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州乌雷庙田野考察

2023年12月17日，在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滕兰花带领下，本院肖宏发教授、廖建夏副教授和由迅老师，云南大学张轲风教授和云南师范大学张永帅教授，钦州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广西民族大学22级、23级两届中国史的同学们共同前往钦州开展为期一天的考察。这次考察的地点有刘永福故居、冯子材故居和三娘湾风景区（乌雷岭），与民族学的田野考察不同，历史学的考察主要是发现文献中、现实中的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基于乡土历史的文化重构现象，探讨三娘湾附近流传的伏波传说与信仰。

乌雷岭伏波庙考察过程及现状

广西南部的钦州市三娘湾一带，由乌雷村、三娘湾村等行政村组成了三娘湾风景区，其中乌雷伏波庙较为著名。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乌雷县，本在州东水路三百里，总章元年置在海岛中，因乌雷州为名。大历三年，与州同移于安海县理”，这里的州即为陆州，治乌雷县。《大清一统志》中记载乌雷县“五代时废，今州东南乌雷岭尚以故县为名”，顾炎武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进一步明确时间，陆州及乌雷县于“宋开宝中，州县俱废”，由此可知乌雷县曾建置300多年。现在的乌雷伏波庙所在地为钦州乌雷岭，经现代重建后其由岭上迁移到岭下的位置。

笔者一行考察的地点位于三娘湾景区的最南端，这里与乌雷炮台隔海相望，可以看到正在修缮的炮台。如今的乌雷伏波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重修的，在庙内随处可见近年来重修的功德碑以及有关伏波传说的壁画。正间的楹联是：“东汉出英豪，拜为将，称曰翁，顾盼自雄，垂暮精神犹矍铄；乌雷遗古庙，后倚山，前临海，风水专注，千秋烟祀有馨香。”走廊柱上的楹联是：“谈人有过当思己；话你无私试对心。”

通过观察及与殿内看守长者交谈，笔者了解了伏波庙内的供奉。具体为：主祀神——伏波将军马援，在殿内中央位置，侧边有一小雕像，两侧为护法神；配祭神东侧为文王和关武圣，西侧为送子观音、天后娘娘（海神，即妈祖）和马后三娘（即马援三夫人），也有护法神若干；其余为附祭神和侍卫神，主要是财神、灶君、雷神、土地等。

马援信仰是典型的人格神崇拜，这是我国民间信仰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有学者认为人格神（或称人鬼神）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灵魂不灭观念，唐宋时期有大量已经过世的人被尊为神，导致了人鬼神的泛滥。乌雷伏波庙信仰起源于何时不得而知。伏波信仰应是由民间信仰、当地土著文化、宗教、官府或社会各阶层的观念综合而来。佛、道、原始信仰和人格神同时接受祭拜是我国古代乃至现代民间信仰的主要特点之一，这种特点即民间信仰的多样性，在钦州的乌雷伏波庙也体现了这个特点。此外，这些神祇的设置也体现了另一个特征，即功利性。乌雷伏波庙中各路神明的职责是十分明确的，如文王和关武圣是财神，天后娘娘掌管海上航运。

乌雷伏波庙的偏房内有“乌雷伏波庙伏波将军简介”“伏波将军马援有几大功勋”以及“乌雷庙史话”三组主题介绍。其中讹误和自相矛盾之处颇多，从其文笔推测，部分内容应是民间撰写。

乌雷岭伏波庙考察后的思考

从当地居民的叙述及庙内的介绍中，笔者了解到乌雷伏波庙出现于东汉时期，虽然《乌雷庙史话》中提到的时间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应不晚于唐代。《明一统志》记载：“乌雷庙。在钦州南五里，自唐以来碑记尚存本朝永乐初重修”，这里记载了乌雷庙在明代尚存唐代碑记，却没有记载碑记内容和供奉神明；同卷中的“祠庙”下又记载：“伏波将军庙。州县皆有汉马援征交阯时经此土人至今祀之有祷即应”。这两处记载颇耐人寻味，若乌雷庙只是伏波将军马援的祭祀点，似乎不应单独记载乌雷庙；若两处供奉并不重复，那么乌雷庙又有何特殊之处？

乌雷庙与伏波庙是否为一庙？乌雷庙最早是否供奉伏波将军马援？为了解决这两个疑问，笔者查阅了更早的史料，所见的最早史料记录是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的“象鼻砂……在钦境乌雷庙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这里只是为了介绍象鼻砂而将乌雷庙当作方位提及。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记载：“乌雷庙记。自唐以来所有碑记今犹存，庙在城外半里”从中可以推测乌雷庙的最晚建造时间，但同样没有提及所供奉的神灵。明代的文献中，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中记载：“廉州府乌雷庙在钦州南五里，永乐初重修”；清朝的《钦定续文献通考》中补充了洪武三年“钦州乌雷庙”是“列祀典者”，但同样没有提到所供奉的神明；嘉靖《钦州志》中提到“乌雷岭……闻交人每岁望祭之”，这里由于近交阯而成为交阯人望祭的地点，只提及了“乌雷庙在白皮乌雷岭下”，无过多的解释。

笔者发现最早将乌雷山（岭）与马援相联系的文献是崇祯《廉州府志》，其记载“（马援）追策谥曰忠成侯，所在皆为立庙，其在乌雷山者为伏波将军缘海进军所经之路，实握华夷天险云”。虽然崇祯《廉州府志》卷2中记载的乌雷岭与嘉靖《钦州志》的记载差别不大，但是在卷14中提到的“伏波庙”，除了有《明一统志》的相关文字记载外，还增加了“今废，崇祯九年合浦知县向宸改建于海角亭后”，之后的乌雷庙地点则变为“白皮岭”。这表明《明一统志》中记载的伏波庙位于合浦县，其与乌雷庙是不同的地点。

另一处疑问还没有解决，即乌雷庙最早是否供奉伏波将军马援？伏波庙的位置曾经发生过变迁，那么乌雷庙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长距离的迁移呢？崇祯《廉州府志》中提到的白皮岭，实际上是乌雷岭的别称。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乌雷岭曾是汉军的运粮通道，也解释了这一带为何又名为白皮岭，“相传马伏波征交阯时，自浦内外海运粮至军，恒苦乌雷风涛之险及海寇攘夺之患，遂以昏夜凿白皮蜂腰之地以通粮船”。这一传说并非毫无根据，无论是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还是宋代的《舆地纪胜》，都记载了伏波将军马援的传说，只是时空上有所偏差，因两处记载的地点均是更靠近边境的峰州，而非陆州。

更为确切的证据表明，至迟到明末时这里的伏波传说才存在。现存文献中，只有顾炎武的《肇域志》中首次提到乌雷岭有“伏波庙在其上”，清代则多有诗文记录乌雷岭上的伏波庙。从中可以看出，明末清初伏波信仰最终在钦州南部的乌雷山一带扎根，并呈现出多点开花的趋势，道光《廉州府志》记载：“伏波祠。一在龙门岛水口阿公山，康熙间建，嘉庆九年副将舒万年率官民重建。其一旧在乌雷大岭上，枕近海旁，嘉庆二十五年乡人捐资迁建于岭下，香火甚盛。”此后乌雷庙曾经历过多次拆迁与重建，民国《钦县县志》记载：“乌雷庙……光绪八年……里人苏光岳等，拆旧重建，并建观音堂两座于西边。”

笔者查阅各数据库及翻阅地方志、地理总志、通志后，发现明末以前的文献没有对乌雷庙祭祀主神的记载，这些文献只是提到唐代以来留下的碑文以及永乐年间曾重修的信息，若能查明碑文所载的内容对于解答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可惜的是，翁方纲的《粤东金石略》中记载“王象之碑目钦州碑记条下云：州城外半里乌雷庙自唐以来所有碑记今犹存，又有南轩张栻所撰州学记。今皆不可问矣”。至迟在清代乾隆年间碑文已经失传，这对考究其渊源极为不利。

考究其渊源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特点来反推。首先，从信仰的最初年代来看，乌雷庙初建的时间不晚于唐代，具体时间无从得知，但从大时空来说，至迟在唐代中期，广西就已经出现了伏波信仰，如李翱曾撰写“淮制祭伏波神文”，其内容与马援有关，《桂林风土记》中记载了桂林一带的伏波庙。民间祭祀的另一个特点是地域性强，其生时真实行迹和所在地区的传说和信仰较多，这些传说遵循了“大时空不虚，小时空不拘”的原则，从这二者来看最早乌雷庙是祭祀伏波将军马援的地点有充足的理由。

以上推测是在认同乡土历史正确性的基础之上得出的。一般认为，历史距离记载年限越久则越容易失真，流传下来的乡土历史更是有颇多不实之处，有一些信史并没有通过文字流传下来，而作为传说等待学者挖掘。乌雷岭一带在明代以前没有记载伏波将军事迹和伏波庙的文字，却在明末出现了伏波记载着实不能让人信服。也有学者考究出唐高宗、武则天时江南地区曾有过清理淫祀的活动，其中就包括马援的神庙。唐代马援作为从祀依附于武成王庙（即太公庙），一直到两宋之交才有所改变。

笔者认为乌雷庙最初不是马援祠庙。所谓“伏波”在杜佑的《通典》中解释为“伏波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浪之伏息”，在马援担任伏波将军前，汉武帝时期为了征南越，路博德首次担任了这一职位，故宋代《舆地纪胜》中记载的伏波将军庙碑中有前伏波和后伏波之分。乌雷岭又处于海洋边缘和交通要道，有记载“前乌雷岭斗入海中时有浪三日，声如连珠炮，正在庙前，又谓之三日浪汎，故老云：浪有九日，舟行遇之多损，君曾射去其六，故尔祠君”。虽然这段记载是清代当地对马援的溢美之词，但也可以看出这里的自然条件险恶，出舟时多有不测。故乌雷岭最早祭祀海神以祈求出海平安的可能性更大，另有一种推测为乌雷庙祭祀雷神，因唐代北部湾沿海一带的雷州就已经出现了雷神信仰的记载且颇有影响力，结合乌雷地名，也较为合理。

无论是海神信仰，还是雷神信仰，都体现了我国民间信仰的特点，即实用性和功能性。在《钦定续文献通考》中“列祀典者”明确记载的祭祀神灵大多是山神、水神、龙神等自然神，或化身为自然神的人鬼神，较少有单纯的人鬼神，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批被祭祀的神灵的功能性显著。

从“伏波”的本义来说，海神的可能性更大，其本义为“波浪之伏息”，非特指马援。随着乡土历史的构建，祈求风平浪静的伏波本义转向专指马援及肯定其安定边疆之义，至今乌雷伏波庙的“伏波”功能已经转向了天后娘娘，而对伏波将军马援的溢美之词也是肯定其文治武功、稳定边疆社会，这种转变也与国家意志的宣传有关。

从功能性的角度分析，乌雷庙在明末有一个转变，可能与明朝和安南（今越南）的战争有关。《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的地点坑营，其设置“在州东南乌雷岭之北，原无。嘉靖十六年有事安南夷贼杜文壮泊舟乌雷下，以觇动息，官军捕获，知府张岳始立营……今安南事息，营废”。这一带的马援传说也正见载于明末，且愈加详细。民国《钦县县志》中收录的清代当地贡生所撰写的《重建乌雷伏波将军庙序》，虽然没有提及撰写时间，但道光《廉州府志》和《钦州志》均没有收录这篇文章，结合前文提到的重建经历，可以推测其大约是光绪年间人，他在序文中只写马援的威德，“伏波”的职能不再。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