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发展绿色金融的有效路径

2015年起我国开始系统化布局绿色金融发展相关工作，在生态文明战略的总体指导下，以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依据绿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框架，逐步发展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顺应不同阶段下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在调整深化中不断明晰支持绿色转型的重点方向，各地方也在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顶层设计不断迭代

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后，绿色金融进入发展快车道。202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与《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的相继出台，标志着绿色金融进入“系统衔接、全域协同”的新阶段。绿色金融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不再局限于金融支持绿色项目范畴，而是向全面支持绿色低碳转型拓展，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则进一步强调，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当前的首要任务。金融“五篇大文章”聚焦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双向开放、强化金融治理五大领域，强调金融需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尤其强调推动金融资源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通过重构金融资源配置逻辑，破解传统体系与可持续发展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一设计不仅体现了金融回归本源的政策逻辑，更加明确了绿色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中核心一环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

在实践层面，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协同效应已初步显现。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构建的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跟踪结果来看，近两年全国绿色金融整体发展水平稳中有升。一方面，各地绿色金融体系在顶层设计引导下逐步走向完善，更多政策工具得以在省市级层面进行深化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市场表现总体上扬；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加大政策协同力度，更新绿色产业目录及绿色项目界定标准，规范环境信息披露要求，确保绿色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规范性，使得多地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思路有所突破，市场活力得以在新的实践层面加速释放。

地方层面主动创新

地方作为政策落地的试验田与创新源，其差异化实践不仅关乎“双碳”目标的实现，更是绿色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目前，已有众多省份发布了省级绿色金融综合指导文件，明确了本地绿色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体来看，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创新绿色金融市场与服务、加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绿色金融对外合作交流、重视绿色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等，是地方层面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切入点。

其一，地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持续优化金融供给。

目前，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等地的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正在加速推进示范区建设。重庆、甘肃兰州新区等后续获批的试验区各项工作仍处于深入推进中。

一是浙江、广东、江西等地继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在保持绿色金融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新兴领域的创新实践。其中，浙江省延续了在政策推动方面的领先优势，一方面立足产业与企业类型多样化的基础，探索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继续深耕绿色金融创新，推动在蓝色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等前沿领域的探索实践，多层次发力引领产业低碳转型与绿色升级。

广东在《2023年广东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争创广州绿色金融改革示范区”的目标。除支持制造业绿色发展外，花都区在绿色金融与数字金融的融合创新上展现出强大活力，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推动绿色金融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提高了绿色金融的市场效率与覆盖面。同时，碳金融产品创新、跨境跨域绿色金融合作也是广东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和国际接轨上的积极尝试。

江西以更加聚焦的产业战略及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有效激发了新旧动能转化下的金融需求，同时为产融结合提供聚焦路径。此外，江西省在绿色金融产品支持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机制探索方面不断深化，积极推动打通制约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的关键环节，助力生态资源富集地区依托生态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是贵州、新疆等地区以资源禀赋为驱动，探索绿色金融与区域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贵州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将绿色金融与生态补偿机制相结合，通过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为绿色农业、绿色旅游等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有效拓展了低收入人群的增收渠道。新疆各试验区则通过在标准体系、激励措施及产品创新方面的协同部署，推动绿色金融在新能源、节水农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同时，转型金融的提出为新疆各试验区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覆盖面更广的金融供给体系为新疆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力。

三是甘肃兰州新区、重庆等后续获批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借鉴首批试验区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发展的新路径。甘肃兰州新区在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及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多试点协同推动下，强化财政与金融的联动机制，以政策奖励措施鼓励信贷投放、基金投资、债券承销等活动，有效激发了经营主体在节能环保、生态修复、绿色化工及新能源等领域的绿色投资活力。重庆一方面持续夯实绿色金融发展基础，通过对“长江绿融通”的迭代优化，拓宽绿色项目与金融服务的对接渠道；另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信贷创新、推动绿色消费以及促进绿色交通、绿色制造等领域进行重点引导，提升绿色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

其二，试验区外绿色金融地方探索呈现多元化融合发展趋势。

一是金融生态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地，更注重通过挖掘新的发展机遇带动绿色金融提质扩面。北京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为抓手，聚焦先进能源、合成生物、智能物联网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整合资源，推动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引导金融赋能产业绿色化，全力推进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积极推动开展跨境绿色资产交易。在新兴领域，上海紧抓绿色航运发展契机，推出船舶碳减排挂钩贷款，激励航运企业低碳发展。天津则依托滨海新区积极发展适港产业，同时以政策与标准完善打通产业融资壁垒，通过落地标准化绿色租赁业务等，促进区域内绿色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江苏作为制造业强省，推出“绿色制造供应链金融”产品，以核心制造企业为依托，为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绿色信贷支持，确保供应链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是产业升级驱动较为强烈的地区，如山东、山西、河北、安徽等地，更注重将绿色金融与本地产业转型紧密结合。山东作为制造业大省，以“技改专项贷”与绿色金融相结合的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的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山西在县域层面探索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公正转型议题，致力于在能源变革进程中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的均衡发展。河北专注探索钢铁行业绿色转型，通过构建详尽的转型金融支持技术目录及使用手册，为金融机构精准识别低碳转型活动提供依据。安徽聚焦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通过投贷联动机制，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绿色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三是在一些有绿色相关市场化交易基础的地区，如湖北、福建、安徽等地，更注重以市场交易机制创新驱动绿色金融活跃度增长。湖北依托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注册登记结算系统落地的优势，创新推出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绿色供应链票据等金融产品，提高市场流动性。福建则在地方碳市场试点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的深度开发，在绿色保险、碳汇交易以及“生态司法+蓝碳交易”方面开展创新。安徽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围绕“制度+交易+金融”三大关键模块，依托生态产品交易服务平台，借助金融资源盘活生态资源，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有效实现的同时，为绿色金融提供新的应用场景。

高质量发展仍需突破瓶颈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绿色金融呈现出总体覆盖范围日益广泛、地方实践路径更趋多元的局面。然而，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地方绿色金融指数跟踪分析，地方绿色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部分地区在政策构建的系统性、市场实践的多元性以及配套支撑的完善性等方面仍处于发展初期，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与瓶颈，需要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一是强化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地方政策适配性衔接。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虽已基本完善，但在地方落地实施中仍面临政策衔接不足的挑战。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强调宏观指导性，而部分省市在政策转化时存在“上下一般粗”现象，未能结合区域产业结构和绿色转型需求进行精准施策，导致政策效能未能充分释放。为此，建议地方政府深化政策“在地化”研究，制定契合地方特色的绿色金融实施路线图，以“清晰、必要、可操作”为原则，消除政策冗余，切实发挥市场引导作用。同时，可探索构建政策实施效果动态评估机制，实现政策工具的迭代优化，既能确保国家政策的有效传导，又能充分激活地方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中的创新动能。

二是构建市场化驱动的地方绿色金融创新生态。部分地区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政策驱动与市场内生动力的匹配失衡。从企业端来看，部分企业绿色转型意愿与融资需求存在周期错配，技术研发周期长、转型收益见效慢的特点使得金融机构在资源投放过程中持谨慎态度。此外，环境效益量化评估难、绿色资产定价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致使绿色项目难以契合银行“商业可持续”标准，阻碍了企业获得金融支持。鉴于此，建议地方尝试从构建更具针对性的财政金融协同支持机制入手，优化地方绿色金融创新生态，如设立绿色科技金融专项支持计划、建立与试点环境效益挂钩的阶梯式贴息机制、建立绿色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等。通过这些举措，重点扶持绿色转型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在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激发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的积极性。

三是强化数字赋能的微观支撑作用。目前我国在绿色金融数据治理方面存在短板。一方面，绿色金融数据分散在多个部门和机构，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导致数据整合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涉碳数据能否得到合理充分地运用，是影响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发展的关键。当前，已有地区在数据整合、数据共享及场景开发方面作出创新实践，未来可在政策层面构建试验区创新成果外溢机制，通过技术输出、人才跨区交流等方式，加速经验扩散。在技术层面，应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在风险管理上的应用，鼓励金融机构基于大数据、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智能风控模型，提高对绿色项目的风险评估能力。在管理层面，则可探索统一数据标准体系，鼓励数据基础好、需求高的省份进一步夯实数据治理基础，构建数据要素风险防控、合规流通新体系，实现“数据要素安全可控、有序流通”，为数据价值实现赋能。

（本文第二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双碳与金融研究中心业务执行负责人吴倩茜）

编辑：陈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