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秘人民的友好使者”戴宗汉

1971年11月，中秘正式建交。近些年，中秘关系日益升温，中国成为秘鲁最大的贸易国，秘鲁把大量的铜、银矿等出口到中国获得人民币，又用人民币购回中国的汽车、纺织品等。2024年11月14日晚，中秘两国元首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秘鲁钱凯港开港仪式，并宣布“开港”。秘鲁的钱凯港正式开港。中秘的友好建交，让人不禁想起“中秘人民的友好使者”戴宗汉。20世纪40年代初，16岁的戴宗汉到秘鲁谋生，在秘鲁长期从事农业，推进农业生产改革。1968年11月8日，由于戴宗汉对秘鲁农业生产作出特殊贡献，秘鲁政府授予他“农业功臣勋章”。

16岁来秘鲁谋生

1902年9月18日，戴宗汉出生在今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高增村，当时家里只有破柴房1间，沙地1块，贫瘠的土地1亩。父亲戴钊洪是一位穷苦农民，耕作之余，还到河里打鱼补贴家用，母亲勤俭持家。因为人多地少，水旱灾害又经常发生，所以家中极度贫困，难得吃上一顿饱饭，红薯、芋头、野菜也只能吃得半饥半饱。戴宗汉6个月大时，母亲病逝，父亲续弦。之后几年，戴家祸不单行，戴宗汉同父异母的3个弟弟、妹妹相继夭折，家里仅剩下父亲、后娘、大哥、大姐和他。

戴宗汉从6岁开始跟随父亲、后娘、大哥、大姐一起养蚕、喂猪、放牛、种田，为日后在秘鲁从事种水稻、养牛、养猪，发展农业并获显著成效打下基础，也培养了他自立自强、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从10岁到12岁，父兄从牙缝里省钱，送他读了两年书。后娘是一位贤妻良母，对戴宗汉视如己出，在他的成长过程悉心以教，关心备至，教他养成勤劳节俭的好习惯。那时候，耕田最难的是缺乏水源，每块田都要挖一口深井，用水桶提井水灌溉庄稼，天旱的时候，提不到井水，眼看禾苗枯萎死亡，他和后娘抱头痛哭。

1918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高增村老华侨曹泉回国，讲述了秘鲁的见闻，给处于贫困、绝望中的戴宗汉一线希望。他决定到秘鲁谋生。父亲戴钊洪虽然舍不得，但看到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家境以及日渐长大的儿子，最终凑了一笔钱，为他买了一张到秘鲁的船票，并把家中最值钱的旧毛毯、几件旧衣服和一个旧皮箱，交给儿子，目送他在广州港登上商船前往秘鲁。从广州到秘鲁有1万多公里，戴宗汉坐了65天的船才抵达。行程中，每天100多人挤在一起睡觉，生活十分艰苦，基本以土豆充饥。

刚到秘鲁，戴宗汉身无分文，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生活极为艰难。第一年，他在一家杂货店打工，老板刻薄寡恩、贪婪残忍，把他当牲口使用，挑水、做饭、打扫卫生等活均丢给他做。老板不提供饭菜，戴宗汉经常用开水泡食又冷又硬的面包，饥一顿，饱一顿，经常饿得眼冒金星，度日如年。第二年，他到一家蔬菜种植园打工。老板把他当牲口驱使，让他做最脏、最累的工作，如种菜、除草、打药、施肥、收菜、送菜、卖菜、采购、养牲口、捡动物粪便等。每天凌晨1点多，他就要起床，把前一天准备好的蔬菜送到市场销售，卖完后再采购回各种物资，才能吃早餐。早餐后，紧接着又忙其他工作。戴宗汉犹如牛马，从早劳累到晚，总有干不完的活。两年的打工生涯，戴宗汉历尽艰辛，但没有消磨掉他的志气，反而激发他自强不息的斗志。每天忙完之后，再苦再累，他都会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效率。

稍有积蓄之后，戴宗汉开始自己创业。起初，他在一个小镇上开一家肉铺。由于不懂语言，无法和本地人沟通，连单据都看不懂，吃了许多哑巴亏。为此，他特地请来一位西班牙语老师，恶补语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慢慢掌握了一些简单交流的日常用语和知识。1926年至1942年，戴宗汉经营过肉铺、菜铺、杂货店等，生意从小到大，稳步发展。他勤俭刻苦、诚实守信、乐于助人，口碑很好。

戴宗汉为人宽厚，经常说“宁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人家占了我的便宜，怎样也没关系。要紧的是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否则人就变便宜了”。因为他为人仁义，有利他之心，所以他侨居秘鲁几十年，不论在何处立足，都能和他人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他对合作者、职员、工人，均一视同仁，关怀备至。他让大家公平地分享共同劳动中的一切成果，让大家乐于发展事业。他经常扶助其他合作者，让他们尽快自立和得到发展。

戴宗汉秉承华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经常对人说：“一个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要有希望和志气。”他的希望和志气是：在秘鲁发家致富，干出一番大事业，积蓄大笔钱财，将来为故乡、祖国作出贡献。

深耕农业和养殖业

20世纪40年代，秘鲁农业还十分落后，秘鲁人靠天吃饭，主食为土豆、玉米等杂粮。1944年，42岁的戴宗汉发现秘鲁沿海大片农田荒芜，凭借多年的农业生产经验，他决定从事农业开发。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同在秘鲁打拼的同村宗亲戴贺廷。戴贺廷（1900—1997）也是今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高增村人，从7岁到14岁，在中国和秘鲁断断续续读了6年书。1913年，13岁的他来到秘鲁投奔父亲，从此在秘鲁发展。1944年，志同道合的戴宗汉、戴贺廷两人向银行贷款8万索尔，在秘鲁北部租赁了一片土地开办农场。由于经营得当，风调雨顺，农场获得大丰收。同年冬，戴宗汉、戴贺廷便还清了银行的贷款和利息。1946年，他们买下农场，对1200公顷的农场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种植水稻、土豆、甘蔗等，发展畜牧业，规模最大时有200多头牛、5000多头猪。他们还兴办了粮食加工厂、糖厂。

从事农业生产虽然赚钱，但很辛苦。戴宗汉、戴贺廷每天清晨5点左右就起床工作，到田间和养猪场管理工人并劳作。收获季节，有时凌晨1点还在收割、喂猪，仅休息一两个小时后，凌晨3点多又起床开始工作。每天卖出五六卡车的肉猪，一车有28～30头，戴宗汉、戴贺廷要带领工人为猪称重。

秘鲁北部的农田地势高低不平，常年干旱，每年少量的雨水很难有效灌溉水稻。戴宗汉、戴贺廷发挥中国人的智慧，从实践中摸索出改瘦田为良田、变荒漠为产粮区的经验，创造了“平面弯形引水法”。他们先把农田处理成斜坡，科学规划弯形引水渠，平时在农田高处积蓄雨水。用水时，打开水闸，水就沿着引水渠，实现自流灌溉，解决了秘鲁沿海北部旱地缺水的问题，让该地区成为秘鲁第一个产米区。

戴宗汉、戴贺廷先后在秘鲁建起3个大农场、4家大米加工厂、2个大型养猪场（存栏近2万头）和1家养牛场。据戴宗汉的孙子戴广生说，戴宗汉在养猪场工作时，每星期的出栏量多时有200多头。

戴宗汉为秘鲁的农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往秘鲁的大米主要靠进口，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吃得起大米饭，一般秘鲁人则以土豆、玉米为主食。由于戴宗汉带动秘鲁人民大规模种植水稻和养猪，让大米、猪肉进入平民百姓家，成为秘鲁人的主食，还能出口赚外汇。1968年11月，秘鲁农业部部长代表政府授予戴宗汉“农业功臣勋章”。

戴宗汉在秘鲁农业上取得成绩后，又在秘鲁开办鱼粉厂、运输公司、旅店、房地产企业、商业电台、杂志社等，还在邻国厄瓜多尔开办海虾养殖场。

戴宗汉富有仁爱之心，乐于助人，热心公益。他在秘鲁的事业取得成功后，除了建样板田欢迎各地农民前来参观、免费取经，还经常四处走访农户，慰问、资助病困农民，悉心指导小耕农耕作，甚至贷款给他们购买种子、化肥。他明知有些借款收不回，依然照借不误。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他借给小耕农收不回来的款项超过1000万索尔。有人说他是“笨蛋”，但他明知吃亏，仍然坚持资助困难农户。

戴宗汉热心为秘鲁的教育、卫生事业捐款行善，款额众多。他每月为秘鲁癌病研究中心捐助1万索尔的科研经费。为解决秘鲁青少年就学，他捐资300多万索尔建设一座中学。1970年，秘鲁发生大地震，他捐资103万索尔，抗震救灾，不顾68岁的高龄，亲自开车运送大米、白糖等物资前往灾区。

热爱故乡和祖国

戴宗汉热爱侨居国及其人民，更热爱故乡和祖国，总是以“我是中国人”为骄傲。他对家乡的教育和儿童福利事业十分关心。

20世纪60年代，他和戴贺廷一起捐赠巨款100多万元人民币，支持家乡的文教事业。1964年，他和戴贺廷为广州市第七十三中学捐资20万元人民币。改革开放后，他和戴贺廷一起捐资75万港币兴建了高增村小学校舍，又捐款38万元人民币兴建了人和小学、广州第七十三中学的教学大楼。他本人还捐助10万港币修缮高增村的戴氏大宗祠，用于兴办文化室，活跃村民文化生活。1979年至1986年，戴宗汉和戴贺廷先后捐资105万港币、8万美元、10万元人民币给暨南大学增添教学仪器设备。

1981年，戴宗汉回乡过端午节，发现故乡高增村的街道崎岖不平，宽窄不一，沟渠淤泥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村前10多口池塘年久失修，塘基坍塌，下大雨时，河水、池塘水、污水把村道淹没，村民出入十分不便。为此，他和戴贺廷捐资100万港币，铺设村道，修缮水库和池塘，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经过半年多的施工，长达5公里多的环村水泥路竣工通车，10多口池塘也堆砌上坚固的花岗岩，村容村貌、环境卫生焕然一新，高增村从此成为名闻遐迩的“卫生村”。

戴宗汉还为广东省人民医院、广州市少年宫、东山区华侨之家等社会福利事业捐赠款物合计50万港币，1988年又捐资270万港币为家乡兴建人和镇华侨医院。

1982年9月12日至25日，举世瞩目的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秘鲁举行。其间，戴宗汉恰好在广州探亲，闻讯后立即吩咐女儿戴碧媛迅速返回秘鲁，为中国女排提供后勤工作，安排食宿等事宜。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时，教练袁伟民说：“女排夺得世界冠军是和华侨们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的。”他还特别提到戴宗汉一家对中国女排的盛情接待。

1988年10月16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授予戴宗汉“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戴宗汉品德高尚，生活简朴。腰缠万贯的他在广州很少坐私家车、出租车，而是选择挤公交车。他为公益事业能一掷千金，毫不吝啬。他经常对人说：“一个人贪图享受，讲安逸，是会毁掉一切的。”这话表达了他一生做人的准则。

戴宗汉是无数爱国侨胞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出生于多灾多难的旧中国农村，饱受贫困的煎熬，远赴秘鲁谋生之后，也经受艰辛生活的磨炼，通过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头脑、自强不息的志气、百折不挠的意志，为侨居国和祖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秘鲁“水稻之父”“中秘人民的友好使者”等称号，他受之无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