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关

雁门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关隘，在历史上享有“中华第一关”的美誉。雁门关无论是所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还是蕴含的民风文化，都与中国古代的民族交流密不可分。文章从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和民族交流等层面，展现了雁门关作为民族交融史上的重要枢纽，其所蕴含的丰富意义和价值。

雁门关的地理区位

唐代诗人崔颢的《雁门胡人歌》中有云：“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指出代郡的东边与古燕地毗连，雁门、胡人的家紧邻边疆。诗句揭示了雁门关的地理位置。雁门关坐落在山西省代县西北的勾注山上，是长城的重要关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诗句中可知，雁门与胡人意象息息相关。“雁门”这一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词语，为何会成为边塞诗的重要标志？这不得不说起它在中华叙事地图中的地理位置。

“雁门”一词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指雁门山，雁门山位于高柳北麓，因大雁南飞途中会在此地短暂停歇而得名。高柳位于今大同阳高县境内，似乎此处所提及的雁门山与后来的“雁门关”二者并没有直接关联性。后世常说的“雁门山”，应该是雁门关所坐落的勾注山，勾注山属于北岳恒山山脉。《吕氏春秋》中有“天下九塞，勾注其一”的记载，这充分说明了勾注山的重要地理位置。勾注山在恒山山脉西段，尽管是余脉，但绵延不尽，峭峨不绝，俯瞰地势，正如一条硬耸的玉带般，横亘在忻定盆地和大同盆地之间，由于两边盆地低洼，因此更显出山势的高耸难以逾越，尤其是山脉绵延，交通受阻。唯独在雁门关，山势地形稍显紧缩，像两座山峰中间开了一道天然的口子，恰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描述的“两山对峙，其形如门”一样，由此，一座关隘横亘于此，将大同盆地与忻定盆地隔开，形成一处易守难攻的重要关口。

倘若雁门关只是中原山脉上的一座关隘，可能并不稀奇。但雁门关所处的恒山，成西南—东北走向，恰好分隔开了大同盆地和太原盆地、冀中平原，也就是宏观意义上所说的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同时，它也恰好成为山西温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因此，雁门关以北，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地带，黄土飞扬，茫茫草原；雁门关以南，是中原农耕民族活跃的地域，躬耕田野，袅袅炊烟。雁门关一带也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碰撞的交汇点。

自古以来，雁门关盘踞于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的边界线上，尽管这条边界线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雁门关也因此归属于不同的政权，受到不同民族的风俗影响，但也奠定了雁门关民族交融的特色。

雁门关的历史沿革

“雁门”在历史上崭露头角，似乎始于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建立了云中、雁门、代郡。然而，雁门一带早在西周以前，就是中原核心地带与游牧民族的分界带了。史载，周穆王北行经过犬戎部落，犬戎的首领在滹沱河北岸设宴款待了周穆王一行。从中可知，周穆王的军队经过了滹沱河，但是没有到达雁门关。假设《穆天子传》并不是完全虚构，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当时这片地区居住着犬戎族。《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犬戎的祖先是黄帝的一个儿子，叫作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是一对，有雄有雌，他们就是犬戎族的祖先，他们把一种“马状无首”的赤色神兽奉为自己族群的图腾，这也符合游牧民族推崇马文化的惯例。但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是黄帝的后代，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依据现存史料记载可知，犬戎与周人之间并未处于完全隔绝状态，彼此关系时而和睦、时而紧张，最终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荒唐戏码中周朝为犬戎所灭。

《山海经·海内北经》还记载，犬戎曾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叫作犬封国的国家，它的邻国叫作鬼国，据考证为匈奴人的祖先。这两个国家分别对应甲骨文所记载的犬方和鬼方，即殷商时期的北方附庸国，这两个国家始终处于敌对状态。

殷商时代，附庸的“沚方”“鬼方”等方国一直活动于中国黄河流域东岸地区。在考古发掘的遗址中，如保德林遮峪商墓地，人们发现了大量黄金制品、铃首剑等草原文化遗物，以及青铜礼器等中国传统的器物。因此，我们可以作出判断：早在殷商时期，这些方国已与中原地区、草原游牧民族等交往交流，这为雁门地区奠定了胡汉文化交融的基石。在春秋初期，雁门地区主要是狄族文化集中区。

在战国初期，雁门关一带被纳入赵国的版图，戎狄的民俗文化与中原文化接触，独特的晋北文化开始形成。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末期，七雄的版图覆盖了内蒙古西部、山西、河北北部等地。山西由于有天然的屏障和险峻的形势，即东部太行山的屏障，西部黄河的天险，北部阴山和大漠的天然地貌，以及内部雁门关的咽喉之地，加之南部首阳山、底柱山、王屋山等众多山峰，形成一道天然的防线，因此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地位，如顾祖舆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所指出的“山西形势，最为完固”。而《淮南子·原道训》中也记载了游牧民族不食谷物、以畜牧为主，崇尚武力，重视壮年，以及“人不驰弓，马不解勒”的生活，反映出雁门地区汉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差异性，揭示了雁门关处在两个民族间的分界线上。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山西归入华夏文化区。在西汉时期，雁门关及其周边地区基本上属于中原文化的版图。西汉末年王朝更迭和王莽新朝对匈奴单于封号的改变，引发匈奴强烈不满，导致两国冲突不断升级，云中、雁门、西河等定襄以西的领土在匈奴持续袭扰下逐渐沦为荒芜之地。

东汉建立后，重新控制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等八郡地区（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后，其八部牧民曾被安置于此），并维护了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另外，由于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多次南下袭扰东汉边境，因此，汉光武帝下诏将原属于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的百姓分别内迁至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地区。由此，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占据了雁门关内的大片土地。在这一时期，雁门关一带深受匈奴文化的影响。

东汉末年，鲜卑人、羌人不断强大，开始袭扰西北的边郡，雁门关一带的居民一度内迁到山西中部、渭河一带。在东汉统治者忙于镇压黄巾起义时，定襄、朔方、云中、上郡、五原以及雁门郡恒山等地区被羌族和鲜卑族占领。在北方再次统一之前，雁门关一带一直处于少数民族政权控制下，如敕勒、拓跋鲜卑等，当地的民风民俗也主要受少数民族的影响。

646年，唐朝攻灭薛延陀，大漠南北地区均被纳入中原政权的版图中，标志着唐朝北方疆域的极致扩张。至此，山西全境完全纳入唐王朝的版图，并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在唐末五代的动荡时期，后晋把代北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一历史事件导致中原王朝与辽（契丹）的边界被划定在河北的白沟河和山西的内长城一线。雁门关，作为长城上著名的九关之一，正好坐落在山西的内长城上。这座关隘、恒山地区以及关内后方的军事要地代县，不仅凸显了其作为边界线的军事重要性，而且作为政权的分界线，它还承载了民族文化分界线的深远意义。

在北宋初期，宋太宗成功征服北汉，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但雁门山仍然是北宋与辽朝的边界线。女真族崛起后，攻灭了辽朝和北宋，包括雁门关在内的山西地区都处在女真人的统治之下。蒙古族崛起后，元朝统一了全国各地区。此后，雁门关地区成为国家内部疆域的一部分。

雁门关与民族交融

从雁门关的历史沿革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作为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分界线，经历多个朝代，虽军事意义有所不同，但文化意义一直存在。雁门关，这个在中国古代常处于民族交融叙事中心位置的意象，常常成为民族交融的化身。仔细观察山西北部雁门忻州一带和山西南部的民风民俗差异，可知雁门关南北地区的文化大类不同，雁门关一带也凭借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成为民族融合的“枢纽”。

第一，民风民俗。雁门关地区的民间习俗是民族交融的典型例子。在忻州地区，流传的民间戏曲类型是北路梆子，它源于晋南地区的蒲州梆子，但风格差异很大。相比蒲州梆子，北路梆子更加慷慨激昂，粗犷刚劲，颇有边塞风格，草原胡歌的意味。北路梆子流行于山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北张家口等地，显示出在长期的文化交融中，这些地方已然形成了一个文化区。

雁门关一带还有刺绣的工艺——雁绣。代北地区处在农牧交界地带，当地的刺绣作品既展现了中原地区细腻雅洁的特色，又融合了少数民族粗犷豪放的风格。特别是在刺绣的取材内容上，多以夸张的农牧生活为主题，也就是将中原的耕作和北方的游牧相结合，针脚细腻，图案大胆，富有生活气息。雁绣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江南苏绣的部分风格和工艺，这与雁门关地区是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有关，南来北往，雁门关一带的民俗风格更加多样化。

摔跤是蒙古草原民族流行的习俗。然而忻州地区，也流传着历史悠久的摔跤运动——“挠羊”，这明显受到了蒙古草原民族强身健体、粗悍的审美影响。

第二，商业来往。以上列举的民风习俗变化，都体现了雁门关作为重要关隘、交界线所推动的民族交融。雁门关作为民族交融的重要枢纽，还体现为其在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在先秦时期，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最重要的陆上通道，就是经雁门关并贯穿秦晋地区南下的道路，由此可见雁门关作为重要交通通道所发挥的作用。

雁门关位于中原地区和草原地区的古老交通要道上，它不仅是军事上的分水岭，更是文化交融的汇聚地和商业交通的大枢纽。正如《西玉东输雁门关——玉石之路山西道调研报告》一文对雁门关所作出的结论：“作为先秦时代西玉东输的重要关口或码头，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地形优势显而易见。如果说有一个雁门文化，那么它的深根就在于华夏文明中西玉东输的资源依赖现象。玉料是当年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代马、胡犬，以及丝绸、金属、茶叶、皮革、驼毛等物资都是附带形成的运输商品。”

第三，文化屏障。在对雁门关的研究中，还有一个较少受到关注的方面，即作为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的前沿，雁门关在中原汉族文化叙事中所承载的心理意义。正如文章伊始所引用的《雁门胡人歌》，唐宋时期，雁门关在边塞诗歌中是常见的意象。雁门关因其军事防御的特殊性质，以及文化分区的界限意义，而在中原人民的心中一直是领土和疆域的分界，一直是汉族文化叙事的边境线。陈毅曾在诗句“平型雁门捷”中将平型关与雁门关二者相提并论，把抗日战争期间在平型关取得的辉煌胜利比作古代中原王朝在雁门关取得的大捷。除了二者皆为占据山河险峻地势的著名关隘外，这句诗还充分表现出雁门关作为文化心理上的天然屏障，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古往今来，雁门关一直都是历史叙事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无论是自然地理、军事战略还是文化交流，它始终是民族交融的第一线。可以说，雁门关的历史，始终伴随着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雁门关始终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民族记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