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经得住萨拉马戈的“故事试验”吗？

《失明症漫记》和《复明症漫记》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萨拉马戈笔下，失明症是末日灾难，但导向了一线微光，因为与众不同的异端分子尚未失明，带着众人找路；复明症是子虚乌有的灾难，却导向了冷酷的绝望，因为异端分子不但遭到处决，还背负了莫大的罪名。所谓“异端”，就是说“不”的人，权威的质疑者。在萨拉马戈的创作脉络中，异端从来是重要的存在。

如果你试过讲一个故事，很可能冒出过这样的念头：“假如……会发生什么？”有时一个不经心的“假如”就会成为绝妙的故事前提。那么假如——用“假如……”的策略来撬动既定的人类文明，对制度、宗教、道德、法律和日常秩序，乃至文明遮掩下的人性提出挑战，会产生怎样的故事呢？这就是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众多作品里的“假设”。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致辞这样描述他的作品：“萨拉马戈采纳了一种具有挑战性的艺术原则，允许自然法则和常识的某一决定性领域遭到颠覆，但仅限于这单一领域，然后以逻辑的理性和精细的观察来跟踪、反映这种非理性的种种后果。”

这段略显抽象的概括，放在很多奇幻、科幻写作上都说得通。但萨拉马戈的独特在于：只对历史或现实算法稍做篡改，轻盈飞升，便重又降落。译者符辰希先生将他比作一名“惯于盗用上帝身份的黑客”，只需用反常的设定“输入一行颠覆的代码，看似稳定的文明就在这奇幻的一点上开始坍塌，支配社会运行的诸般‘天经地义’在我们惊讶的注视下暴露出自身的荒诞与脆弱。”

用文学考验人类文明

出版于1995年的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让萨拉马戈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美国奇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曾在十几年前评论，《失明症漫记》是“一则几乎难以忍受的动人寓言，也是二十世纪最真实的寓言”。

小说假设了一场毫无征兆的瘟疫：繁忙的十字路口，一个开车的男人莫名其妙失明了。紧接着，第二个人失明了。医生苦苦琢磨，认为患者眼睛和视觉神经功能并无损坏，只是“大脑不再认识它曾经认识的东西”。就在这时，医生也失明了。一夜之间，失明症急速蔓延，被官方定义为传染病。可是作为密接者的医生妻子却没有失明——萨拉马戈在这里发出了假设指令：如果世界上只剩一个人看得见，会怎么样？

第二天警卫和救护车来了，医生妻子假装自己也失明，和丈夫一同被带走，隔离进废弃的精神病院。他们遇到了之前认识的失明者：开车的男人及其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小男孩，还有从事性工作的姑娘。七人住在同一个病区，结成小团体。随着更多失明者被送进来，政府规定了强制检疫的规则，但实际上束手无措。城市很快崩溃。司机瞎了、飞行员瞎了、小汽车冲向悬崖、飞机坠毁……在卫生部召开的大型研讨会上，有人当场失明，最后卫生部部长也看不见了。不过直到此时，医生妻子还能看见，她提供了一个全新角度，让我们看到从不了解——或不敢设想的盲区：文明是如此脆弱。

仅仅是食物和卫生问题，尊严便一败涂地。医生去厕所，脚下踩到黏糊糊的东西，忍耐着解决问题，却发现找不到卫生纸，只好拖着裤子往外走，当意识到有人经过，难以对抗的羞耻心让他提起了裤子。随后他哭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还有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肮脏过。”医生妻子看得见，可正因为看得见，不得不眼瞅着隔离区越来越恶心。但“恶心”却不是她崩溃的原因，而是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忘了给手表上发条。对于明眼人来说，时间——人存在的重要根基——消失也许比失明还可怕。有人想逃，但隔离区外是尚未完全失明的军队，荷枪实弹。于是，当盲人恐慌着冲出来，士兵也恐慌着举枪瞄准……

正如经典的荒岛求生寓言，与世隔绝和饥肠辘辘带来的恐惧，不只能唤起人类的互助团结，更多会带来敌视和奴役。隔离区悄然形成了蛮荒秩序，一个有枪的男人自封为王，夺走了所有食物，并要求女人以身体换取口粮。男人将责任与道德推给了女人，团结转眼便瓦解。一些女人站出来，换来的却是得寸进尺的暴力——医生妻子终于无法忍受，出手反抗，以“看得见”的优势杀死了持枪男人。

命案使人震惊，有人担心冲突升级遭到报复，要将“凶手”推出去为“罪行”负责，换取更多食物。这时，戴黑眼罩的老人站了出来：谁敢举报她，我就掐死谁。老人说：在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地狱里，在我们自己打造的这个地狱中的地狱里，如果说廉耻二字还有一点儿意义的话，我们应当感谢那个有胆量进入鬣狗巢穴杀死鬣狗的人。

医生妻子带领大家反抗，夺取应得的食物，并冲破了已然形同虚设的看守防线，从精神病院逃了出去——然而，外面的世界只不过是更大的精神病院。在这场失明症的试验下，人性、道德、法律、官僚制度、国家机器都不堪一击。人和人虫子似的碰撞纠缠，像狗一样你争我抢，甚至从狗嘴里抢食，而被赶走的狗，转头便分食已死去的人。此种末日场景，正如《巴黎评论》精确有力的概况，《失明症漫记》写的是“现代人的愚蠢及伤害同胞的能力”。

医生妻子带着其余6人在末日之城冒险，如摩西带领众人走出埃及，终于回到家中，找到干净的食物和水。第二天，神迹降临，零号失明者突然恢复视力，其他人也很快复明——试验收尾。茫然的希望中，医生妻子对丈夫说道：“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本来就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

是续集，也是一支变奏曲

做完“失明症试验”大约十年后，出版于2004年的《复明症漫记》，讲述了失明瘟疫发生4年后的故事。这一次萨拉马戈将故事视点聚焦到政府，剥洋葱一般拆解他们的无能和阴谋。首先，高层的笼统指令逼得下级手忙脚乱，朝令夕改又导致混乱层出不穷。民众自然毫无招架之力，只能说些笑话、典故，还有荤段子。紧接着，政府先是暗中组织市政清洁罢工；随后，内政部部长亲手导演炸弹袭击，企图分化民众，达到让“免疫细胞”杀死“病毒”的效果。可结果，市民竟然互助团结，并未发生想象中的治安混乱。

在萨拉马戈睿智的全知讲述中，我们得以理解一颗螺丝钉在良知觉醒时的茫然与选择，清晰地“看见”了世界的荒唐，而那些发号施令的人，不仅不会在荒唐的事情面前却步，还会“进一步利用荒唐的事情麻痹人们的良知，毁灭人们的理性”。这似乎是个《一九八四》式的故事，但萨拉马戈显然面临比奥威尔更真实残酷的世界，因为他就生活在奥威尔的预言里。

出版于1982年的《修道院纪事》是萨拉马戈的成名作，也是他最早译成中文的作品。小说讲了18世纪葡萄牙两个平行进展的历史事件，一是国王若昂五世修建马夫拉修道院，二是巴尔托洛梅乌神父制造飞行器。这两件事都是真实的，马夫拉修道院如今是葡萄牙著名景点，巴尔托洛梅乌的发明也载于人类航空历史。萨拉马戈在真实历史的缝隙里，提出了两个小小的假设：修道士告诉苦于没有后嗣的国王，如果在马夫拉修建修道院，上帝就会让王后怀孕。国王相信了，果真生了女儿，于是不惜劳民伤财，耗时多年修成规模庞然的修道院，只是他不知道，那名修士早就从王后的忏悔中得知她怀孕了。这是作者的黑色幽默。

另一个假设则富含启示：神父的飞行器起飞需要以人类的意志作为动力。这种特殊燃料只有一名拥有透视能力的女巫之女才能看见。里斯本大瘟疫其间，这个女人看见垂死之人体内一团团意志的密云，将其收集起来。然而，神父妄图飞行却被宗教裁判所视为异端，在逃亡中不知所终。多年后，女人的丈夫失手开启飞行器飞上天空，也不见踪影。

1922年，萨拉马戈出生于贫农之家，小时候没做过作家梦，也无机会写作。他做过汽修工、编辑和记者，年过50才开始专职写作，写出《修道院纪事》时已年近60。他的前半辈子几乎都生活在葡萄牙第二共和国（1933年至1974年）时期，经历了长达40年的威权统治。那些年，葡萄牙人民被禁锢在封闭、僵化的历史叙事和狂热、仇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宗教信仰沦为徒具形式的洗脑工具。国家对社会严密管控，容不得异己声音，人民活在虚假真理织就的罗网里。如今这段历史已成过去，但罗网丝丝缕缕的阴魂难散，就像不断进化的病毒，会留下难愈的后遗症。文学不用承担改变世界的责任，但有些文学确实在影响着世界。

在诺贝尔文学奖官网上，萨拉马戈的获奖理由是：“他用想象、同情和讽刺讲述着寓言，让我们得以反复体会难以捉摸的现实。”或许可以这么理解，萨拉马戈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运用“虚拟语气”思考历史与现实的方法。他曾提过“虚拟文学（Virtual literature）”的概念，说是博尔赫斯发明的文学类型，看似与现实脱节，却能揭示现实中看不见的神秘。萨拉马戈在2010年去世，但显而易见，他的“故事试验”从未过时。正如《失明症漫记》扉页引用的箴言：假如你能看，就要看见，假如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