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学人彭斐章

彭斐章，1930年出生，字庆成，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今汨罗市弼时镇）人，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目录学分支主编等职，2004年被遴选为武汉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博士后管委会第五届专家组成员，2010年被湖北省委授予首批“荆楚社科名家”称号。他从事图书馆学教育、教学、研究及教学管理工作50余年，主要致力于目录学、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他在求学、教学和科研的道路上有过3次重大机遇，这3次机遇都处在国家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的迅速发展和他的不懈努力，让他成长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和目录学教育家。

建国初百废待兴：参加高考上大学

彭斐章五岁半时入校接受幼儿教育，后来进入小学学习，接受新式教育，毕业后进入私立高仓中学（今长沙县第二中学）学习。 1949年上半年，当他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出现了较大的学潮，校方没有办法处理学潮，就让彭斐章这一学级提早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之时，社会上文盲比较多，高中生非常稀罕，是社会上稀有的知识分子，他的同学都很快找到了工作。彭斐章有一个姐姐在彭氏好古小学教书，结婚后怀孕要请假待产，需要代课老师接替，1949年下半年，彭斐章就代替姐姐到这所学校任教，不久他又被邀请到附近的其他几所小学任教。1950年初，湘阴县教育科对全县教师进行集中培训，由于在培训期间表现出色，培训结束后，他被教育科任命为湘阴县玉池区高明乡中心学校（后易名为第十完全小学）校长，当时他还不到20岁。

在任教小学期间，彭斐章曾参加两次大学入学考试。当时都是各个高等院校自主招生，一般是数所学校联合招考，考试和录取没有统一的时间。考生想报考哪所大学就报考哪所大学，甚至可以同时报考三四所大学。彭斐章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试，没有时间为考试做充分准备，考完之后，判断自己被录取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考后就没有再过问。

彭斐章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梦想，他的父亲非常支持他继续求学。在彭斐章的叔辈中，彭俊明和彭卣簧两位族叔对他影响很大。彭俊明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攻读数学类理科专业，毕业后在湘阴等地中学教数学，思维敏捷，讲课得法，深受学生爱戴；彭卣簧是一位语文老师，学识渊博，特别擅长诗词、歌赋、对联写作，培养了不少人才。彭斐章觉得应该像这些族叔，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当时我国的高等院校已经从战乱中走出，逐渐发展，显露出蓬勃的生机。从1950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宣布，将逐步实行高等院校全国统一招生的录取工作。得到这个消息，彭斐章准备继续报考大学，便向湘阴县教育科提出辞去校长职务、调到第十四完全小学做一名普通老师的请求。当时学校老师少，一个人要担负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还有很多政治活动要参加，就是当一名普通老师，课余时间也不多，彭斐章能够用来复习备考的时间很有限。

1951年，高等院校招生改为各大区范围联合招生。当时中国在行政区划上分为几个大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大区内或跨大区的高等院校联合招生，统一报名，统一考试时间，统一录取。填报志愿的时候，彭斐章填报的是华北的高等学校，北京是国家的首都，他向往到北京去上大学。按照大区的顺序录取，最先由华北区录取，然后依次是华东、中南、西南等大区。1951年，报考华北区学校的考生太多，很多考生被转到后面的大区依次录取。彭斐章就被转到湖南省所在的中南区，最后被设在武汉的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录取。据彭斐章回忆，当年的那一次高考，参加考试的考生基本上都分配到各个大学上学。

文华图专的前身是创建于1920年的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1929年，文华图书科脱离文华大学独立建校，名称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51年，学校由私立改为公立。文华图专是一所袖珍学校，老师和学生都不多，而且这个专业未来出路是什么，彭斐章也不清楚，思想曾一度波动不定。后来参加土改，通过实践，他深刻地认识到，选择工作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土改后回到学校，学校领导推荐他担任学生会主席，他学习劲头更足，学业成绩优异，更是锦上添花，获得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青睐。

国家大发展：留苏攻读研究生

1953年7月，彭斐章大学毕业，留在文华图专当老师，他是教职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只有23岁。1953年9月1日，文华图专正式合并到武汉大学，成立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彭斐章正式成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教师，教授中文编目课程。

20世纪50代初，我们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改革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各个领域急需高级人才。1954年底，武汉大学人事科通知彭斐章，让他参加赴苏联留学的考试。1955年9月，被正式录取的彭斐章到设立在北京海淀区魏公村的留苏预备部学习，在这里上俄语课，学习口语、语法和阅读。1956年11月3日，带着党和人民的嘱托，彭斐章乘坐火车，经过8天8夜的旅途奔波，11月11日下午抵达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学院（今莫斯科国立文化学院），这是苏联一所专门培养文化、艺术人才的高等院校，在苏联享有盛名。

彭斐章赴苏前的首要大事情就是了解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学院的老师情况，寻找一位适合自己的导师。他在国内专攻目录学，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曾咨询包括北大教授、著名图书馆学家王重民在内的数位专家，他们一致认为彭斐章到苏联后，应该继续学习目录学。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学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老师，名叫亚历山大·达维多维奇·艾亨戈列茨，是苏联目录学的权威，在图书馆学界具有很高的声誉，彭斐章选择他作为自己的指导老师。

艾亨戈列茨对待学生非常严格。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常找留学生开会，有时候还安排一些工作让他们完成，彭斐章的学习计划有时不能够按时完成。有一次，彭斐章应约到艾亨戈列茨家里汇报学习情况，他老老实实地向导师汇报，哪些学业任务做完了，哪些还没做完。艾亨戈列茨听到有没完成任务的情况后，马上打断说道：“你不要讲了，计划没有完成，那你就先回去，完成了以后再来汇报。”后来他就此情况专门跟大使馆作了汇报，大使馆的负责人告诉他说，导师的做法是正确的，今后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大使馆开会可以请假，并尽量少安排或不安排工作。

到了毕业论文准备阶段，彭斐章和导师艾亨戈列茨商量，确定了毕业论文题目为《论现代条件下省图书馆书目为读者服务体系》。导师认为彭斐章的理论水平不错，因为他长期以来重视理论学习，读了不少理论方面的书，但是在实践方面存在不足，就安排他到莫斯科国立公共历史图书馆实习。由于他的论文涉及省级图书馆，导师又安排他到古比雪夫省、高尔基市、伊万诺夫市等省、市级图书馆实习。

在苏联留学期间，留学生们有幸能常见到我国的国家领导人，其中最令他们难以忘怀的是毛泽东主席接见他们的情景。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为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11月17日下午6点，莫斯科大学礼堂里的灯突然全亮了，整个礼堂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很快要和大家见面了。在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等领导人的陪同下，毛泽东主席神采奕奕地登上礼堂的主席台，发表著名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彭斐章作为记录员坐在会场靠前的座位，亲笔记录下这段著名的讲话。毛泽东主席的话深深感染了年轻的彭斐章，他深切感受到，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青年怀有无限期待，这种期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人百折不挠地奋斗，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1961年3月27日，彭斐章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获得苏联高教部授予的教育学副博士学位。4月初，他准备坐火车回国，走进火车站时，天色已黑，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发现有一个人在跟他打招呼，走近一看，原来是他的导师艾亨戈列茨。导师跟他说，知道他今天要离开莫斯科回国，特地到火车站来送行。彭斐章非常感动，天气那么寒冷，导师年纪那么大，仍不畏严寒前来为学生送行，这种情感非常珍贵，几十年后，彭斐章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感人的一幕。

国家腾飞：图书馆学教育大显身手

改革开放前夕，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建设正在发生变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也在不断发展进步，彭斐章是见证者，更是推动者。1975年，国家科委建议武汉大学开办科技情报专业，武汉大学立即着手积极筹备，招兵买马，在武汉和附近省份甚至到东北寻找适合的人才。武汉大学得知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的几位研究人员想要离开重庆的消息，担任图书馆学系副主任的彭斐章及时派人到重庆和这些科研人员洽谈，并很快为他们办理好调动手续。经过几年的筹备，1978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科技情报专业正式招收新生。经过多年的努力，1984年武汉大学成立图书情报学院，彭斐章担任首任和第二任院长，带领全院师生自强不息，团结奋斗。2000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调整定名为信息管理学院，至今该学院是我国办学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学科实力雄厚，在国际国内产生深远影响的信息管理教学与研究机构。

改革开放后，我国图书馆事业迫切需要图书馆学高层次人才。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彭斐章作为改革开放后全国图书馆学第一位被评为教授的学者，成为最早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导师。“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成为他的座右铭，他为培养国家的栋梁之才殚精竭虑，勤奋工作。1978年，彭斐章招收了4名目录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在教学中，他为了训练学生收集和整理研究材料的能力，将目录学的知识理论分为4个方面：目录学基础理论、目录学研究方法、目录学史、外国目录学，要求4个学生每个人负责一个方面。他跟学生说，你们要一边读书，一边做记录，最后分类汇总。同时，又对怎样利用正史、类书、笔记，如何检索文献等问题跟他们作详细的说明。学生积极性很高，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不到闭馆时间不出来。彭斐章对学生搜集来的资料，都会一一过目审查，指导取舍，确定编辑体例。后来这些资料编辑成《目录学研究资料汇辑》一书，先在内部发行，后来正式出版，这本书成为目录学研究方面的重要参考书。

20世纪90年代，经过各方努力，武汉大学获得图书馆学和情报学2个博士授予点，1990年，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彭斐章担任图书馆学博士生导师。他总共带了18届30名现代目录学方向的博士生，还带了近20名国内外访问学者。彭斐章要求学生治学要严谨，要有“道德文章”意识，在撰写毕业论文或者其他方面的学术论文时，要树立一个高目标，鼓励学生勇于发表学术观点，即使是不够成熟的新观点。学生确定选题之后，他组织老师和同学对题目进行讨论、论证，对不是十分恰当的选题建议重选或帮助修改。他要求学生要充分地占有材料，要对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决定取舍。文章写成后，他指导学生认真修改，对参考文献也非常重视，均要一一核实。在几十年的教学中，彭斐章培养了不少成就卓著的目录学学者，他们现在活跃在学术领域，成为教授、副教授，有几位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这其中有几位还担任了校长、院长、副院长等行政职务。

对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当时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如“图书说”“目录说”“图书和目录说”。对目录学倾注了几乎一生全部精力的彭斐章通过认真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文献的大量增长和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他将这种观点概括为“矛盾说”，并写入由他主编的全国高校统一教材《目录学概论》一书中。很早以前，彭斐章就认为，培养的学生应该要有很强的书目情报意识，要培养他们获取情报的能力。进入信息时代，更应该解决好文献大量增长和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更需要关注书目情报信息，因此他引进了“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的新体系，并且通过《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书目情报的组织与管理》《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等著作构建了自己的书目情报理论。

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科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彭斐章特别重视对外文化交流。1987年，他跟随中国图书馆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保加利亚，考察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和博物馆；1991年跟随中国图书馆代表团访问苏联，邀请了有关专家来中国访问，到武汉大学讲学。彭斐章和美国西蒙斯大学林瑟菲博士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关系，林瑟菲博士曾多次来武汉大学讲学和交流。1988年1月，受林瑟菲教授的邀请，彭斐章到位于波士顿的西蒙斯大学访问，还到伊利诺伊、纽约、华盛顿等城市访问。他在有关大学发表了演讲，并和一些学校签署了双方合作的协议，互派研究人员和留学生。

彭斐章长期担任多个国家级、省级学术机构的职务，在学术界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极高的声誉。他撰写专著、翻译著作，主编教材多部，撰写了100多篇高质量的论文，主持过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2005年出版了汇集多年心血的专著《彭斐章文集》，回顾了目录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也展望了目录学研究的未来，是他一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2007年5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五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上，彭斐章指出：“变革是我们所处时代的重要特征。目录学是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不断变革的科学。目录学要发展，只有紧跟时代节拍，以书目情报为基点，以读者需求为导向，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与时俱进，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他的发言为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应变数字时代奠定了基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