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仕女画看唐代女性妆饰变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及艺术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唐代女性仪态雍容，风貌万千，她们的妆饰也极为丰富，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璀璨篇章。本文以唐代不同时期的仕女画代表作品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画中呈现的唐代女性妆饰风格，进而阐释这些妆饰与审美背后所蕴含的唐代社会文化成因及深层内涵。

一、唐代仕女画与妆饰概述

（一）唐代仕女画概述

仕女画是一种人物画，也称为“士女画”。最初，“士女”指的是社会中上层的士大夫和妇女。仕女画最初描绘封建社会中上层的士大夫与妇女的生活。后来，它演变为专门描绘贵族上层妇女生活题材的绘画。我国的仕女画历史悠久，最早的仕女画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到了唐朝，仕女画进入黄金时代。

在东晋顾恺之和初唐阎立本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已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然而，当时的人物画大多侧重于训诫教化等主题。例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内容就是劝诫宫中妇女遵守道德规范。盛唐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为仕女画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盛唐时期的代表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是唐代仕女画的典范，后人称赞周昉“画子女为古今之冠”。然而，周昉生活在中唐晚期，这个时期唐朝由盛转衰，他笔下的宫廷女子虽然穿着华丽，却流露出寂寞与忧愁之情。他的代表作品《挥扇仕女图》长卷描绘了宫中嫔妃的哀怨和萧瑟之情。

（二）妆饰概述

仕女画中的妆饰特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宫廷贵妇、宫女及上层社会的审美取向与文化。妆饰行为的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原始人类使用矿物颜料进行身体彩绘，并用兽骨、贝壳等自然物品作为装饰品。这种行为源于对神灵的崇拜、部落身份的标识及求偶需求的表达。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妆饰在不同地域文化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体系。例如，古埃及人非常重视眼部妆容。这种妆饰不仅具有抵御强烈日照的实用功能，还体现了对神灵庇佑的祈求。在中国古代社会，妆饰发展出了包括敷粉、画眉、点唇在内的传统体系，每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妆饰风格和审美标准。妆饰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不断演变，既反映了时代特征，又反映了社会风尚。

二、唐代仕女画中的女性妆饰变迁

（一）初唐淡雅与自然

从文化角度看，初唐妆饰的淡雅特质是胡汉文化整合期的过渡形态。在初唐时期，仕女画的造型风格逐渐从隋代的风格中蜕变出来。它既保留了北朝质朴的造型基因，又融入南朝文人清新自然的美学理想。同时，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它还融入新的元素，倡导回归自然、追求质朴纯粹的审美新风尚。

在发饰方面，初唐女性的发饰风格以简洁自然为主要特点。常见的发式有单髻和双髻，多为低髻造型，发髻紧密贴近头部，这种造型使女性显得端庄稳重。发髻的装饰非常简约，通常只用一根木质或骨质的简单发簪固定。以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为例，画中仕女多梳单髻，仅以素簪点缀，发饰朴素无华，却尽显清新自然之美，与初唐淡雅自然的审美追求相呼应。

在面妆方面，初唐女性的面妆以敷粉为基础，追求白皙自然的肤色。在阎立本的《步辇图》中，这一特点得以清晰呈现。画中仕女面部敷粉轻薄而均匀，仿若能透过肌肤看到下面的血色，呈现出一种天然的光泽感，将女性的天生丽质与清新自然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盛唐昂扬与绚烂

盛唐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与文化昌盛使社会风貌呈现出昂扬向上与绚烂多彩的特质。这一时期，唐朝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捧富贵、崇尚奢华的审美观念。这种观念在唐代仕女画中的女性妆饰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唐代仕女画显示，从初唐到盛唐，女性妆饰风格由内敛朴素逐步转变为大胆艳丽，整体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华丽景象。面饰和配饰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精美，逐渐朝着奢华富贵的审美方向发展。

女性服饰的衣袖逐渐加宽，裙摆也日益延长和扩大。与魏晋时期追求的“秀骨清像”，以及明清时期崇尚的清瘦之美不同，唐朝更加注重展现女性的富态与丰盈之美。尤其是在盛唐时期，这种审美观念变得极为普遍。以张萱的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为例，画中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虢国夫人及随行仕女们的妆饰令人瞩目。她们的发髻高耸且造型复杂，如“堕马髻”等流行发髻样式在画中得以生动展现。髻上插满了金钗、步摇等精美头饰，步摇随着人物的动作轻轻晃动，尽显灵动之美，彰显出贵族女性的雍容华贵。在面饰方面，花钿样式丰富多样，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如圆形、花鸟形等，色彩艳丽，贴于额头眉间，为女性面容增添了几分娇艳与妩媚。由此可以看出，盛唐女性妆饰体现出的唐代昂扬与绚烂的妆饰风格，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涵盖社会各方面的文化现象。它象征着盛唐时期全方位的繁荣昌盛，代表着一种充满力量、富足繁荣的审美文化。

（三）中晚唐哀婉与多元

中晚唐阶段，唐王朝在盛极之后逐渐走向衰落。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思想的碰撞深刻影响了唐代仕女画的风格。女性妆饰也因此展现出哀婉与多元融合的独特风貌。

在这一时期，女子妆饰领域出现了显著的审美观念转变，不再遵循传统的标准，反而兴起了以丑态、病态为美的奇特风尚。例如，“乌膏唇”将嘴唇涂抹成黑色，背离了传统的红唇审美；“啼妆”和“泪妆”模仿哭泣时的妆容，营造出哀伤落泪的感觉。以中晚唐时期的《唐人宫乐图》为例，画中女子以白妆为基础，面部涂抹赭色，双颊呈现出浓重的赭红色，唇色为黑红，眉毛呈现出八字形的低颦眉式。整体面容呈现出愁苦的神态，生动地传达出寂寞、空虚以及暗自滋生的幽恨之情。从女性对这类愁苦沮丧妆容的追求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唐代从繁荣昌盛逐步走向衰败灭亡的历史轨迹。从社会背景来看，晚唐君王昏庸无能，有的沉迷享乐，有的被奸臣操控。地方上兵荒马乱，百姓生活困苦。民众心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失落与苦闷的情绪，这种情绪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进而推动了社会审美风尚的演变。

三、唐代仕女妆饰特征形成原因

（一）丝路文明交融下的胡汉互渗

唐代仕女妆饰的形成与丝绸之路所承载的文明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多元文化的交融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唐朝国力强盛，政治稳定，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外交政策，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在此汇聚。胡风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融合，深刻影响了唐代女性的妆饰风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胡汉互渗现象。

胡风文化崇尚豪放与艳丽，而中原汉文化则追求典雅与含蓄。唐代仕女妆饰在吸收胡风元素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例如，胡人喜爱的浓艳面妆被唐代女性改良为“斜红”。这种妆饰既保留了胡风的艳丽，又增添了中原文化所特有的婉约之美。这种审美融合在唐代仕女画中得到了直观而生动的艺术呈现。例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女性面部的“斜红”装饰即是对胡汉审美融合的艺术化呈现。在丝绸古道的驼铃声中，来自异域的化妆品悄然来到中原。波斯的螺子黛、西域的胭脂、天竺的香料等随着商队进入唐代社会，逐渐成为女性妆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妆台记》所述，“波斯黛”是一种珍贵的画眉材料，因其墨色浓醇，被宫廷贵妇竞相追捧。在服饰方面，胡服风尚对唐代仕女服饰影响显著。胡服特有的修身短衫、束腰长裤与皮质革带，打破了传统汉服广袖深衣的束缚，赋予女性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自贞观年间始，这种利落装扮逐渐从市井蔓延至宫廷，至开元盛世已演变为全民风潮。许多仕女日常穿着胡服，头戴胡帽，足蹬皮靴，展现出一种英气勃勃、潇洒自在的气质。这种服饰风格的流行，不仅体现了唐代女性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追求，也反映出民族文化交融下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

（二）宗教艺术的世俗化表达

唐代，佛教造像与壁画艺术蓬勃发展。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堪称唐代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唐代仕女受佛教艺术熏陶，在妆容上追求圆润与丰满之美。她们用白粉敷面，使面部肌肤看起来白皙细腻，恰如佛教造像中纯净的面容。佛教艺术中的色彩运用也对唐代仕女妆饰产生了影响。佛教常用的色彩如红、黄、金等，在唐代仕女妆饰中频繁出现。在佛教文化中，佛光呈金色，象征着神圣与庄严。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或许是那些虔诚崇佛的妇女，被这闪耀的金色佛光与佛像启发，萌生了在额头涂黄的念头，由此开启了涂黄的风习。额黄妆容渐渐在世间流行开来，成为一种独特的时尚。唐代仕女妆饰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成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外化表达。通过精致的妆饰，唐代仕女展现出了自信开放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唐代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三）时代沿革下女性地位的提升

唐代仕女妆饰风格的形成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密切相关。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与繁荣时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显著提高，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表达也反映在妆饰风格的变化中。唐代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参与为仕女妆饰的多样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较为活跃的时期，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禁锢较少，女性的生活空间较为自由。这一时期，“女着男装”成为自我意识的行为表现。例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不仅生动再现了盛唐贵族女性春日郊游的场景，还以独特的“女作男装”服饰现象，揭示了当时的突破性变革。

四、结语

唐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历时约三百年，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如今，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变得愈发必要与迫切，人们也更加怀念“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古典韵味。古代女子妆饰一直是社会环境变迁下衡量时代审美风尚的重要标杆。然而，尽管古代女子的妆饰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它在整个社会文化中仍处于相对小众的研究范畴。古籍文字的描述无法完全再现古代女性的妆饰样貌，而唐代仕女画则以更为亲近的姿态拉近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普罗大众之间的距离，向观者展示了唐代社会风尚的变迁。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4年度高等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时代传承中华美育精神与高校艺术教育创新发展研究”（24MY0407）。

作者简介：高雪晨（2000—），女，辽宁新民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责任编辑 黄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