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与认同：光荣革命后英国和清朝的文化政策比较

在朝代更替或政权变换后，统治者总会运用各种方式对新政权加以巩固。在英国的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为清除前任宫廷不良风气，发起宫廷道德改革与宣传运动；同时期的清朝，为稳固政权，统治者积极推行儒家文化。两国都是在面临“新”国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由于国情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两国的文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1840年鸦片战争出现的必然性。

光荣革命后英国宫廷道德改革与宣传运动

确立新的道德风尚，洗刷宫廷罪恶。在16—17世纪的英国，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贵族成为追逐时尚的主要群体，奢侈的生活方式成为贵族外在的表现形式，为上流社会所必需。对国王及其王室来说，尤其如此，詹姆斯二世沉迷酒色，查理二世亦然，二人在这方面花费巨大，而国王的正常收入（主要包括王室领地、封建特权收入和关税）无法支撑其奢侈的支出。为维护王室的尊严，满足奢侈生活之需，除了正常收入之外，詹姆斯二世和查理二世又增加了其他敛财措施，如扩大实物税的征收范围和增加征收额，出售爵位等，导致宫廷腐败成风，社会不满加剧。当时英国人认为宫廷和国王是腐败堕落的象征，心中充满对宫廷和国王的不满。

威廉、玛丽政权确立后，试图通过宫廷道德改革与宣传运动，改变大众以往的认知，树立良好形象，以获得英国人的认可，稳固自身统治。

首先，女王玛丽成为道德改革与宣传运动的关键人物。宫廷道德改革与宣传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道德的宫廷，从而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17世纪90年代，玛丽成为政权宣传的关键人物，她被描述成一个虔诚的女人，为宫廷洗刷了罪恶。

其次，重整王室神职人员队伍。传统上，英国宫廷会招募48名牧师，他们的工作是侍奉国王，满足国王的精神需求。威廉入主英国后，将前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大臣逐出宫廷，伯内特及其身边的神职人员得到晋升，其中包括一些当时最著名、最受人尊重的神职人员，他们是反罗马教会与教皇制斗争的英雄，也是成功的宗教作家，其作品颇受欢迎。神职人员的参与，无疑增强了宫廷道德改革的力量，使威廉、玛丽的道德改革活动得到大规模宣传与传播，从而为威廉、玛丽形象的塑造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新的政权也在悄无声息中慢慢被人们所接受。

最后，改革与宣传的最直接方式是颂扬女王。人们用大量的散文和诗歌赞美玛丽，赞美她的虔诚与影响，布道和各种小册子将她的王室与前任国王们的堕落宫廷进行对比。此时，英国人的诗歌中，充满了对玛丽、威廉到来的欣喜以及对英国未来的憧憬。大量的散文和诗歌无疑是改革与宣传的最佳载体，英国人也在无形中被这些散文、诗歌所影响，对女王崇高的地位与道德形象崇拜不已。就这样，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威廉、玛丽政权的否定逐渐淡化，新的政权得以稳定地运行和发展。

举行公共斋戒与感恩节活动，树立良好形象。早在都铎王朝时代，英国就开始举行全国性斋戒和感恩节。为了证明威廉的正义，英国宫廷推行公共斋戒和感恩计划。根据圣经可知，这些行为旨在通过展示人民对他事业的支持，为国家赢得上帝的青睐。禁食的目的是通过举行为期一天的苦行和祈祷来避免神的审判。在斋戒日，人们被敦促通过禁欲来自我改革；特别组织的宗教服务坚持通过“真诚而普遍的悔改”和“可见的修正”的生活来为国家的罪恶赎罪。感恩节的气氛更加欢快，意在庆祝上帝对英国的祝福。因此，斋戒和感恩都被设计成神圣复兴的工具，融入宫廷道德改革运动，而斋戒和感恩节原本就是普通民众的宗教活动，对于英国人来说，更容易接受和认可。

英国在战争期间也会举行斋戒和国耻日纪念活动。在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没有举行特别的斋戒。在威廉统治时期，斋戒的频率、一贯性和规律性是王室政策的新特点，在威廉执政早期，斋戒和感恩不仅比较频繁，而且精心策划，最大效率地宣传宫廷道德改革思想，最大限度地提高公众影响力。当斋戒日到来时，一种广泛的机制确保政权的命令立即付诸行动，并建立了一系列斋戒的公告，规定对那些蔑视者进行惩罚，敦促地方官员积极执行政权的斋戒规定。斋戒和感恩节是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它们不仅是频繁、经常性和强制性的场合，而且得到政权强制资源的支持，也吸引了相当多的公众支持和参与。因此，斋戒和感恩是威廉政权的强大宣传元素，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公众会不自觉地融入宫廷道德改革活动，听从神的旨意和统治者的政策，维护新生的合法政权。

制定法律，推行改革。威廉、玛丽政权还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提高公众道德水平。1688年12月，牧师爱德华·斯蒂芬斯（Edward Stephens）起草了一份反对恶习的公告，呼吁执行法令，禁止诸如酗酒、卖淫和亵渎神明的不道德行为。下议院通过了一项亵渎法案，并且鼓励进行更多的道德立法。以上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王室、臣民的不道德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与约束，社会不良风气有所改善。

在宗教领域，改革也随之而来。1691年下半年，第一个宗教改革协会成立。同年，宫廷的宣传者再次引发了皇室的行动，“我们的大主教和主教”的虔诚演说，使得威廉和玛丽发布反对邪恶和堕落的人的公告。这要求所有的法官和警察都要勤奋地执行法律，并再次通过强调君主、臣民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来帮助改革社会和宗教的不道德行为。17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运动的蓬勃发展及其有效的宣传，引起了更多的反应。

清朝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与实践

认同新文化，稳固新政权。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后，学习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开始讲究君臣之间严格的等级秩序，提倡忠诚等道德。值得注意的是，在继承人的选择问题上，努尔哈赤放弃传统的嫡庶观念，把“品德”作为重要标准，体现儒家以德治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另外，努尔哈赤对儒家提倡“孝道”的做法十分赞同并支持，认为这可以约束臣民，使其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

皇太极登上汗位后，大力提倡和推行儒家文化，以扩大自己的君权。儒家思想的核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提倡伦理道德，以调解人际关系；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皇太极推行儒家思想教育，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按照儒家伦理道德观改变满族旧俗；让满族贵族和官僚子弟学习汉文典籍以及让儒臣翻译汉文典籍。除此之外，皇太极还用法律手段保障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播。

皇太极采取的一系列儒化、汉化政策，对随后执掌清朝实权的多尔衮及顺治都产生直接影响，使得“终顺治一朝的统治者，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顺治帝，都延续了皇太极吸收汉文化、文武并用、笼络汉人的施政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

崇儒重道，官学确立。顺治皇帝即位时，还年幼，任命多尔衮为摄政王，其成为当时的实际统治者。他信任并任用大量汉臣和降臣，如范文程、祖可法、祖大寿、洪承畴等人，推行一系列笼络汉族臣民的措施，利用科举制度笼络儒士。

顺治皇帝掌权后，延续了经筵制度，并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最终落实，其成为儒士向皇帝宣讲儒家经典及其思想的重要媒介。另外，顺治皇帝推崇儒家经典，重视儒家典籍的编纂与书写。

此外，顺治皇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使其成为当时的官学内容。顺治初年，国子监规定入监生员所学内容是“两厢及六堂官讲‘四书’、《性理》《通鉴》，博士讲‘五经’”。清朝统治者将儒家经典及其思想文化推向全国，严禁其他与儒家文化相出入的文化出现。清朝时，不光统治者重视和大力推广儒家文化，汉族臣民也大力支持和执行，这使得儒家文化成为风靡一时的官学，成为八旗子弟和汉族民众进入仕途的重要渠道。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汉族臣民对满清政权的认可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尊崇推广，治道并隆。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时期，政权稳固，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繁荣昌盛。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他们在位时期的统治思想和手段有着极大关系。满汉关系如何处理？政权组织如何建构？官员任用如何选拔？……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历代皇帝。清朝建立后，选择何种思想文化作为官方正统思想，用以缓解社会矛盾，笼络人心，显得尤为重要。

清朝入关后，一直面对着满汉文化矛盾，选择固守“满”还是接受“汉”？严格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在康熙时期才得以基本解决。康熙时期，清廷重开经筵讲学，总共六十次。康熙皇帝之所以崇尚儒家文化，是因为他想要将儒家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尊崇和政权统治结合起来。他认为治理国家应以教化臣民为先，法令只能是一时之策，唯有教化才可以维持长远。为此，康熙帝特意把儒家伦理纲常具体到人们的行为准则上。

雍正皇帝对于儒家文化，更看重传统儒学及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他大力推崇儒家文化，追封孔子为“万世之师”，并提高了孔子祭典规格。乾隆皇帝继位后，深刻总结父辈的统治经验及政策的得失，不断强化控制。他对其父崇道的政策大加纠正，不仅将宫中道士如张太虚等人驱逐出宫，还称天人感应之说，祥瑞灾异之举为虚，在思想上转向了“实政实心”。之后，乾隆皇帝再次转向程朱理学。他幼年接受理学名臣教育，熟读儒学经典，深知理学精蕴，明确指出：“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

两国文化政策的内在相似性

英国光荣革命后威廉、玛丽的即位和清朝初年统治者巩固自己的统治，二者看似没什么联系，但实际上二者面对相同的大背景，即新政权建立后，如何巩固自身统治和确立政权的合法性。在英国，威廉、玛丽作为外来者，想要成为英国的国王面临巨大压力和重重阻力，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以及获得英国臣民的认可和信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前任国王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如何统治现有的国家，也是威廉和玛丽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期，清朝入关后，面对满汉民族矛盾以及巩固统治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国家就无法实现太平安定。

事实上，两国在文化政策上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新”，都是面对“新”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面对着一个崭新的开始。在这样一个相似的大背景下，两国统治者针对各自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作出了应对，表现在文化政策上，就是英国的宫廷道德改革与宣传运动和清朝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因国情和历史传统，以及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阻力等因素不同，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最终的成果也大不相同。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深刻了解两国统治者作出文化政策选择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而对比两国在文化选择方面的差异以及优劣之处，从而汲取经验教训，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