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

《伤逝》是在中国20世纪初启蒙思潮影响下，鲁迅所创作的一部关注知识分子命运与爱情的短篇小说。主人公涓生与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勇敢冲破封建桎梏，追求个性解放、个人幸福，但两人携手营建的新式小家庭却最终解体，并酿成一伤一逝的悲剧。《伤逝》深刻揭示了“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话语下的爱情困境。

一、启蒙思潮下一次冲破“铁屋”的尝试

启蒙运动于17—18世纪在欧洲兴起，其以理性崇拜为核心，以个性解放为目的，弘扬人的价值和个性尊严，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其本质是一场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启蒙主义一时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反对封建纲常伦理。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倡导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倡“灵肉一致”的人道主义文学主张，“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

鲁迅的文学观也是从肯定启蒙思想、宣扬“个性主义”出发的。在《文化偏至论》中，他提出“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谈及创作小说的原因，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因此，鲁迅小说创作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之人，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追求婚恋自由是当时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伤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完成的。小说中爱情叙事与启蒙理想始终交织在一起。

《伤逝》的故事情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恋爱、同居、分别。小说以涓生视角展开叙述，副标题为“涓生的手记”。开篇便交代了手记的缘起，即悔恨与悲哀下真诚的忏悔录。

第一阶段，涓生对子君的启蒙构成了他们恋爱的重要内容。交往半年后他们组建了家庭，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同居生活。不过三个星期涓生便产生了腻烦情绪。在涓生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爱着子君时，曾一度陷入道德的两难困境。他最终决定告诉子君无爱的真相，并为自己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经过启蒙的“新女性”应该懂得寻找“新的生路”。离开吉兆胡同的子君只能回到冰冷严酷的封建专制旧家庭，不到一年便悲惨死去（逝），涓生则抱恨终身（伤）。

子君的死亡令人唏嘘。近年来一些研究将矛头直指涓生，认为不是社会而是涓生直接地导致了子君的死，认为涓生不应在没有充分考虑启蒙的结果时，就不负责任地对子君进行启蒙。笔者认为，在讨论子君的悲剧时，不应忽略《伤逝》中启蒙的积极意义。《伤逝》虽以悲剧告终，但它毕竟是启蒙思潮下一次进步的抗争，一次冲破“铁屋子”的勇敢尝试。

1917年8月，钱玄同向鲁迅约稿，当时的鲁迅对国家前途失望，他打了一个比方，假如有一间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面有一群昏睡的人，是该叫醒他们，还是任由他们在熟睡中死亡？少数几个清醒的人，真的能够挽救大众于深渊吗？钱玄同则认为“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打动了鲁迅，之后鲁迅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主要题材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以青年知识分子婚恋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收录于《彷徨》。

《伤逝》中子君尽管又回到了封建家庭，但“重新回来”与“从未出去”的意义有本质区别。倘若子君从未接受过启蒙，一生忍受压抑人性的封建旧家庭，接受毫无自主选择权的封建婚姻，难道不是更加悲哀吗？也许抗争会失败，但觉醒才是意义。另外，死亡本身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鲁迅认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而悲剧是有力量的。王富仁认为今日的文学缺少崇高悲剧中那种理性精神和意志力量（《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下》）。李秋兰认为“先觉者的死亡或沉沦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绝望，反而是鲁迅反抗绝望的启蒙话语叙事方式”（《鲁迅〈伤逝〉与萧红〈生死场〉的启蒙性》）。

二、启蒙理想下知识分子的现实婚恋困境

《伤逝》收录于短篇小说集《彷徨》。《彷徨》时期的鲁迅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题〈彷徨〉》）反映了他当时的迷茫心境。鲁迅深刻地反思了启蒙浪潮下知识分子面临的现实困境。《伤逝》中启蒙理想一旦触碰到现实，便不堪一击。子君与涓生的结合面临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

首先是生存的压力。“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小家庭解体的转折点是从涓生失业开始的。涓生原本拥有一份抄写公文的工作，两人同居后，涓生因被举报而失去工作，生活陷入困顿，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涓生逐渐产生了分手的想法。那么子君既然也感受到了生存压力，她为什么不去找一份工作呢？离开涓生的子君为什么只能回到旧家庭忍受折磨以至走向死亡呢？

子君是当时社会中新女性的缩影。女性问题从晚清到民国已成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妇女解放成为启蒙浪潮下主要的社会思潮。许多作家都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过描写，但大都止于女性独立，追求自由恋爱。而《伤逝》则进一步探索新女性的出路问题，表现出鲁迅的启蒙焦虑。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演讲中，鲁迅指出女性独立的第一步是经济的独立，可谓一针见血。他认为娜拉既然已经觉醒，便无法再接受从前的处境，因此出走是必然，但娜拉出走的结果大致是两种：堕落或回来。根源在于“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鲁迅强调男女平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家庭应该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而当时的女性并未取得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实际情况是，知识女性离开学校后少数进入社会工作，大部分照旧回归家庭，相夫教子。

其次是精神的压力。涓生和子君的自由恋爱挑战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涓生的失业其本质依然是顽固的封建旧势力的桎梏。社会观念、文化心理的更新变革需要极其漫长的过程。鲁迅比同时代作家更为清醒：启蒙者所批判的封建传统，已经生长在国民精神的深处。鲁迅发掘出了悲剧发生的社会根源，使读者认识到，只有击毁现实社会的压力，才能实现自由恋爱的理想。

子君不管家人的反对，涓生不顾朋友的非议，处在同居关系中的两个人都隔绝了社会，完全被家庭的小圈子包裹住。后来，涓生的决心逐渐动摇，子君的激情也逐渐消退，脱离社会的爱最终失败。子君的原生家庭和涓生的朋友们就是鲁迅所鞭挞的旧社会的代表，而这个社会不允许他们自主掌控恋爱和婚姻权。知识青年们虽然能够在理想的驱使下逃离封建家庭的小罗网，却逃离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牢笼。个体力量在群体力量面前是脆弱的，个体必将毁灭于群体的压制之下。贾荣华认为“子君的个人觉醒和自由之宣言，就是子君在忽略社会性存在之后盲目地做出了所谓的‘自由选择’来试图重新定义自我的本质，如此只能承担这种行动的严重后果，进而导致她的毁灭”（《“自由话语”场域中的子君“人生”——鲁迅〈伤逝〉的存在主义透视》）。

三、启蒙话语下知识分子的内在婚恋危机

《伤逝》探索了启蒙思潮下新式小家庭瓦解的外部因素，同时真诚追问当时社会背景下小家庭瓦解的内部原因。

（一）《伤逝》揭示了启蒙话语下不平等的两性关系

涓生与子君的这段感情自始至终都是不平等的，他们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观察者与被观察者，言说者与被言说者的关系。

涓生作为启蒙者高谈阔论地向子君传播新思潮、新文学，谈论家庭专制、男女平等，介绍易卜生、泰戈尔、雪莱等作家。而子君的回应是点头微笑，同时默默无语。

涓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子君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不仅在两人的互动中涓生掌握了主动权，即便是对这段爱情的回忆、叙述、反思也是以涓生为第一视角展开，读者看到的子君是涓生眼中作为观察对象的子君，难免受到涓生主观色彩的影响。

鲁迅小说有一个鲜明的艺术特点，就是善于刻画眼睛。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谈及自己的创作方法：“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伤逝》中几次写子君，都采用了画眼睛的方法。例如：“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孩子”“稚气”，虽是赞美子君的纯真善良，但也表明在涓生的视野中子君并不是一个独立、成熟的人，而是在心智上较为幼稚的人。涓生并没有把子君当作一个与自己平等的人来看待。

在涓生的启蒙下，子君对封建势力视而不见、坦然前行。两人交往半年后，子君不卑不亢地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涓生对这句宣言的反应主要是基于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观察视角：“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涓生的震动与狂喜更多的是出于对自我价值的确证。在子君说出个性解放的宣言后，涓生感动的不是子君热烈到可以与封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抗争的勇敢无畏的爱，而是欣喜若狂地发现中国女性个性解放与自我觉醒的巨大潜能。他为自己能够拯救一位困囿于旧社会深渊中的女性而激动不已，即涓生在对子君的启蒙与塑造中获得了自我价值感。但平等是爱情的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即便是建立在宏大话语上的爱情大厦也必将轰然崩塌。

（二）《伤逝》揭示了主人公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性

子君在涓生的启蒙下具有了初步的觉醒意识，一开始表现得勇敢无畏，但同居后的子君放弃了持续的追求和进步。子君接受启蒙的不彻底性在于她只完成了恋爱层面上的个性解放，把成立新式小家庭作为她的斗争目标。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她便重新扮演一个旧式的家庭妇女角色，将家庭作为她全部的人生意义。同居后的子君终日为家务操劳，不再思考其他问题。她并未真正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表面上她接受新思潮，并且坚定地用实际行动将自己塑造成涓生期待的时代新女性，实际上她的灵魂深处依然被男权思想所左右。回看子君当时的决绝，她离开封建家庭最主要的因素也许是受到了爱情的热烈感召而非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点涓生在后来也有所反思，“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

涓生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性在于不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贾荣华认为“五四”知识分子追求的“自由”，既是挣脱封建束缚的自由，也是选择的自由，以及能够为选择承担责任的自由。涓生在面对生存考验之时，没有分析深层次的问题是自己对封建社会顽固力量的预判不足，而是责怪“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他的叙述中包含着隐隐的厌恶：“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同时出于自私，他没有担负起维护好小家庭的责任，而是决定抛弃子君，导致了子君的死亡。

《伤逝》是对中国20世纪初启蒙思潮的回应，也是一次深刻的反思。鲁迅一方面积极肯定启蒙的价值，另一方面对启蒙保留怀疑态度，真诚揭示了时代浪潮下知识分子在个人情感生活领域的尴尬处境。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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