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女科取士传说真伪及流传原因

1851年，洪秀全领导农民军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经历了永安建制和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逐渐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政治制度体系。总体上看，太平天国的官制庞大冗杂，仍以传统封建政治体系为蓝本，并没有完全消除阶级性，但其制度意图体现人人平等的大同观念，其中包括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太平天国曾设立女馆、女军、女营等组织和禁止缠足等解放女性的制度。

据说，太平天国曾开设“女科”，依据才智学识选拔女性为官，让女性参与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的运行中，并言曾选拔出一位“女状元”，名为傅善祥。这种说法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不少时人都曾在其笔记作品中将其记录下来，并且不断增加细节，其时间、内容逐渐完整，以至于许多学者曾视其为史实。然而，随着对历史材料的进一步挖掘，很多学者对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太平天国真的开设过“女科”吗？关于“女状元”的传说又是否可信？这成为太平天国史上备受争议的问题。

关于女科及“女状元”存在真实性的分析

关于太平天国实行女科并选拔出女状元傅善祥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叙述最为详细的是清代笔记《太平天国野史·女官传》，书中记载：“太平朝既开科举，复举行考试女子之典，正主试为洪宣娇，副主试为张婉如、王自珍。……题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全章。……金陵傅槐女善祥所作，……卷荐后为天王所激赏，拔置第一。”书中还称，天国之内“闾阎群呼为女状元”，“女状元”一词由此产生。

《太平天国野史》名为野史，顾名思义，内容来源比较庞杂，且存在较多的讹误，学界对其评价不高。其文中描述的“开女科，择状元”的过程看似非常详细，但传奇故事色彩浓重，细究后则会发现存在诸多漏洞。首先，太平天国一直号召反对孔孟学说，明确设有禁读“四书”“五经”的法令，而该记录中试题内容出自《论语》，这显然违背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其次，有确凿史料记载，太平天国颁布的避讳字中包括“主”字，这与该记录中的“正主试”“副主试”等官职称号存在矛盾。最后，该记录中的女科试题题目为孤证，其他史料中均无相关记载，可信度值得商榷（如图1所示）。

清四川叙州知州汪堃著有笔记《盾鼻随文录》（如图2所示），他在其中收录了吴家桢的40首《金陵记事杂咏》，其中有诗云“棘闱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傅善祥。”汪堃为这首诗作注解释，大意为：（那些）贼人（太平天国在当时清人眼中视作逆贼）对识字女子进行考试，傅善祥考取了第一名，被招入太平天国伪政权中负责批示答复等工作。他又在卷5《摭言记略》中提道：“贼人下令让女百长逐馆搜寻识字的女子参加考试，江宁人傅善祥中了状元，女榜眼姓钟，女探花姓林，她们都被招入太平天国政权中授予女掌簿的伪职，其中林姓探花过了三日便自尽了。”这里的“馆”应当是指太平天国时期所设的“女馆”。这段描述具有浓重的排斥太平天国政权，强调其粗暴行径和女子们反抗的意味，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后又有沈懋良的《江南春梦庵笔记》，著于咸丰十四年，其强调的内容有所不同，似乎更具有传奇色彩和教化意味。大意为：癸丑年，太平天国曾举办女试，傅善祥、钟秀英、林丽花考中前三甲。傅善祥是上元书吏之女，是自愿参加考试的；钟秀英是钟芳礼抢夺来的女子，林丽花是林凤祥抢夺来的女子，钟、林都不是她们原本的姓氏。书中还提到，女榜公布后，三名女子都进入了伪宫，隔了几天才被送回，还传召她们的父亲谢恩。人们都后悔让自家女子参加考试，所以甲寅年再无一人应试。这段描述提及了详细时间，其中提到的女子除傅善祥外都有名有姓，家世出身一应俱全，但由于缺乏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因此可信度不高。

罗尔纲先生曾经在其著作《一部太平天国的禁书》中认为，《盾鼻随文录》乃是汪堃为了报复被四川学正何绍基参革而免官之仇而写的，目的是捏造事实抹黑何绍基，著述中具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和很大的作为嫌疑。况且从创作时间来看，太平军在天京定都时，汪堃并不在金陵，其创作《盾鼻随文录》的时间也是在天京城破，太平天国灭亡之后。也就是说，该作品中的内容在记录时间上具有滞后性，皆非作者“目击躬亲之事”，因此其真实性和可信度颇令人怀疑。

结合其他文字史料，对比发现，有关太平天国时期开女科和选拔出“女状元”的历史资料大多是一些主观性强、个人色彩浓厚的文人笔记类作品，以及太平天国相关的野史轶闻。这类文献材料在创作中或是常常受到个人情感和时事因素的左右，或是掺杂许多以讹传讹的传奇故事内容，因此可信度和史料价值较低。后世史学家细考太平天国时期记载有关制度的正史文献，发现全然没有“天朝特开女科之事”，且流传下来的历任状元名录中也没有傅姓女子，清政府方面关于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贼情汇纂》以及其他著述前期天京事迹比较详实的著作如《金陵杂记》《金陵省难纪略》等也都没有此事的记载。

鉴于上述笔记类史料中所记事件有可以相互印证的部分，无法断定其中有关太平天国女状元的部分内容皆为伪造。故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所谓太平天国开设“女科”，选拔“女状元”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结合史料推论，太平天国时期存在选拔女官的制度，也确有傅善祥其人，“女状元”一称名不副实，而是东王杨秀清选入东王府，负责一些政治文书工作的女簿书。太平天国早期曾选拔识字女子入王府，由于其为东王府选拔不是真正的开科取士，因此在正统文书以及太平天国后期专论科举的《钦定士阶条例》中都没有记载，但为同时期一些文人所了解，载入笔记中。

“女状元”传说广为流传的社会历史背景

太平天国开设女科以及选拔“女状元”的说法一经问世，很快广为流传，大量相关的野史和时人笔记将其记入其中，经过几番扩充和润色，竟成为叙述详备的历史事件。以至于后世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学者为其所迷惑，把它当作史实。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促使“女状元”的传说广为流传，并为世人所接受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基于太平天国时期思想纲领内容的复杂性。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曾多番有志于科举，必然饱读儒家经典，儒家思想曾是塑造洪秀全思维的重要因素。虽然洪秀全经历屡试不中的打击后思想发生剧变，由尊孔转为反孔，但他对大同思想从未全盘否认，甚至颇有赞同之意，他曾在《原道醒世训》中用相当多的篇幅陈述自己对于大同世界的憧憬。这种大同思想也包含男女平等的思想。同时，基督教教义中人人平等的观念，也被洪秀全纳入其思想体系中。再结合农民阶级追求的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三者的融合造就了太平天国思想体系复杂和东西方杂糅的特点。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传统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在太平天国时期有所松弛，女性的地位有所提升，甚至可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在实际运行中，太平天国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无法从根本上脱离传统封建王朝制度体系的影响，包括科举选官在内的许多制度都是对清王朝政治制度的照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王朝的运行模式依然是民众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主流价值体系，传统科举制是他们更认同、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选拔人才参与政治的方式。于是太平天国宣扬的平等思想以及女子进入政治机构的蛛丝马迹被融入传统科举选官制度中，进而衍生出女子科举并中状元这种看似既符合社会背景又具有超现实意义的传奇故事。这本质上是晚清社会背景下男女平等的新思想与科举取士的旧制度的一次碰撞和融合。

其次，对“女状元”形象的塑造，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两广地区女性形象的真实写照（如图3所示）。两广地区多山少平地的地理条件不利于传统耕作农业发展，地狭人稠，耕地有限的情况下，众多女子在家庭中与男子共同承担维持生计的责任，从事纺织等生产活动，特别是广西地区，其女性地位较其他省份更高一些。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使两广地区很容易形成有利于女性解放思想传播的社会土壤。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思想不断侵入和影响两广地区，该地区外销产品的生产数量大幅度增加，其中中国女性形象是外销艺术品的重要题材之一，且内容不断向实用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妇女的形象常常出现在艺术品中，体现了女性在家庭和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间接促进了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诞生的太平天国，本身就具有非常优越的女性解放的社会基础。虽然女子科举和“女状元”之事属于伪造，但是太平天国确有女官制度。“女状元”传说中的几位女性考官和中榜者，事实上应该都是太平天国功臣的女性亲眷，来自两广地区的妇女姊妹，她们统帅女军，在中央决策上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基于这种女性在太平天国政权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女状元”传说得以流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基于极具复杂融合性的思想纲领，太平天国形成了有别于当时社会主流的一系列关于女性的制度，除女官制度外，另设有女馆、女军等女性组织。如果把在太平天国里参加政治称之为滑入传统王朝体制政权的参政，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太平天国不存在妇女参加政治的情况。的确，太平天国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对于女性地位的维护与其宣扬的男女平等思想相距甚远，女子科举，得中“女状元”的传说也几乎可以证实为虚构。但这种传说背后蕴含的解放女性的思想因素和社会基础仍值得深入思考，这场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也可视为中国社会妇女解放的起点。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