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弃与眷恋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天赋的女作家，其文学创作始终与乡愁情结交织。在文学立场上，萧红特立独行，坚守以笔为旗的文人身份，这使她的创作相比同时期其他作家更加自由，作品也多了一份专属的灵气。本文以《呼兰河传》《生死场》等文本为核心，通过文本细读和心理学分析，剖析萧红作品中乡愁情结的呈现方式、生成机制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揭示乡愁如何成为她对抗现实困境的核心动力，并推动其文学风格的演变。

一、萧红乡愁情结的文本呈现与生成机制

（一）《商市街》：家庭的幻灭与逃离

萧红将她离家后与萧军在哈尔滨的生活点滴，以及对爱情生活的最初体悟，悉数记录于首部散文集《商市街》中。从《商市街》不难窥见，这个新筑的小“家”曾让她初尝家庭的真正温暖。然而，世事难料，与萧军结合后，萧红虽摆脱了父家的束缚，却又陷入了夫家的桎梏。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使他不愿萧红外出工作，只令她忍受饥饿，在家中守候他带回的食物与微薄零钱。对萧红而言，家依旧是寂寞的、荒凉的。她曾在多部作品中提及，这个家如同空旷的广场，毫无温情，陪伴她的唯有寒冷与饥饿。在此，家被解构为一个空洞的符号，映射出萧红对传统家庭关系的彻底幻灭。

（二）《生死场》：乡土社会的批判与启蒙

追寻理想中的文明小家失败后，萧红再次选择逃离沉闷的家庭琐碎，勇敢地以笔为剑，将写作视为武器，以更高的思想格局理性审视笔下人物与乡土社会，旨在启蒙，实现她对故乡的深切关怀。《生死场》便是其代表作，小说不仅描绘了人们从愚昧麻木走向觉醒反抗的过程，更通过细腻叙写，展现了萧红对故乡社会的深切关切及对故乡人民生存状态的深深忧虑，凸显了《生死场》的启蒙主题，深切表达了她对家乡的悲悯之情。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生活状态呈现出动物化的特征，民众“蚊子似的生活着”“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而生病后的月英则“像一头患病的猫儿”。这种动物化的隐喻深刻揭示了呼兰河畔的生存困境，科学之风从未吹拂进这个闭塞的村庄。月英生病，人们的第一反应竟是“以巫代医”，烧香请神，到土地庙祈求毫无科学依据的“药”来医治。这些盲目迷信的行为，反而加速了月英的死亡。萧红以冷峻的笔触，揭开了乡土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出其残酷无情的“吃人”本质。

（三）《呼兰河传》：乡愁的诗意重构

《呼兰河传》无疑是萧红抒发对故乡眷恋之情的巅峰之作，素材源自她童年生活的呼兰县。在那里，留存着太多属于她的美好而灿烂的童年记忆：热乎乎的麻花、映照得孩童脸蛋通红的火烧云、幽幽发亮的河灯，以及震耳欲聋的野台子戏……这些意象共同编织成萧红心中那片诗意的、永恒的精神家园。正如《呼兰河传》尾声所写：“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四）乡愁情结的生成机制：个体生命与社会语境的交织

萧红的乡愁情结是其文学世界的核心密码，贯穿其一生创作。而乡愁情结的形成则需结合其个体生命轨迹与社会语境来分析。萧红出生于具有历史意义的1911年，这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新时代风气正逐渐兴起。然而，在封闭与开放交织的社会风气夹缝中成长的萧红，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她渴望独立，却始终未能完全实现；她孤身一人勇敢地走出张家，却无法孤身一人勇敢地面对整个社会。萧红期盼爱情能为自己构筑一个新的小家，一生中遇到了三位重要男性，但他们均未将萧红从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反而一次次击碎了她对“小家”的幻想。对“小家”的依赖暴露了萧红精神独立的未完成性，说明她从未真正摆脱“家本位”思想的束缚。中国几千年的宗法传统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的“家庭意识”让她持续不断地渴望拥有一个自由、开放的家，以此寻求灵魂的皈依。

这是萧红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她虽接受了“五四”浪潮的洗礼，拥有了先进的女性意识，渴望挣脱封建宗法的牢笼，实现自我价值，但她的软弱性又使她将解放自我的希望寄托于小家庭之上，本质上依然依赖于男性生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思想上，都离不开伴侣的支持。

（五）创伤记忆与离散体验：乡愁情结的深化

萧红凭借坚韧的意志，在战火纷飞中四处流浪，其生命旅途与动荡的年代、离乱的社会紧密相连。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离家流亡，萧红所承受的漂泊苦痛与失家乡愁层层叠加，愈发尖锐。她饱受物质匮乏、病痛折磨与精神苦痛的煎熬。生育过两个孩子，却两次失去，从未体验过教养孩子成长的喜悦，从未真正成为一名完整的母亲。两次丧子之痛、情感背叛和战乱颠簸，使她的乡愁中叠加了母性缺失与性别压迫的深切痛楚。

著名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提出，创伤是“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难以承受的经历，在这种经历中，对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迟的、无法控制的，并会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性的方式反复出现”。创伤给萧红留下的后遗症，即她运用文学语言来传达创伤经验。比如在《弃儿》中，主人公“芹”的弃子行为，既是生存所迫，也隐喻了萧红自身被剥夺的母职身份。同时，根据创伤理论，“创伤主体无法独自面对自己的创伤，要想摆脱创伤，就必须努力建立与他人或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观点为萧红对建立家庭的深切渴望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萧红的家乡呼兰位于松花江北岸，自然环境恶劣，与外界交流匮乏，经济衰败，思想文化闭塞落后。她毅然走出家门，辗转哈尔滨、北平、上海、香港、东京等地，然而，城市的流亡体验远非她所想的那般美好。尽管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她的精神世界，开阔了她的视野，但城市的动荡不安让她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物质的匮乏使她在都市中举步维艰，忍饥挨饿。城市生活非但没有为她提供文明与秩序的庇护，治愈呼兰留下的创伤，帮助她成长为拥有强大、完整人格的人，获得灵魂的宁静，反而给她带来了更多伤痛，不断敲打着她漂泊的灵魂。离散身份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让她在身份认同上始终困惑。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的故乡与离散地形成双向互文关系，故乡的视野和过去的感知方式影响着她对城市的认知，而故乡的意义也在与新的地域文化碰撞、交流中得以新生。《生死场》中的金枝正是这一困境的缩影：逃离乡土后在城市底层挣扎，最终被迫返乡，印证了“无处是家”的永恒漂泊与思恋。

总之，“家本位”思想的根植、创伤记忆的影响及离散体验，无不加深了萧红的乡愁情结，使之成为她小说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符码。

二、乡愁情结对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早期创作：尖锐批判与生存困境的书写

萧红的小说在各个时期各有特色。早期，她以满腔热情和犀利的笔触，直面乡村社会的愚昧与落后，甚至直指封建制度的腐朽，展现出大刀阔斧、尖锐无比的批判精神。这一时期的萧红，锋芒毕露，用文字撕开社会的疮疤，让读者目睹人民的苦难与挣扎。中期，历经人生的磨炼与生活的洗礼，她的创作风格逐渐变得含蓄内敛，不再直白表达，而是通过细腻情感和复杂人物刻画，展现人性的多面性。晚期，她的创作更为成熟，笔触幽默而辛辣，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然而，无论风格如何变化，萧红始终无法摆脱身体的无家可归与心灵的漂泊无依。这种乡愁情结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底色，从早期的故乡眷恋，到中期的漂泊感慨，再到晚期的人生反思，乡愁始终是她创作的重要源泉，也为文字增加了独特的温度与深度。

萧红早期小说主要聚焦于生存困境，大量吸取社会人群的困难生活经验，小说人物身上常映射出萧红自身的经历与感受。饥饿、寒冷、无家等生存困境，被她视为普通民众不幸命运中的最大不幸。萧红不仅哀痛于自身悲惨命运，还抒发对人民艰苦生存困境的深切同情，将漂泊流亡的体验渗透于文学作品中。

比如《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最根本的担忧是贫穷，孩子未出生就忧虑如何养活；《弃儿》中，“芹”因极度贫困，让刚出生的孩子一同忍饥挨饿，最终忍痛弃子；《哑老人》中的哑老人与一群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乞丐，在洞穴中如同爬虫般生活；《小黑狗》中的小狗也如同人的命运一般困顿无望。

（二）中期创作：含蓄内敛与精神荒凉的表达

与萧军情感的动荡、精神导师鲁迅的去世及战争纷扰等负面因素，使萧红焦虑万分，心态变得脆弱敏感，甚至影响身体健康，时常失眠、恶心、莫名想哭。她在信中向萧军倾诉：“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这种精神的荒凉影响了其中期文学创作，作品流露出被弃感，笔下人物内心对生命意义产生强烈的质疑，充满不知去往何处的迷惘。何处是归途、家在何方，成了作品中最核心的问题。

（三）晚期创作：幽默辛辣与爱国忧思的融合

经过漫长的自我探索，萧红超越个人情感体悟，意识到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在《马伯乐》中，她以城市知识分子的视角深刻批判国民性，不仅继承与拓展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更对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度反思。“九·一八”事变周年之际，萧红写下《致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表达爱国热情。创作计划中未能完成的小说《晚钟》《泥河》《红楼》等，分别反映哈尔滨女学生的抗争、开垦北大荒的故事及红军长征生活，体现出她对故乡的思念和对胜利的憧憬。这强烈深沉的爱国忧思，浸透后期小说创作，使写作呈现出苍凉而不悲观、低沉而不抑郁的特点。尽管现实灰暗压抑，但人们心中的希望之光永不熄灭。

由此可见，萧红的小说内容、文本形态深受其生命体验和乡愁感受影响。随着精神流亡的不断演进，作品内涵得以延伸发展，艺术成就不断攀上新高度。

三、结语

萧红一生中经历了太多曲折与痛苦，流亡成为她生命的底色，因此，“家”对她而言，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萧红对家的感情始终是复杂而纠结的，爱恨交织。她一方面决绝地离开、背弃，另一方面又不断怀恋、难以割舍。在流亡过程中，萧红遭受的肉体与精神折磨愈加深重，她对家的痛恨和厌恶就愈发深刻；与此同时，处境愈艰辛困顿，她便愈发留恋那些曾给予她庇护与温暖的家园。基于这样独特的生命体验，萧红的文学创作充满了个人魅力，使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萧红的乡愁情结是其文学世界的核心密码。从《商市街》的幻灭，到《呼兰河传》的诗意重构；从《生死场》的深刻批判，到《马伯乐》的辛辣反讽，乡愁始终作为一条精神线索，串联起她创作生涯的嬗变。这一情结既源于个体创伤与性别困境，亦被时代洪流所塑造。萧红以笔为舟，在背弃与眷恋的激流中奋力前行，寻找归宿，最终将乡愁转化为超越性的文学力量。她的创作证明：流亡者的书写，正是对“家园”最深刻的抵达。

（江西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童心洁（1998—），女，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