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季节

“我”来到了一个一年只有旱季与雨季的地方，结识了一位有着两个女儿、还要辛勤工作养活丈夫的女性。语言不通，我们借助手机翻译软件交谈；在只有两个季节的气候里，我将如何面对这种相当于第三个季节的异域？小说在充满幻想和异域风情的同时，也带来了叙事上的大胆尝试。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郑愁予

从山上下来后，我清闲了一阵，白天困觉，黄昏时分被一阵漫长如雨季的车喇叭声吵醒。是那个肤色黧黑、满脑袋卷毛、终年光脚的老缅。听神仙说，他是从拜贡偷渡来的，帮附近寨子里的一家养猪场做事，负责到街上收潲水，一个月挣五百块人民币。我对他的了解完全来源于道听途说。我不会讲缅甸话，他也只知道几个足以应付日常的汉语词，比如，克哪点、板扎，等等。其实我不清楚他会不会讲别的，这两个词是我们交流的全部内容。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也再没有听到过那种刺耳的呼啸（一同消失的还有那辆车斗里装满潲水桶的银白色的五菱荣光，从二楼望下去，很像大象的脊背），但我老是睡不踏实，在下午三四点钟醒来，头昏脑涨，被窝里冰冷潮润，沤着一股酸溜溜的气味。也许我是在等那个老缅来，但等不到。在那之前我们见过一面。我站在狭窄黑暗的廊道里往外看，双眼蒙眬，脸上盗汗未干，像一个正在离开子宫的婴儿。他一手拎一个潲水桶朝我走来，背对着阳光，耳朵红得透明，阴影里的眼白像月光下的水波一样闪亮，脚板在水泥路面上踩得啪啪作响。谁也没讲话，他怯怯地瞥了我一眼。

神仙总会在喇叭声停歇后，把脑袋伸出窗户，大喊：“喂，喂！”他笑嘻嘻地说，中国人以为是在打招呼，在缅语里却是“猪”的意思。神仙是杆老烟枪，喉咙管被熏得跟腊肉一样僵直打皱，他的嗓音就在那些坚硬的沟壑里撞来撞去，磨得稀烂。然后我们像山羊一样老练地跳下险峻的木楼梯，走到阳光灿烂的街上。楼脚有家八元菜馆，老板是个肥胖的傣族女人。她除了坐在门槛上编箩兜外，不干别的。我们从没有光顾过她的生意，但她还是不厌其烦地放下手里的篾片，掸掉靛青围腰上的竹屑，站起来招呼我们。我们散步到街东边，门面的尽头是一家重庆小面馆，再往外走，过桥，街道收缩成田埂。

面馆的老板是两口子，都是攀枝花人。在那段闲得发霉的日子里，我们把菜单吃了个遍。老麻抄手：我得知他们有个姑娘，很有出息，在北京念大学，唯一让人不满的是迟迟不谈男朋友。干馏豌杂：男的那个老板说，头天有个北方人来问，有没有麻酱？他老婆感到莫名其妙，但还是上了趟楼，把麻将箱子拎下来。两口子笑得像翻滚的温泉。蹄花面：我把遥远的父亲痛骂了一顿，那个没眼水的老头，本来有机会分到攀枝花的市检察院上班，怕离家远，去了笋山林业局。十三岁以前的早晨，父母争吵不休，因为母亲睁眼就看到黑压压的丘陵围拢过来，感到人生无望。十三岁以后，他们没有停止争吵，母亲甚至因为父亲的女同事把电话打到家里而气急败坏，声称要把自己淹死，跳进牛滚塘，水漫到胸口时扎了慌，自己又爬上来。但我终于往外走了一步，到一个叫周家湾的地方念中学，寄宿在姨妈家里，初中毕业后到县城学开车，拜的师父姓陈，是公交车司机。老陈去年脑溢血过世，我没回去。我已经三年没回去了。

我们边点单，边从墙角找到各自的水烟筒，趁老板下面的时候抽一根烟。我看到神仙的被灰白胡楂包裹的嘴巴不断闪烁，像一团暗红色的火球，有时候掉进烟筒，把里面的水烧得呼噜噜地响。我们顿顿喝酒，就像是要把这辈子的酒都喝光，有点报复的意思，在山上这一个多月老板禁止我们喝酒。但也不能醉，隔会儿还要打牌，就只喝啤的，一人两瓶大理V8。对门的超市反复播放着：终于你做了别人的小三，我也知道那不是因为爱……放了筷子，把水烟筒夹在胯底下，再抽根烟，然后钻进紫灰的暮色里。我喜欢看街道两边的门面招牌，大都有缅文，环环相扣的圆圈，像好看的波纹。走进房东老板的屋子，比约定时间早一刻钟，裤子荷包里的钱在跳。一般是房东坐庄，部分原因是他的小舅子是派出所的。我们就在那里待到日出前，炸金花、百分、捞腌菜，打五十或者一百，在昏暗的光线里看牌看到眼睛充血，地上布满烟头和花生壳。

在我把半个月的工资输出去之前，我坐在陈旧的假皮沙发里发呆，双手摩挲着湿巴巴的皮料碎片。

吃饭的时候，神仙用下巴给我指了一个从门前经过的女人：“那个是老缅。”我转过脑袋，几个黄毛蹲在超市旁边的理发店门前抽烟。我攥着筷子冲到街上，目光越过一辆缅甸牌照的白色丰田（YGN-7G-7778，来自仰光省），看到一个穿紫毛衣和黑色筒裙的女人。她把一个巨大的簸盖顶在脑壳上，盛着几个金属罐子和一些鲜货，我看到有香橼和山楂。她的步伐平稳匀净，尽管走得很慢，但让人相信不是为了保持平衡。

以后很久，当我闭上眼，躺在床上或者在温泉里打盹或者在打牌的间隙闭目养神时，大地伴随着眼皮的痉挛而颤动，一头紫颜色的长颈鹿朝我走来，就像晚饭后消食散步一样若无其事。

第二回见到她是在菜市场旁边的饵丝馆子。她对着墙上的菜单扬了扬脑袋，用蹩脚的中文对我说：“老板出克了。”她的舌头上好像压着一只树蛙。我点了吃的，她麻利地煮好，端过来，然后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刷抖音，声音开得很大。她往门口走的时候，我看到她脚上的棉拖鞋露出黝黑干裂的后跟，闻到一股淡淡的肥皂味。她的笑声源源不断地传来，像油辣子一样让我背心冒汗。我不时抬头，认出了那件在夕阳里微微发红的紫毛衣。这时我才感到那件衣裳是多么丑陋和不合时宜，领子垮成荷叶，别的地方又紧绷得随时可能绽线，腰杆上的肥肉此起彼伏。我问她前两天有没有路过重庆小面馆。她把手机音量调低，回过脑袋。我又问了一遍。她摆摆手，在手机上按了几下。翻译软件：我不懂中文。我皱了皱眉：“你刚刚说话了。”她愣愣地望着我。我一笑，拿过她的手机，输入法切换成中文，把那句话打进去，还给她。

你刚刚说话了。我只会说一个词，老板教过我。那你怎么知道我点的大碗饵丝。我听得懂菜单上所有的中国人。你前两天是不是路过了重庆小面馆。是的，我住在那里，每天都会经过。你在这儿干多久了。三个月，吃，不要着凉。

我猜她说的是，快吃，别凉了。我们一言不发，来回切换输入法，把想讲的话打进手机，翻译成对方的语言，然后在各自疑惑的眼神里喷出一股笑意。这个软件笨得像猪，就那几句话，它听不懂也讲不明白。我点头，继续把碗里的饵丝嚼完，感到牙齿发软。进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穿民族中学的校服，勾小拇指，应该是一对。女人还是那句话：“老板出克了。”她挤出尴尬的笑容，瞄我一眼。两个小孩只点了一碗饵丝，坐下来，男的玩《王者荣耀》，女的倚着他的胳膊，在旁边看。我掏出手机，下了个翻译软件，等她把吃的煮好。一声不吭地走过去，可以加个微信吗？忍不住笑，回想起学生时代在课桌底下塞纸条。

嗒嗒，嗒——嗒——舌头轻轻地敲打天堂，两次。点烟。拧不紧的水龙头。汽车转弯，或者抛锚，打双闪。灶台打火。穿高跟鞋的女人走过覆盖着排水渠的石板。秒针。雨季里忧郁的铝板顶棚。考虑出哪张牌，食指敲打木桌表面。掰指关节。抖腿。抗日题材的短剧里枪声不断。多风的夜晚，老窗户像一瓣摇摇欲坠的牙。或者是呼唤她的名字。

那天晚上打牌的时候我心不在焉，有一把抓了三个J，居然甩了，神仙骂我脑壳打铁。我实在无心继续玩下去，又不好意思说走，到后半夜把身上的钱输得一干二净。回到住处，枕头底下的钱还剩四百块，好在明天房东老板就要回潮州老家过年了，不打牌，可以挨到开春。屋子里像淹了水，那些钱摸上去润润的，铺上像菜市场的地板一样又潮又冰。白炽灯泡把墙壁照得隐隐发绿，我以为长了青苔，走近看什么也没有。现在明明是旱季。我和衣躺在床上，很久睡不着，天花板上有水珠滴下来，落在我脸上。耳畔窸窸窣窣，好像有很多耗子在床脚钻来钻去。我吓得坐起来，拉了灯绳，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趴在床上往底下看，看到几团发黄的皱巴巴的纸。

一觉睡到中午，枕头旁边的手机亮着屏幕：第四十一章，奥黛丽和她的苏茜。有三个未接电话，母亲打的，想也晓得是催我回去。昨天我跟神仙讲：“算了，㞗钱没得，回去遭万人笑。”打通电话，是父亲接的，母亲跟大姐、三妹在阳台推豆花。我说已经买好票了，腊月二十八回。

街上赶场，饵丝馆子里全是人，坐不下，有几个老头蹲在外面吃，拿板凳当桌子。我往里挤，门口的灶台背后是个蓄络腮胡的瘦猴，正用一双手杆长的筷子把锅里的饵丝捞起来，身上的围腰和袖笼子泛着像玉一样的光泽。我认得他，他在三岔口开了个温泉旅馆，我跟神仙去洗过两回。那家旅馆正好在口子上（旁边还有个加油站和KTV），三条乡道通往街上、中缅口岸和隔壁的陈平镇（去保山的必经之路），去那里洗的大车司机有很多，我不指望他记得我。旁边有个负责收钱和打佐料的老太婆，瘦猴说是他母亲，店是老人的，他只在赶场天回来帮忙。

店里的嘈杂加剧了老太婆的耳背，她在一个男人的碗里加了太多芫荽，顾客过来理论，她又把盐罐打翻。我拨开乱哄哄的人群，站到门外抽烟，街上人更多，有辆不知好歹的长安混在人群里，像粘板上的耗子——蟑螂药，蚂蚁药，老鼠药，不怕你老鼠多，就怕你没老鼠，老鼠闻到死光光，吃到死光光……我走过去买了二十块钱的，打算撒一些在床脚。突然看到塔塔从远处过来，脑袋上顶了把亮晶晶的叶子菜，在人群里若隐若现，像偏东雨里的水葫芦一样。我艰难地往那边挪，她突然消失，离近了才看到她蹲在地上，面前有两个铁笼子，一个里面是头病恹恹的刺猪，另一个是两只褐色的松鼠。

她稳当地站起来，对我嘟哝，可能是：你怎么在这里？我指了指地上的笼子，说：“你喜欢这个？”我把这句话输进手机里的翻译软件，给她看。她摆手，溜进人群里。我讲了价，扫码付钱，拎着两只松鼠回饵丝馆子。瘦猴用责备的语气问我跑到哪里去了，我要的稀豆粉已经冷得没法吃，只能重做。虽然他不是真的想知道我的去向，但我还是从棉衣荷包里摸出一盒耗子药。他发现了我另一只手上的松鼠。我低头看一眼笼子，它们蜷在一起，像两坨牛粪。反正没讲是给塔塔买的。

神仙帮我找了个宽敞的笼子，原先是拿来关鹦鹉的，托盘里隐约可见白色的鸟屎痕迹。我把松鼠倒进去，养在床边。其中一个没多久就病了，屁股潮湿，屙绿水，不吃东西。我怕是传染病，把它捉出来，放了。回屋的时候发现，铁笼被豁开了一个口子，木地板上拖着一道新鲜的血迹，蜿蜒向床脚。我俯下去看，是另一个松鼠，已经死了。细小的脑袋上横着一道可怕的伤口，粉红色的头盖骨暴露出来，拎在手里时还在流血，滴滴答答地敲在地板上。

我很早以前就悲哀地发现，记忆是靠不住的，你越想补全往事的细节，你所受到的蒙骗就越深，以至于把英雄当成恶棍，把流氓混淆成好人。现在，在黑暗里，我伸手就能够到床头柜，摸到烟灰缸里的灰烬和油垢、四散在柜子表面的碎发和指甲，以及一根指头长的尖刺。那是根刺猪的刺，黑白相间，就像是一条被冻僵的银包铁。在山里时，我们常常在路边的草丛里看到它们，经验丰富的司机讲，不能把尿淋在它们身上，否则，它们会醒过来咬住你下面。等你成了跑缅甸的老手，你也可以编些来哄新毛头们。此时，我的心底涌起一阵恐惧，那天我买的究竟是松鼠还是刺猪？任何一项选择都有证据支撑，也都有确凿的反例。或者，我压根一样都没买？床边的笼子也不是什么鸟笼，而是我在赶场那天买来捉耗子的。我的耳边传来一阵阵细碎的响动，难以入眠。我坚信那些噪音来源于耗子，但我从没有看到过它们，粘鼠板和笼子也只能徒劳地捕捉灰尘。它们像鬼魂一样在我的房间里游荡，成了我肺部的瘙痒。

晚上，我们骑房东的三轮，向东离开街道。老家从不会有这么透明的夜晚，眼前的所有都亮得像积了水：田埂，成簇的稻秸，干涸但仍湿润的红土，遥远的寨子，群山。驶上一条水泥路，两边的荒地里堆满了垒成三角形的木片和尚未切割的原木。车灯照着路边一座砖房，墙上漆字斑驳，“严禁烟火”。再往外走三华里，路两旁停满了拉香蕉的大车，高得遮天，水泥路像一座黑黢黢的峡谷。我闻到它们的脚底散发着干燥的黏土气味。想到一个传说，大象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