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色系（中篇小说）

1

我抬头，盯了一会儿左前方不远处桥栏杆上那几只欢快的麻雀，心里发愁。到了午后，天还阴着，今天怕是见不到太阳了。我还等着晒被子，晒衣服，晒晒能露出来的皮肤，最重要的是让太阳晒晒空气。满世界的病毒，唯有阳光可以拯救一切。

我妈躺在摇椅上，闭着眼睛不理我。宽阔的河朝着她脚的方向流淌。河里今天一只游船都没有。其实，这条河已经好久没有船了，最先消失的是货船，后来，游船也不见了。我花了不少时间来接受这一现实，但是没用，我是从小坐在门前，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只长大的。如今，我为一条不再有船的河而感到忧伤。

我妈越来越瘦，藏青色的中式棉麻长衣裤裹着她单薄的身子，如果距离稍远一点看，还以为是一套藏青色的衣服躺在摇椅里等着晒太阳。她的身体一日比一日消瘦，再也喂不大一粒脂肪，吃什么都不管用。

两个多月前，我妈在楼梯上摔了一跤，看起来不怎么严重，还能走两步，就是挺不直腰。片子出来后，情况却不乐观，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形象点说，就像你手里有串糖葫芦，串后面几颗果子的时候，用力过猛，中间有颗被压扁了，好在整体的形状还保持着，就是那颗果子边缘出现了几条裂缝，还不至于四分五裂，如果整个四分五裂了，就叫压缩性粉碎性骨折，那就更麻烦了。医生建议手术治疗。

情况很严重，但家里竟没人给我打个电话，以至于远在北京的我完全不知情。术前术后，都是我哥在忙碌。我回来过中秋节才知道的。那时候，我妈已经出院，但活动受限，还得继续躺着。中秋节那天，李叔也来了我家一趟，看到我在，他说他就放心了，照顾病人，还是女孩子更心细。他说我妈的事最初他也不知情，都过去半个多月了，他回家取东西，才从邻居口中得知，跑医院一看，什么都安排妥当了，想着也没必要再给我打电话，跑来跑去的，耽误工作。李叔在我面前好一顿夸我哥。我却难受得眼泪直往下掉。

我在北京读的大学，毕业后，找了份薪酬还不错的工作，就留下了。一直混得不好不坏，老大不小了，也没把自己嫁出去，租房子住，爱穿好衣服，买好包，化妆品也用的大牌子的。一直攒不下钱。我妈时常给我转账，我拒绝过，她非给，说穷家富路，在外面手里不能缺钱，她还给得起。

打我记事起，我家的一楼就开着花店，二楼是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区，三楼是斜顶的阁楼，我妈锁着门，从来不让人上去。那时候老街上热闹，尤其节假日，一条街上熙熙攘攘都是人。我高考后，在店里帮忙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哥已经可以帮妈妈打理生意。那个暑假，我和哥哥两个人给妈妈打下手，有时候都忙不过来。小情侣一对又一对，进来就要玫瑰花，白玫瑰、红玫瑰，还有蓝色妖姬……有的挑几十枝，配上丝带彩纸做一个大花束；有的就要一朵，女孩放鼻子底下嗅一嗅，开开心心拿着就走了。我妈做生意脑子活络，卖花的同时，正对门的一整面墙整理出来，放了博古架，摆上各种各样的小工艺品，什么时兴卖什么。生意让她打理得红红火火的。

在北京，一想到我妈好歹是个老板，她转过来的钱我就收了。一收，我花起钱来就更有底气。哪想到，家里现在都成这样了。

老街说萧条就萧条了。有人说，是因为前几年那场世界性的疫情，很多地方很多行业都停业了。也有人说，当地某个商人想把老街打造成景区收取门票，费了不少劲儿，做出承诺，一定利国利民，好不容易才申请下来的项目，但工程进行了一小部分，人却跑没影了，扔下个烂摊子。还是街道办事处找人清理了烂摊子，搬走了拦在几个路口处上面写着“施工重地，请绕行”的路牌。老街的生活，才恢复了秩序。可经过那几年那么一折腾，距离市区三十多公里，位置不占优势的这条古老的街道，像被世人遗忘了，再没热闹起来。我妈又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家的店铺差不多已经停业。我决定辞职，留下来照顾我妈。

我妈强烈反对：“过完节趁早回去吧，还是大城市好。”我说：“等您完全康复了，我再回去。”我妈说：“有你哥在，你就放心吧，别再把工作搞丢了，现在失业的人这么多。”我说：“丢了就丢了，不回去也挺好，我留下来，对您和我哥都好。”我妈说：“但是对你不好。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回去过好了，我们才放心。”我说：“反正这次我不听您的，我要留下。”

我妈看劝不动我，就不再说话，噘着嘴，歪着头呆呆地看着右侧的水泥栏杆。那上面常常会有一些蚂蚁，有的搬着比自己身体大好多的东西，拼命奔跑，跑着跑着，一阵稍大点儿的风过去，就被吹没影了。

国庆节前，杨毅在北京给我打来电话：“程歆，你真不回来了？”

我说：“可能回不去了。”

其实，比骨折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妈的精神状态。我问了她摔倒的原因，她说：“下楼的时候，脚没踩稳。”我哥在旁边说：“妈总是搬那盆花，上上下下，一天搬了好几回。很重的。”我问：“哪盆花？”我哥说：“碎了，扔了。”我妈说：“一盆兰花，养好几年了，我想着有人要就卖了。我记得要放楼下的，可它一直在楼上，就在我房间的窗台上，跟长了腿一样，会跑，跑进我房间里，天天看着我。”

中秋节假期结束后，我带我妈去复查，跟医生讲了我的担忧。医生说：“这边结束后，你带她去神经内科看看。”

我挂了神经内科的专家门诊号。我记得医生胸牌上的名字叫宋湛，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瘦高，面容长得很陡峭，像被艺术家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脸上，构成了他鼻梁一侧的阴影。他的目光显得过于犀利，仿佛一眼就能刺穿头盖骨，看进人的脑子里去。宋医生问得很多，我却答得很少。我把我知道的全部说完后，宋医生说：“再做个检查吧。”

阿尔茨海默病。这一医学概念与我妈扯上关系后，我异常震惊。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医生，会不会搞错了？我妈是做生意的，算了半辈子的账，算得比谁都快，这样的脑子，怎么会生那种病？”宋医生说：“根据你提供的信息，还有检查的结果，可以确诊，病人的记忆障碍在逐渐恶化，她会忘记刚刚发生过的事情，比如反复搬那盆花。可能还有别的，回家后，家属多留意一下。”

这个结果我没有跟我妈提，也没有告诉我哥，但我跟杨毅说了。

杨毅说：“我手里这个项目忙完，刚好过节，你在家好好照顾阿姨，到时候我去找你，也算我上门见见家长。”

杨毅是山西人，在北京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工作，对我挺好，就是人长得一般，个子不高，还黑。杨毅是九月二十七日傍晚到的。项目结束后请了假提前过来，说好了，在我家过节。他挺会哄我妈开心，我妈躺在摇椅上听他说话，听着听着，就高兴得合不拢嘴。背着他，在我面前夸他，还催我陪他多去逛逛。市区也有老街和古镇，比我们这边的老街名气大，地理位置又好，每天都热热闹闹的。连着逛了几次后，杨毅突然告诉我，他挺喜欢这地方的，如果我不回北京了，他打算也辞了那边的工作，陪我在江南生活。他说这些年攒了些钱，不够在北京买房，但在小城买套房子没问题，无锡这地方挺好，的确是宜居城市。那天晚饭后，我们就坐在院子里聊天，头顶的星星特别亮。杨毅说，那就定了，等过完节他就回去办离职，然后在这边找工作。我让他再考虑考虑。主要怕他后悔，他在北京的工作干得好好的。他说不用考虑，他不后悔，到时候买套大点的房子，可以把我妈接过去一起住。我有点感动，如果他真为我留下，我就跟他领证。我说：“还有我哥，他也得跟我们一起住。”他问：“为什么？你哥他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比如结婚成家，难道，他是这里有问题？我总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杨毅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想了想，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也不想跟他说。

我哥没问题。但我和我妈心里却有个关于我哥的秘密，从小，我就小心翼翼维护着，不希望任何人误解这个秘密。我哥长得像前段时间某部热播古装剧里的一名剑客，性格温和，不善言辞，对我和我妈，他温顺得像只大白猫，说什么都点头。对其他人，一律无视，他从不主动与人说话，别人跟他打招呼，他也是不回应的，就像没听见。我妈说：“很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掉湖里那一次，头磕到石头上，受了伤，脑子摔出毛病了。说起来奇怪得很，那么深的水，就有块石头冒了尖，你哥掉下去就磕上了。”我妈说这话是在非常忧心的时候，悄悄跟我说的，跟别人，她绝口不提有这么回事，也不让我提。这一点，我跟她达成了共识。

我跟杨毅说：“你不要瞎猜，我哥样样都好，就是不爱说话。”杨毅说：“那就是社恐，挺酷的人设，现在流行这个，人人都爱说自己社恐。在酒桌上，哪怕刚刚说了一箩筐话的人，一停嘴，就说自己是社恐。”我说：“酒桌上的人是酒桌上的人，我哥是我哥，不一样，我哥就是不爱说话，没人设。”杨毅说：“你哥谈过恋爱吗？”我说：“听我妈说，谈过一个，还是女孩倒追的。”

2

“要不进屋吧，今天晒不成太阳了。”我说。

我妈不接话，闭着眼睛安静躺着。过了一会儿，问我：“程远回来没？”

我说：“还没有。”

她说：“他去哪儿了？”

我说：“我会把他找回来的。”

我反复确认过，但又不太确定。我哥离家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白色T恤、一条浅灰色运动裤、一双白色运动鞋，背着一把吉他，应该也就这些了。他没带行李，手机可能装在身上，但充电器和充电宝在他房间的床头柜上。我怀疑他的手机当天晚上就没电了，因为我发现他不见了后，第一时间拨打出去，就显示对方手机已关机。他兜里也许有二百块钱，也许根本就没有。他常常忘记给手机充电，以防万一，我们会给他准备些零钱带身上。但他常常不记得把那些零花钱放进口袋里。很多时候，那两张折叠起来的钞票就在他坐过的椅子上，已经被他的屁股压扁。他失踪的这些日子，我关注过他曾经坐过的一些地方。南窗前那把深红色的旧椅子，是他在室内时喜欢待着的地方。有时候，他在那里鼓捣鼓捣他的吉他，不知道在鼓捣什么，我也看不明白。有时候陪我妈喝喝茶，更多时候，是趴窗户上往外看，一看就是大半天。我坐在那里，学着他的样子往外看过一回，满眼都是那座桥，有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往桥上跑，跑到最高处，叉着腰，仰头站了一会儿，接着又跑向桥的另一头，在我的视线里消失。我回头，搜寻一番，前前后后，在椅子坐垫不同部位的缝隙里，用两根手指捏起三沓被压扁的钞票。院子里大遮阳伞下，紧挨着河边的水泥栏杆，放着灰色双人旧沙发，是他在院子里喜欢待着的地方。从那里看过去，满眼还是那座桥，视野比在屋里开阔了许多。我在旧沙发上也找到几沓被压扁的钞票。我把那些钞票塞进牛仔裤的口袋里，鼓鼓的，摸起来有些硌手。桥上最高处的石阶，也是他喜欢待着的地方，但那里人来人往，风也每天往来，我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现。我每天不停地各处搜寻，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试图找到我哥的去向。我妈默默躺在摇椅上，什么都不说，只是偶尔叹一声：“那个憨家伙，除了有一股子蛮劲儿，还能做什么。”

九月三十号那天晚上，出乎意料地，我哥突然就发了很大的脾气，打伤了杨毅的一只手臂。我很惊讶。那之前，从没见我哥发过这么大脾气，他一向温和，从小到大，我都习惯于去保护他，尽管他是我哥哥，比我高出一头还要多。我陪着杨毅去了趟医院，拍了片子，他的右手腕红肿，但骨头没有问题。医生碰到他手腕的时候，杨毅疼得哇哇叫，他一边叫一边骂人：“我这只手，算是被那个傻子给废掉了。这可是右手啊。”

值班的是位中年男医生，可能这样的事情见多了，手里的动作有条不紊，应该是在涂抹舒筋活血的药，见杨毅实在有些激动，便指着片子说：“你自己看看，骨头一点问题都没有，没那么严重，你忍一下，忍一下很快就好。”杨毅说：“多久才能好？这可是右手啊。”医生说：“放心，用不了多久，你需要配合我一下，安静。”杨毅这才安静下来。

杨毅那些骂人的话我不爱听，我不喜欢任何人那样说我哥。但我忍住了，没搭理他，毕竟他受伤了。我站在那里，看着医生继续在他的手腕上忙碌，脑海里浮现出的，却是我哥的眼睛，我清楚地记得，当他的拳头重重砸向杨毅的那一刻，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本不属于那双眼睛的愤怒。我很震惊，杨毅究竟对我哥做了什么？我思前想后，不得而知。我一直担心，那几拳头砸下去后，受伤更重的应该是我哥，他的伤在心里。果然，等我带着浑身散发着一股子药味，一路上又开始哼哼唧唧骂人的杨毅回去后，我哥不见了。杨毅一屁股坐在茶桌前，气咻咻地说：“打完了人，他倒耍起脾气来了，你还不承认，他就是脑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