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俗小说与英雄传奇
作者: 刘梓璇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典范,《林海雪原》自问世以来持续受到学界关注。本文聚焦于曲波的这部兼具民族形式与革命浪漫主义特色的经典作品,通过分析其叙事策略与人物塑造方法,揭示通俗小说传统与政治话语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为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独特审美形态提供新视角。
一、创作背景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是一个创造传奇英雄、坚定政治信仰的火红年代。在大众文艺新方向的影响下,革命历史题材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方向。这一时期,对革命历史的规范化叙述在证明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过程中,建构起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决定组建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追剿土匪。曲波以亲身参与剿匪行动的真实经历为创作基础,最终创作出《林海雪原》这部富有民族特色和传奇色彩的革命历史小说。
二、艺术特色
与其他的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林海雪原》虽未突破革命历史叙事的主题,但也未完全落入时代文学的窠臼。它在林海雪原的特殊环境中塑造了特殊的军队形象,将通俗性与传奇性融汇于革命历史的叙写之中,通过传统的民间叙事手法和浪漫主义传奇色彩,为规范化的时代主题注入独创性和生命力。
(一)民族形式——革命通俗小说
1.主题内涵的伦理化表达
(1)复仇。中国特有的报恩复仇的侠义精神,源于家国一体的血缘宗法制社会,蕴含着为亲尽孝与为国尽忠的双重意义。《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祭兄、杨雄杀妻泄愤等情节在民间流传较广。《林海雪原》开篇直白地描绘了匪徒杀人、尸体遍地的惨烈场景,这一描写通过战士的悲壮誓言,既具象化了革命者剿匪的信念,又使这种从个人血亲之仇向人民集体仇恨升华的情感逻辑,成为贯穿整部小说的叙事动力。
(2)爱情。通俗小说中,义与情的结合是民心所向。唐传奇和明清戏曲小说兴起的“才子佳人”模式,为粗犷豪放的侠义英雄注入了书生气质,使得正义善良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中国古代叙事作品表达“邪不压正”这一伦理主题的重要手段。《林海雪原》中的爱情叙述为政治主题增添了一抹令民众倍感亲近的人情味。少剑波与白茹萌发出缠绵悱恻的爱情,他写诗赞美她的美丽与机智,也曾在凝望她熟睡时“心忽地一热”。对传统“英雄美人”模式的借鉴,将爱情建立在革命情谊的基础之上,使得红色文本更加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3)神魔。《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传统神魔小说,往往通过神魔对峙的道德主题来彰显民间宣扬正义的伦理情怀。《林海雪原》则将敌我矛盾表述为正与邪的对立,借助神魔主题来凸显其政治主题的合情合理性。小分队战士机智勇猛、疾恶如仇,土匪帮派则凶狠残暴、无恶不作,这种处理方式彰显了革命胜利的必然性。
2.人物塑造
(1)“五虎将”的谱系模式。《林海雪原》的人物设置受到了《三国演义》等传统小说中“五虎将”群体英雄模式的影响。“五虎”之首是忠勇双全的少剑波,其后依次是骁勇却谋略稍逊的刘勋苍、胆识过人的杨子荣、身怀绝技的栾超家,以及忠厚老实的孙达得。忠、勇、谋、技、德等传统价值标准在每个成员身上分别有所体现,有主有次,互为映衬。
(2)妖魔化的反面人物。将反面人物进行妖魔化是神魔小说的常见手法。与《西游记》中以动物为原型的妖魔鬼怪相似,《林海雪原》中的敌人形象也常具备可怖的外貌特征。许大马棒“膀宽腰粗,满身黑毛,光秃头”,蝴蝶迷则“脸长的有些过分,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像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思想性格上,反面人物与高尚、无欲的传统英雄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充满了低俗淫荡的欲望。丑陋的蝴蝶迷是土匪中出了名的荡妇,“许大马棒把她排为第三房,她也不在乎,正像她自己得意的唱高调那样:‘阔小姐开窑子,不为钱,为图个快活。’” 这些妖魔化的反面人物衬托出神化的英雄形象,形成了扁平化、固定化的正反分野与对峙。
3.文体特征
(1)叙述结构。中国传统小说往往注重表层叙述结构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呈现出链式形态。与《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经历八十一难取得真经的单一模式相似,《林海雪原》以革命的起因、过程、结果为线索,环环相扣的结构带来了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读者在体会战胜邪恶的胜利快感的同时,也见证了革命小说以评书章回形式广泛传播的可能性。
(2)叙述视角。曲波虽有革命的亲身经历,却仍选择了中国古典小说常用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熟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统小说的他,能够把它们“像说评书一样地讲出来”,因此在讲述革命故事时也带有了“说书人”这一第三者的身份认同。此外,第三人称视角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不仅使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同时也点明了时代背景,增强了教育效果。
(3)叙述语言。《林海雪原》的语言不仅通俗易懂,而且颇具东北地方特色。“獐狍猊鹿满山跑,开门就是乌拉草;人参当茶叶,貂皮多如毛。” 这些民谣和方言的使用,与关外的自然风光、百姓生活、传统习俗等共同营造出“林海雪原”特有的地域风情。
(二)传奇色彩——革命英雄传奇
在以通俗化的民族形式表现文学艺术的基础上,周扬还主张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相结合。革命的亲历者在战争胜利后的“颂歌”时代,承担起重构胜利者英雄史诗的使命,继承中国古典传奇小说的叙事传统,创作出既“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的革命英雄传奇。
1.环境
《林海雪原》中充满想象和夸张的自然描写,让本就不为人熟知的莽莽雪原更显“奇异”。鬼斧神工的石壁沟、奇险峻逸的奶头山、焕发青春般神奇的天乳泉……东北林海粗犷壮丽的关外风情跃然纸上。在这种特殊环境的烘托下,人物与情节也染上了浪漫的传奇色彩。
2.情节
对于在说书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古典传奇小说而言,精巧的情节设计是吸引读者的关键。以惊险激烈的游击战争故事为原型的革命历史小说,受到传奇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对革命历史进行了简单化、浪漫化的想象。
《林海雪原》在单线发展的故事中,情节环环相扣,冲突奇峰迭起。不仅有“智取威虎山”一战中小分队以弱胜强的经典胜利模式,还有奇异环境中出现的各种巧合,以及蘑菇老人等世外高人的帮助。惨烈的战争历史在作家的艺术化重构中变成了传奇故事:即便出现暂时受挫的情节,也旨在为之后的情节转折作铺垫,达到松弛有度的艺术效果,最终走向“大团圆”的光明结局。
3.人物
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塑造了浪漫化的英雄人物。他们具备崇高人格和坚定革命理想,成为时代精神启蒙者、主流意识形态象征及人民榜样。
传奇叙事重视情节,人物性格单一固定,故事推进多依赖性格互补。比如“五虎将”分析所示,各具特色的英雄在独立故事中施展超凡能力。传奇人物因此具备独自应对困难的非凡能力。以智勇双全的少剑波为核心,《林海雪原》中的革命英雄更具代表性和象征性,与妖魔化反面人物形成鲜明对立,共同构建民族国家话语形象体系。
少剑波决策神速果断,凭借神机妙算屡战屡胜。其形象承载“二O三首长”政治权威性,不仅展现军事才能,也反映革命叙事对“完美领导者”的期待。
杨子荣乔装打入威虎山,凭一己之力瓦解匪帮。曲波对杨子荣的传奇化重构致敬英雄,也受革命浪漫主义范式影响。这种美化赋予故事神话色彩,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现实斗争的残酷与复杂。
三、传统与传奇的现代重构:革命叙事的张力与超越
(一)传统与传奇的融合
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当代大众文化,“文艺大众化”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的主流观念。《林海雪原》中的传统性与传奇性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肩负起了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时代使命。一方面,采用人民大众熟悉的民族形式成为讲述通俗化革命故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小说的成熟形式——传奇小说,在以革命为核心特征的时代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相结合,展现出了革命英雄传奇的独特风貌。
(二)革命历史与传奇故事的张力
传奇小说在革命历史题材的融合中重获新生,“讲故事”的娱乐审美追求与革命话语的政治追求、历史记录的真实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
曲波在艺术化的重构中,对历史的真实进行了诗性修改,最终塑造出超越现实的英雄传奇。然而,针对《林海雪原》“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的批评,促使我们反思: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方式描写历史,究竟是“损害了生活的真实”,还是以夸张手法强化了政治教化的作用。应当认识到,《林海雪原》作为小说,其描绘的“真实”是艺术真实,而非历史真实。唯有以通俗化、民族化、传奇化的标准,而非现实主义的标准进行研究,方能正确认识其真正价值。
同时,对故事吸引力和通俗化的追求可能导致革命话语处于弱势地位。《林海雪原》通过传奇叙事吸引大众阅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话语的说教性。例如,杨子荣使用土匪黑话的情节,既彰显了人物智慧,也暗示了革命者对“异质话语”的妥协。革命话语的要求与传奇叙事要求之间的矛盾,恰恰揭示了意识形态整合过程中的复杂性。
(三)文学超越性
曲波在颇具传奇色彩的战斗经历基础上,将传统文学因素融入古典浪漫的传奇叙事,使革命历史叙事超越了由革命、阶级等政治符号标识的时代规范。尽管存在传奇色彩与革命话语的冲突,但在其独特的浪漫主义格调与传统文化氛围中,人性和文学的力量超越了时代审美的要求与规范,展现出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这一与时俱进的文学形式的独特魅力。
(厦门大学)
作者简介:刘梓璇(2004—),女,江苏徐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 李知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