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见《货殖列传》中的北方地域经济

《史记·货殖列传》（以下简称《货殖列传》）一篇对于研究东周、秦汉时期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章结合目前考古发现与资料，揭示北方经济在战国时期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并发现地理环境决定产业基础，邯郸的冶铁与交通枢纽地位、燕国的边地贸易与军事经济、临淄的盐铁专营与海洋商业，共同构成北方经济的多元格局，而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为地域经济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深层动力。

司马迁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在《货殖列传》中对战国时期至汉初的各地经济地理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前人据此划分出四大经济区，分别为山东、山西（以今河南崤山为界）、江南和龙门、褐石以北地区。文章以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记载的“都会”城市，聚焦北方地域的赵、燕、齐，探讨三地的经济结构，系统梳理三地的经济特征，并探讨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以期深化对战国时期北方经济的认识。

赵国

考古所见邯郸的经济基础。目前邯郸故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该地区的经济支柱为冶铁业。邯郸故城由宫城和郭城两部分组成。宫城由东城、西城、北城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品字形，考古发现有城门、道路、建筑、排水槽、水井等遗迹。而郭城被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战国时期为平民居住区，考古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包括制陶、制骨、制石器、冶炼等在内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水井及一般居住址，墓地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是邯郸故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掘的冶铁作坊，如涧沟遗址出土大量铁农具、兵器及炉渣遗存，与《货殖列传》所载“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互相印证。赵文化发源于晋阳地区，铁器的规模化生产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通过“邯郸—晋阳”商路销往三晋地区。此外，邯郸故城遗址出土布币（“甘丹”刀币）与魏、韩两国的货币，反映了交通促进货币流通，货币流通促进市场贸易繁荣，也说明了战国时期邯郸的中原贸易枢纽地位。

交通网络与商业扩张。邯郸地处太行山东麓要冲，《史记·赵世家》记载：“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又载“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邯郸位于漳河与黄河之间，水路交通便利、农业发达，经济基础相对较好。考古发现的古道遗迹（如滏口陉）与赵王陵的五座车马坑，表明其控扼南北商路，北通燕蓟，南达郑卫。另外，考古发现出土陶文中有“邯郸市”“廪”等字样，证实其设有官营市场与仓储设施，承担粮食、丝帛等可流通物资的区域集散功能。

经济模式的局限性。尽管邯郸的冶铁与贸易繁荣，但受限于山地地形，农业生产无法满足需求，粮食依赖外部输入（如魏国河东粮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之后，赵国实力大大增强，野心勃勃地向北方扩张，频繁发起征战，其势力已然渗透阴山南麓区域。但秦赵长平之战后，战争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邯郸经济因人口锐减与商路中断而走向衰落。史料记载赵国在河套一带修筑长城，劳民伤财，让本就疲弱的赵国百姓更加不堪重负。邯郸故城遗址的晚期地层中出土货币数量骤减，印证了文献中“邯郸之仓库虚”的记载。赵国疆域覆盖今山西、河北北部及内蒙古的南部，赵人长期与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接触，促使其形成“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

燕国

考古重构燕国的经济空间。考古发现的燕下都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南部都城，其分东西两城，东城由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墓葬区和古河道五大部分组成；西城用于防御，是城防设施。燕下都44号从葬墓出土的铁胄为目前仅见的先秦铁胄，其使用的块炼钢技术，领先欧洲1000多年。燕下都44号从葬墓还出土了大量的赵国货币，既反映了赵国经济的发达，货币流通及市场认可率高，也体现了燕、赵之间密切的关系。燕下都与蓟城（今北京）的考古发现显示，燕国经济呈现“农牧交错、以战养商”的特征。燕国“匽”字刀币的分布范围跨越辽东至河套一带，其与北方游牧族群器物（如匈奴青铜器、东胡骨器）共存的现象，反映了跨区域贸易网络的存在。此外，考古发现燕国冶铜遗址武阳台遗址的规模较小，与《货殖列传》记载的“燕代田畜而事蚕”所体现的农业—牧业混合经济相互印证。

军事需求驱动的手工业。燕国兵器制造技术先进，考古发掘的青铜弩机、铁胄工艺精湛，技术高超，箭镞形制统一，反映其生产标准化程度极高。出土的生铁制品反映了战国时期工匠能制造高碳钢，并懂得淬火技术，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淬火钢剑，相比《汉书》所载王褒上汉宣帝书中的“清火淬其锋”，时间提早了两个世纪。燕南长城沿线的烽燧遗址中，常见兵器与农具共存，反映了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农合一”的屯戍经济模式。燕国过度依赖军事需求，而军事需求对技术标准化的高要求导致资源透支，在乐毅伐齐后未能休养生息、巩固军事成果，国力被消耗，加速了燕国的经济与军事衰落，再加之燕国晚期内斗频繁，燕王哙“禅让”子之引发内乱，治国思想混乱，法家与权谋之术占据主导。

燕国晚期墓葬中随葬品质量下降，与文献中“燕虽小而数战于边，民疲”的记载相吻合。考古发现战国中晚期，高等级墓葬中随葬品种类及数量均不及春秋时期。如燕下都XG9M14和北京丰台贾家花园发现的高等级墓葬，虽有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此类代表身份等级的礼器出土，但并未发现车马器或车马坑等仪仗类器物，且墓葬面积不超过7.5平方米。而同样等级的贾各庄墓地中M18和M28墓葬面积均大于10平方米，出土器物种类和数量均超过战国晚期的燕下都XG9M14和北京丰台贾家花园的高等级墓葬。墓室面积往往代表在修建墓葬时家族内可支配的劳动力，高等级墓葬中面积大小与劳动力数量一般呈正相关。随葬品总数及种类与墓主人生前所掌握的社会财富及其政治身份呈正相关，战国晚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的衰落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燕国受到的经济、军事、文化冲击。

边地贸易的兴衰。燕国借助“渔阳盐铁”之利，通过碣石港（今秦皇岛）与朝鲜、日本进行海上贸易。考古发现的燕国刀币在朝鲜半岛屡有出土，而辽东半岛的燕国墓葬中可见中原漆器与海贝饰物。但战国末期燕国卷入齐赵争霸，商路被切断，经济迅速萎缩，蓟城遗址的战国末期文化层中，出土货币与奢侈品数量锐减。

齐国

考古揭示的“海岱之间一都会”。临淄故城的考古成果极为丰富，考古发现其城墙周长21公里，由大城、小城两部分组成，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分布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是国君和主要大臣居住的宫城；大城内发现了城门、“井”字形道路网、排水设施等遗迹，还发现了冶铁、炼铜、铸钱、铸镜和制骨等各类手工作坊遗址，是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外城。尤为重要的是，桓公台附近的“盐官”遗址出土煮盐工具与盐卤遗迹，佐证了《货殖列传》所记载的“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的盐业垄断。齐刀币（如“齐法化”）的出土范围东至胶东半岛，西抵魏、韩，可见齐国刀币已成为战国货币体系中的硬通货。

海洋贸易与手工业创新。《货殖列传》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据此可知，战国时期，凭借得天独厚的沿海优势，山东渔盐业发达，盛产桑麻等纺织品。目前在琅琊港（今青岛）的水下考古工作揭示了齐国海上贸易的规模，出土的战国船板、压舱石与朝鲜半岛的青铜器、日本的黑陶存在文化关联。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秦始皇东巡的重要证据——琅琊台遗址，它是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秦代高等级建筑群落，也是秦国方士东渡日本的起航地。此外，临淄手工业以“齐纨”“鲁缟”为代表，纺织作坊遗址中提花织机部件的发现，表明当时纺织技术领先。稷下学宫附近出土的陶文“市”“廛”，反映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化管理。

经济繁荣的代价。齐国过度依赖盐铁专营与商业税，导致农业薄弱。《货殖列传》中关于“齐俗贱奴虏”的记载，表明当时奴隶的社会地位低下，其后半句“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表明部分人善于使用奴隶劳动创造财富、积累财富，暗示劳动力集中于官营作坊。由于商业经营能够快速积累财富，因此农业生产被严重忽视。考古发现临淄周边地区战国晚期墓葬中，随葬农具比例不足5%。齐国过度重视经营商业，忽视农业，最终导致其在五国伐齐后丧失经济优势，考古发现在临淄故城遗址的秦汉地层中，手工业遗存规模大幅缩减。

战国至秦汉时期北方地域经济的发展路径不同主要通过经济模式的差异化来表现。赵国以邯郸为中心，地域经济主要以冶铁与陆路贸易为核心，依赖中原市场，其经济向东、南方向互通，容易受战争冲击。燕国则是将边地贸易与军事经济结合，资源外向型特征明显，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较为深入。齐国临淄依靠海洋优势，盐铁专营与海洋商业并重，形成资源垄断型经济体系。同时，以现代考古研究成果对《货殖列传》的相关记载重新审视，发现司马迁对三地经济的记载（如“齐带山海”“燕代田畜”等）总体准确，但受限于信息渠道或受多方因素影响，文献中对某些细节记述简略，如燕国海上贸易及燕、齐两国货币在东亚地区的广泛流通、临淄盐官遗址的发现等需通过考古发掘实证进行补充。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兴衰表明地理环境因素决定基础产业的产生，而政治措施（齐国盐铁专营、燕国军事扩张）与文化思想（赵国重商思想）塑造经济模式的独特性。未来对于经济模式的细化研究需进一步结合科技考古，如冶金成分分析、货币流通模拟等手段，深化对经济网络动态演变的理解。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