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六军团西征过湖南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中心区域已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无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准备退出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给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以下简称“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来训令电报，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突围向西转进。红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使命重大，中共中央希望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建立联系，在湖南中部开辟根据地，为其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探寻可行的道路，准备必要的条件。红六团西征起了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作用，利于主力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六军团西征转战千里，途径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冲击了湘、粤、桂等国民党地方军阀对地方的控制，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重要军事任务。湖南是红六军团西征途径的重要省份，红六军团西征过湖南调动了国民党地方军阀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面临的压力。红六军团积极的攻势作战，体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气概和顾全大局的担当精神，为长征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紧张筹备

根据1934年7月23日中央发出的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的根据地”的训令指示精神，红六军团即刻进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

7月末，任弼时主持召开湘赣全省政治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苏区与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对全军团作了政治动员，号召全军坚决执行。省委和军政委对红六军团的转战作了周密部署：第一步到达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创立苏区根据地；第三步向湖南新化、溆浦两县之间的山地发展，并向北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以下简称“红二军团”）取得联络。

随后，任弼时主持召开中共湘赣省委扩大会议，对湘赣根据地内的游击战争作出总部署。为适应斗争需要，中央决定以陈洪时为书记、彭辉明为司令员组成新的湘赣领导机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常委会，领导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团继续坚持湘赣苏区的斗争，牵制东、北两线的国民党军，掩护主力转移，并命令独立第四团北上，侦察南线敌情，以接应红六军团突围行动。同时，计划分配得力干部主持各县工作，努力恢复与建立敌占区域及白区工作，建立秘密组织。

会后，红六军团全军进入行动准备。

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补充。精减地方行政机关人员，将部队中不适宜长途行军作战的350余人进行妥善安置，缩编合并直属部队和组织病愈伤员归队。另外，快速扩大红军队伍，发展壮大红六军团的军事力量。在短短十数日间，依靠地方各级党政军组织积极行动，广泛动员青壮年投身红军，为部队补充青壮精干战士近3000人，枪械五百余支。其中，增编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人员达1200余人。西征前夕，红六军团总人数达到9758人。

加强后勤保障工作，大力筹集物资。在地方政府、党组织以及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红六军团筹集到大米14万斤。规定每个战士准备干粮20斤、雨具1件和草鞋5双以上。发动当地妇女组织“洗衣队”“缝补衣物队”为红军赶做干粮、缝补衣服鞋子等。人民群众全力以赴、满腔热情地支援红军。为突围和长征转战提供保障，红六军团抽调了部分湘赣军区弹药厂、修械厂的医疗力量，随军行动。

加强政治准备工作。任弼时召集第十七、第十八师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深入研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提纲，完成基本政治教育。着重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尤其是充实各团政治处力量，健全第十八师党的各级机关，配齐部队各级领导成员，严格依据政治工作条例开展工作。积极开展筹备行军、警戒时的政治工作，完成干部审查工作，加强供给部门及各师机关的政治工作，杜绝个别叛变现象。开办短期训练班，对从地方征调来的干部以及新入职干部进行培训。此外，征调50人组成工作团，跟随红六军团行动，开展政治专项工作。军团各级部队层层把牢政治意识关，让全体人员充分理解军队胜利的意义以及战略转移方向的正确性，明确突击与消灭敌人的重要性，从而统一思想，凝聚政治共识。

在军团全军上下的共同努力，以及各党政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红六军团提前一周完成西征前的全面准备工作。在短时间内，筹集了大量军用物资，扩充了军队人员数量，做好了政治上的准备工作，为西征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人员以及政治保障。1934年8月7日下午，红六军团近万名战士在独立第四团的率领下，从江西省遂川县的横石地区出发，于衙前、五斗江之间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浩浩荡荡地踏上西征之路。

湖南转战

红六军团自横石出发，士气高昂，昼夜兼程，途径五斗江、长隆、七岭等地，连破敌军数道封锁线。1934年8月11日，进抵湖南桂东县寨前圩，并于当夜派前卫第五十三团占领沙田，摧毁寨前圩至沙田间敌军的所有碉堡。至此，红六军团胜利突围，跃出敌军包围圈。12日下午，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班以上干部庆祝突围胜利和誓师大会，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军团部的成立，进一步作战斗动员。

南京国民政府起初以为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是部队瓦解，随即大肆加以宣传，称“赣西萧克匪部确已瓦解，匪兵逃走半数。萧克及各重要匪首，均化装士兵图免杀戮”。而后，却传来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使得国民党一派一夕数惊。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推测红六军团或将在湘粤桂边区活动，即刻发出数道电令，指挥湘、粤、桂各省军阀在湘粤、湘桂边境设防堵截，全力封锁追击，以阻止红六军团西进之步伐。8月13日，蒋介石命令西路军，转饬各部加强碉堡封锁，力求“绵密有效”。

红六军团入湘之后，国民党各地军阀为防止红军深入其辖区，纷纷采取行动。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恐危及统治，急调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迅赴衡阳驻守。刘建绪一面调遣第十五、第十六师两师暂以主力控制桂东，一面命段珩统率湘东南全军团扼守彭公庙、青要圩、渡头司、涤口、文明司等要地，严密封锁红军西进之路。此外，布置四团兵力于适当地点，以备伺机截击，另令得力部队固守汝城。刘建绪的兵力布防意在将红六军团逼迫至桂阳、资兴以南，“与南路军会剿而歼灭之”。与此同时，何健还亲赴南岳与广东重要人物及陈济棠代表会商“湘粤出兵协剿之切实计划”。旋又一度至衡州（今衡阳市），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出兵计划：第十五师王东原部为追击先锋部队，从永新开赴汝城、郴州；第十六师彭位仁部由莲花继第十五师而进；第六十二师陶广部由茶陵出发，越炎陵县，向桂东追击；粤军集中于大庾岭，向汝城侧击。湘南公路汽车，连日运兵，络绎未断。

因敌情变化，红六军团决意放弃在桂东地区发动游击战争的计划，将原定的三步并作一步实施，计划趁敌人围堵尚未完成且湘江防御薄弱之机，迅速越过郴章公路，在零陵（今永州市零陵区）附近抢渡湘江。为不影响部队机动，部队进行了简装。8月12日晚，红六军团主力乘暮色从寨前圩出发，艰苦行军数日，16日进入郴县境内，17日抵达桂阳。

面对红六军团的急速西进，何健急忙调兵遣将。8月19日，何键致电国民政府，称红六军团枪数二千，人数倍之，“被我彭、王各师包围痛剿，复窜湘南。18日晚窜至桂阳附近，本晨继续复窜新田，有经湘西转窜川黔企图，我某某各部正跟踪追击中”。为防止红六军团“西窜”起见，何键特令独立第三十二旅旅长胡达前赴宝庆“督剿”。

当红六军团越过郴县、宜章公路之后，湘敌判断红六军团有向湘西转移之意，何健命令各军团布兵“防剿”。刘建绪判定红六军团必然西渡湘江，急调重兵沿湘江布防，并严令追击部队尾随急追，妄图将红六军团歼灭于湘江沿岸。8月19日，刘建绪命令部队沿湘水左岸节节布防，并令阻绝江中交通，迁避沿江各地民众。待红六军团进到蔡家埠地区时，敌人已有9个团率先到达湘江西岸严密布阵。此时敌人全力封锁湘江，将江边船只搜走，江中有汽艇穿梭巡逻，敌机不时临空盘旋侦察，形势十分危急。湘敌除第十五、第十六师两师尾追外，又从长沙车运独立第三十二旅到宝庆（今邵阳市）。此外，桂敌第七军廖磊部两个师又两个旅兵分两路，一路由龙虎关出道县，一路由全州向零陵运动，旨在堵截红六军团西进。此时湘江西岸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布防相当严密，红六军团由此西渡湘江已几乎不可能。8月20日，何健在报告中称川、粤、桂军均出堵红六军团，夸下海口道：“由省内军团堵击，刘建绪部猛追，即可歼除该匪，肃清赣西”。

湘敌集结重兵，国民政府当局除令第十五、第十六、第六十二师等师向郴州、桂阳“围剿”之外，又调集第五保安区兵力全部扼守衡州，以作湘潭、长沙之屏蔽，而防衡州之疏失。此时湘军“剿匪”的主要目标已由赣西移转至湘南方面，大军云集在郴州与衡阳之间。8月底，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由茶陵入驻郴州地区，指挥湘南军团“围剿”。湘军阀积极调派部队，企图以重兵围困，将红六军团歼灭于衡阳、郴州之间。

8月20日，红六军团袭占新田县城，全歼守敌，主力在新田稍作补充，仅休整一日，次日下午即向柏家坪进发。3天里，红六军团急行军120公里，24日晚进抵湘江东岸、零陵以北的蔡家埠附近，计划在此抢渡湘江。然至渡江地点时，国民党封锁严密，加之江水暴涨，渡江已成不可能之举。红六军团首长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原定渡江计划，迅速向东南转移，进入阳明山山区，计划在祁阳、新城、常宁地域的阳明山及其附近地域开展游击活动，并酌情建立根据地，求得暂时立足。24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等致电朱德，报告作战调整计划，拟以阳明山为根据地。是日下午，红六军团突然猛攻敌军重兵把守之零陵城，造成强渡湘江之态势。敌军为应对红军，调整部署，然红六军团主力却在夜幕掩护下悄然集中，旋即东进，直插阳明山。

湘敌对此却大肆夸耀所谓的战绩。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电报，称其督率王东原、陈光中、彭位仁、李觉各部指挥向红六军团猛勇攻击，于东江桥口地方与之激战数小时，还称红军“因弹乏缺粮，不敢抵抗，纷纷向桂阳边境山中逃窜”。

当红六军团到达阳明山后，方知此地狭小，不利于军事行动。同时，敌军三师又两个旅已分南北两路逼近，围攻阳明山，局势对红军甚为不利。为摆脱敌军，争取主动，红六军团遂决议放弃在此建立根据地之计划，东出阳明山，采取与敌兜圈之策，寻机西渡湘江。8月26日晨，朱德致电红六军团，指出：敌人拟于零陵地区与我决战，要求红六军团在敌各部未联合一起取得协同动作之前，击溃敌人单个部队，在潇水上游找到西渡的可能。是日，红六军团突破湘敌重围，从人数几乎4倍于己的敌包围圈中摆脱出来，绕过湘敌第十五师的侧翼部队，急转南下。

蒋介石致电湖南省主席何健，令西路军努力跟踪追击，务期将红六军团围歼于湘南。湖南军阀连日调兵遣将，极端忙碌。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何健令原驻长沙之警备司令胡达所部开往宝庆，向湘南红六军团“迎头痛击”。命令王东原师由郴州栖凤渡追抵耒阳，彭位仁师相继追进，将抵衡州。国民政府当局判断红六军团“欲过宝庆、武冈”，遂派大军堵截，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设非军队防务松弛，万难越过。”8月27日，何健电令湖南各县县长，对地方区、乡、镇之自卫、侦探、通讯、运输等各项事宜要迅速严密组织，“以期协助国军进剿”。对于侦探通讯，尤为重要，应选地方义勇队民众分配哨探，日夜侦察，对“侦察详确者，应予嘉奖”。

红六军团见宝武防守严密，遂即改道。8月29日，红六军团兵分两路，径向西进。一部经宁远进至嘉禾、蓝山、临武，另一部则向道县进发，直趋江华、永明（今江永县）。31日，红六军团与湘军王东原师在耒阳开火。由于耒阳距离衡州仅75公里，衡州的情形也万分紧张，汽车、客车等只能开到衡州，衡州以上都暂时不能通行。

为防堵红六军团进入各自辖境，湘、粤、桂三省国民党军阀加紧合作。8月29日晨，陈济棠、李宗仁联名致电何键，严令所部尾追红军，由粤、桂两省与湘省增调空军联合进攻。随即，桂敌周祖晃、湘敌王东原、章亮基各师取得联络，督同民团大举“进剿”。自红六军南下嘉禾后，桂敌猜测红六军团的行军计划有二：一是，转向道县，由蒋家岭入桂境灌阳县；二是，由江华、永明出龙虎关。故特别加强道县至蒋家岭防务，除两个正规团外，还调民团二中队协防，以防入桂。粤敌派独立三师协同桂、湘军“围剿”。同时，敌军“除派队搜索外，并调第一飞机队每日到宜章、蓝山等处轰炸”。湘、粤、桂三省军队表面上形成了“会剿”态势，但实则貌合神离，其目的存异。湘敌之作战，意在驱逐红军，而桂、粤军阀之举，乃防止红军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