离“仁民爱物”相去甚远。说到底这就是一个英雄人物悲剧的根源吧！

虞姬死前悲歌：“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英雄的末路总是格外让人悲悯，更何况他还是个多情的英雄，当他反复吟咏着“虞兮虞兮奈若何”时，他就不再是杀伐决断的西楚霸王，而只是一个柔肠寸损的伤心人罢了。

项羽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天，而刘邦则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人。一个市井中成长起来的“泥腿子”更知道示弱，更懂得倚仗众人之力。他善问“为之奈何”，善用谋士之计，“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相较于项羽的宿命论，刘邦显然是不信命的。他与陈胜吴广都是市井底层混出来的一类人，既有的权力分配并没有让他们享受到红利，既然老天爷不赏饭吃，那就只能疾呼：我命由我不由天！所以陈胜要对天授神权的那一类人大声质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大概也是刘邦的心声。

班固说：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他认为刘邦的成功要归功于秦末不得民心、大厦将倾的枯朽态势。殊不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且不论刘邦到底是“英雄”还是“无赖”，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他在市井的摸爬滚打中得来的一身本领和习气让他成长为了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刘邦的“俗气”由市井生活造就，一个由后天环境塑造出来的人更能适应环境，应时而变。所以，他在风云诡谲的历史舞台上闪展腾挪，不断发展着，不断成熟着。

同样是观秦始皇车驾出巡，比起项羽粗疏直率的宣言“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的是“大丈夫当如此也”。两句话都足以看出两人的野心，但项羽的话充满了攻击性，自负骄矜之气，对对方不屑一顾，对自己极度自信，若落到有心人耳朵里，那是极容易被拿捏的，所以项梁才赶紧掩其口，怕被灭族。而刘邦的话则高明圆融得多。他在泗水亭长任上，就能与公廷官吏混得极熟，滴水不漏的话术已然深埋在骨子里了。他这话里的意思其实与项羽所说并无二致，“大丈夫当如此也”，“如此”，即是以帝王之尊君临天下，你要如“此”，那“彼”只能被取而代之了，因此说核心意味并无不同。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话里表现出来的并无半分不敬与僭越之心，反而充满无比歆羡，加之对大丈夫心志的推崇，使人油然而生感佩，丝毫寻不出错处来。项羽是高高在上的，骄矜之气时时展露，刘邦则是世俗的，圆融奸猾才是他的底色。

“兵者，诡道也。”刘邦对此领悟得很是透彻。楚汉长期相持，胜负未决，刘邦和项羽临广武涧对话，结果刘邦当胸中箭，但他诡诈地捂着脚说贼人射中了我的脚趾。刘邦被围困在荥阳，粮食断绝，他的脱身之计是使二千女子披甲夜出东门转移楚军注意力，趁着楚军高呼万岁、争赴城东观看时，自己从西门潜逃。项羽劫持刘邦老父及其妻子吕氏，楚汉约定划鸿沟而治，项羽谨守君子之约归还刘邦父母妻子，引兵东归，而刘邦转身就做了小人，这才有了垓下之围。

项羽连最终的赴死也是骄矜贵气使然。如果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刘邦，也许陷入绝境时他的信条是“卷土重来未可知”。但项羽则不然，他的骄傲不容许他“惶惶如丧家之犬”般渡过乌江再作谋划。如同普希金一样，“当我的痛苦大于我的力量”时，他必然走向毁灭。他的痛苦来源于不容践踏的身份地位的泯灭，深植于不容亵渎的尊严地撕碎。而这些，在刘邦那儿都不是事儿，他可以耍小伎俩玩“尿遁”，可以伤了胸却捂着脚，可以在危急时刻抛妻弃子，甚至可以弃至亲于不顾，坦言“分我一杯羹”，这些市井无赖的特质，让他宛如身着钢盔铁甲，刀枪不入。

英雄也好，痞子也罢，历史终究如滚滚长东逝水。很难说清楚我们是更爱英雄的悲剧命运还是帝王的千秋功业，但这场骄矜贵气与市井俗气之间的生死博弈是早已尘埃落定了。后人也只能在历史的灰烬里一番沉思，一番玩索，一番慨叹，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