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先驱黄学增

黄学增，1900年9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雷州半岛上的遂溪县乐民镇墩文村。1923年下半年起，黄学增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是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齐名的广东四大农民领袖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他领导广东西江和海南岛武装起义，是海南岛红军和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7月，在海口市英勇就义。

为广东农运的兴起而奋斗

1924年7月，黄学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委员，被选送到彭湃主办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开展的方法，并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讲习所的学习，为日后黄学增活跃在广东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8月，黄学增在农讲所毕业后，被派到花县（今广州花都区）工作。花县是当时农运重点县份之一，中共广东区委对花县农运相当重视，曾陆续派彭湃、周其鉴、阮啸仙、高恬波（女）、韦启瑞等到那里开展农运工作。黄学增在花县连续工作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他和上述先后到过花县的同志互相配合，协助当地农运骨干，发展农会组织，领导农民斗争。

10月19日，花县农民协会在九湖乡举行成立大会，6000多名会员和农民自卫军荷锄荷枪出席，还邀请了贫苦农民数千人到会，农民革命声势大振。县农协成立后，立即领导农民向地主土豪开展斗争，实行减租，取消“批头”剥削和送租、送礼等苛例，并决定把地主土豪控制的“猪屎会”的收入款项，收归农民协会管理。

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地主土豪的仇视。他们勾结县长江侠庵，发起组织花县田土业权维持会（即地主会），成立民团，购买武器，准备反扑，同时还搞所谓“不认亲”反革命活动，禁止亲戚同农会会员来往，连出嫁的女儿也不准返回娘家，妄图以此孤立农会。10月底，地主武装500余人进攻九湖乡。当时在九湖乡的农民自卫军只有60人，无法抵抗，黄学增等率队撤离，把县农协办事机构迁到鱼苟庄（今广州花都区三凤村），并决定用“猪屎会”所收款项购买枪支，扩大自卫军，保卫农民协会，但这件事受到县农协管理财政的王锦昭阻挠，数议不决，后来查清王锦昭是地主会安插在县农协里的代理人。1925年1月18日，黄学增与王福三等人，带领少数农军前往凤岭村抓捕王锦昭，归途中，他们被地主江锦堂带领的民团堵截，双方发生激战，农军人少，势单力薄，王福三壮烈牺牲。为了避免更多伤之，黄学增指挥农军向元田村撤退，在元田村群众的掩护下，安全回到鱼苟庄。待民团向鱼苟庄进攻时，黄学增等人已调集农军严阵以待，很快击退了敌人，保住了花县农民协会。

1925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会上，黄学增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全省农民统一在省农协的指挥下，开始有系统地行动，组织农运，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以实行减租和反抗民团压迫为主要内容的“广东农潮”。据同年10月的有关统计，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已从22个县22万人，迅速发展到40个县46.5万人。

1926年秋，北伐战争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反动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极端仇视日益深入发展的工农运动而纷纷站到反革命方面。他们把广东各地农会说成是“今日之大患”，要求“军事当局加以严厉处分”，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以“维持后方治安”和“维持北伐军饷”为借口，限制农会活动，强行预征钱粮，甚至公然收缴农会枪支，解散农会组织，杀害农运负责人。广东出现了一股由不法官吏、驻防军反动军官和地主土豪勾结起来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逆流。

8月17日至24日，为了严肃批评国民党的反动行径，中共广东省农协在广州举行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派代表瞿秋白等人到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共广东区委致函会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革命”。会议着重讨论北伐开始以后广东农民运动的形势和应采取的对策，提出广东农民目前的最低要求，通过15项重要决议案以推动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发表援助电白、东莞、花县等地农民斗争的通电。会后，举行千余人的游行示威，黄学增被推举为请愿代表，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严惩摧残农民运动的地主豪绅、右派官吏和不法军队，保护农民运动的发展。

成为南路农运的领袖

1926年2月至1927年3月，黄学增领导广东南路农民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来，广东省委的文件在称彭湃为“海陆丰农民领袖”的同时，也称黄学增为“南路农民领袖”。

当时的广东南路包括15个县2个市，即属广东的有阳江县（今阳江市）、阳春县（今阳春市）、茂名县（今茂名市）、信宜县（今信宜市）、化县（今化州市）、廉江县（今廉江市）、吴川县（今吴川市）、电白县（今茂名市电白区）、遂溪县、海康县（今雷州市）、徐闻县、梅菉市，属广西的有合浦县、钦县（今钦州市）、灵山县、防城县（今防城港市）、北海市。广东南路由于地区偏远，农运干部缺乏，农民运动沉寂。

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南讨结束，广东统一，南路农民运动开始进入公开发展时期，黄学增从广州回到南路开展工作。3月7日，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在梅菉正式成立，黄学增是办事处主任，又是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和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8月，该委员会主席、共产党员潘兆銮离开南路，由黄学增全面领导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广东南路革命斗争。

当时党的组织是不公开的，整个南路，党员只有几十人，他们多数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少数以国民党党部筹备员的身份，分散在各县工作。黄学增依靠这些同志，在一些重点县、市挑选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农运积极分子，把他们吸收入党，秘密建立党的支部或小组。1926年春夏之间，阳江、吴川、廉江、遂溪、海康等县党支部先后成立，这批南路最早的党组织的建立，加速了重点县、市的农运、工运、青运和妇运的发展步伐。黄学增还利用当时革命统一战线采取“党内合作”形式这一有利条件，尽可能把党的干部安排到有关机构和群众团体中，负责重要的工作。党员薛文藻、陈克醒、杨枝水、钟竹筠（女，又名秀贞、祝君）等人，同时在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省农协南路办事处，分别负责党务、农运、宣传、妇女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党员朱也赤（又名朱朝柱）被委任为茂名县农协筹备处主任，兼国民党茂名县党部宣传干事。遂溪、海康、廉江、阳江、吴川、化县、电白、信宜、北海市郊等地的农协筹备工作，由党员分头负责。南路农运的最高领导机构——南路办事处的领导成员也都是共产党员。与此同时，黄学增、潘兆銮等还对南路各级国民党组织进行认真的改组，使之适应革命的需要。这些措施，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南路办事处成立不久，领导了吴川县农民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吴川县第五区农民多以种蒜为业。军阀邓本殷统治时期，该县署曾拟向农民抽收蒜头捐和蒜串捐，但未及实行，邓本殷势力即被驱逐。土豪李咏益乘机勾结新任县长苏鹗元，以1000元承包该项捐税，然后巧立名目，苛征款竟达1万元之多，农民饱受敲诈剥削，痛苦不堪言喻。

1926年3月15日，该区农运领导人、共产党员李士芬，联合48个乡的农民代表共500多人，到梅菉向南路办事处、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政治处请愿，要求取消蒜头捐和蒜串捐。黄学增抓住这个契机，以办事处的名义写信给苏鹗元，要求贯彻扶助农工政策，在信中写到：“顾念政府，体恤农民至意，克日将该蒜头捐取消”。苏鹗元怯于土豪势力，托词推诿，不肯办理。黄学增亲自到县署找苏鹗元，据理力争，指责他身为国民政府所委任的县长，却仍然维持军阀时期的苛捐杂税，对国民政府废除苛细杂捐、扶植农工的政策置若罔闻，并且严肃地申明，如果不立即宣布取消此项捐税，南路办事处将按照法律程序上诉。这时，各区农民代表亦齐集县署示威，终于迫使苏鹗元下令取消蒜头捐，接着又取消蒜串捐，并附带取消了壳灰（肥料）捐。吴川反“三捐”斗争的胜利，在各地产生很大的影响，农民从中看到团结的力量，纷纷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反对苛捐杂税，并提出田租减25%、借贷年息不得超过20%等要求。

农民运动刚刚兴起，地主土豪和反动民团就互相串通勾结，极力造谣破坏，说设立农会是为打仗、为抽人头税的，有的豪绅还设立假农会，强迫农民参加，有的则混入农民协会，企图控制操纵。针对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黄学增领导南路办事处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打击，保证农民运动的顺利发展。

战斗在琼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4月15日，广东发生广州大屠杀反共事件，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国民党广东省清党委员会和高雷区清党委员会连续发出通告，宣布开除黄学增“党籍”并进行缉捕。黄学增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源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黄学增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这时，黄学增随同中共广东省委机关转移到香港。在香港期间，他负责同内地来港找党的同志接触，传达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发动内地群众掀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27年夏，黄学增任中共广东省委西江巡视员，按照省委的指示，先后两次化装成商人，秘密通过白区，返回西江，指导高要县领村暴动和广宁县螺岗暴动，声援和配合广州起义。由于力量不足，两次暴动均失败。

1928年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派黄学增任广宁县委书记，再次回广宁工作。当时领村和螺岗暴动后的农军都撤退集中在广宁石涧，目标太大，粮食缺乏，补给困难，处境十分危险。黄学增针对这些情况，采取分散活动的方针，把队伍分成小队，活跃于绥江河中段两岸，改造土匪，扩大力量，专打小股反动派，伺机截击敌人船只，解决经济给养困难。

4月初，黄学增离开广宁到香港出席4月13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继续全省总暴动”的部署。会上，黄学增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这时候，广宁县委已经被敌人破坏，5月间，琼崖暴动也遭到严重的挫折。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派黄学增为琼崖巡视员，到琼崖去恢复革命力量。在赴琼崖前夕，他再一次秘密返回广宁，召集干部会议，布置今后工作，然后乘船去海南岛。6月16日，黄学增从海口抵达琼崖特委所在地乐会县第四区。

此前，琼崖特委组织的以“割据东路，进迫府城，实行全岛总暴动，夺取全琼崖”为口号的行动已经完全失败，琼崖革命遭到很大的挫折，各级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党的主要领导人杨善集、冯平、符节先后牺牲，红军被打散，组织的同志们也受到极大的影响。6月5日，王文明等主持召开中共琼崖第三次代表大会，改组特委，以王文明为书记，在艰苦的条件下逐步恢复工作。但是，敌人仍在疯狂镇压，他们集中了正规军3个团1个营3000多兵马，主力向乐会县第四区靠拢，企图彻底摧垮琼崖中共党组织和红军。

黄学增到乐会县后，马上深入各地调查情况。他由乐会至万宁，又从万宁到乐会，艰苦跋涉整整1个月，看到这里不仅党组织和红军主力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存在供应补给的极大困难。各地粮食和药品奇缺，连特委所在地也是极度困难，医院有100余人无药医、无饭食，各地逃难到此的同志常有100余人甚至200人不能分配到各地工作，亦无饭食，军械局工人食不果腹影响生产，其余红军、各机关伙食都无法供给和保障。尽管情况如此恶劣，黄学增并未被困难吓倒，他根据省委指示，结合琼崖情况，从各方面开展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