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城址形态呈圆形的成因猜测

史前城址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聚居形态演进过程中的重大突破，其不仅体现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更反映了早期人类在空间规划与防御体系构建方面的智慧结晶。从考古学视角来看，这些城址的出现突破了原始聚落的简单聚居模式，为后续城市文明的孕育奠定了基础。伴随城址出现的城垣，以及外围护城河、沟壕，都属于大型防御系统工程。自公元前3000年始，中国史前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包括仰韶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屈家岭文化初期以及良渚文化早期等文化遗存中，已有零星土筑城址出现。到龙山文化时期，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日益频繁，早期城址进一步发展。这批早期城址的平面形状基本近似圆形或椭圆形，文章拟结合现有资料探讨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早期城址概念

所谓“早期城址”，即考古学界通常认定的原始城市聚落遗迹。这些具有显著防御设施和功能分区的聚居遗址，体现了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这些城址在建设之初，通常经过了不同程度的规划，其防御体系普遍包括城墙和壕沟等设施。相较于普通的聚落或村庄，早期城址的防御措施更为完善，因此其被归类为高级聚落的范畴。

我国早期城址所处的时代范围，涵盖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以及夏商两代，年代最早可上溯至仰韶文化阶段。现已确认的新石器时代城址数量达70余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已探明20余座夏商时期城址，若将内蒙古、辽宁及河北北部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其年代跨度相当于夏代至商代早期）石城址纳入统计，则早期城址总数已达百余处。

早期城址中的圆形城址

郑州西山遗址。该遗址坐落于郑州市古荥镇孙庄村西部，北靠西山，南面枯河。其平面形态近似圆形，原占地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但由于流水侵蚀，现存面积约为1.9万平方米。若将城墙及护城河纳入计算，则总面积可达3.45万平方米。除城壕外，还发现外围壕沟，构成了“城墙、城壕、壕沟”的三重防御系统。遗址内包括道路、房屋基址、灰坑及墓葬等遗迹。西山遗址为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年代约为距今5450年至4970±70年，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版筑夯土城址。

安阳后岗遗址。该遗址位于安阳洹河河道南侧一处突出的河曲台地，整体轮廓呈不规则椭圆状，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了包括房基、夯土建筑基址及水井在内的多处遗迹现象。从地层堆积和文化内涵来看，后岗遗址的龙山文化堆积可划分为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初期人类活动集中在岗地顶部，中期逐步向周边延伸，至晚期已遍布整个遗址区域。碳-14测年数据显示，中期文化层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300年，晚期文化层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综合考古学证据表明，该城址的营建与使用时期应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

阳谷景阳岗城遗址。该遗址位于山东省西北部的黄河冲积平原，西北方向距离阳谷县城约17公里，南部距黄河主河道直线距离约4公里。遗址平面呈近似扁椭圆形，南北长径约1150米，其宽度，北部约230米，中部收缩至40米，南部扩展至330米，整体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墙外壁陡峭近似直壁，内壁倾斜呈坡状，在南、西、北三面城墙的中段均发现有明显的间断缺口，推测为城门遗址。遗址区内发现了包括房基、夯土台基及祭祀坑在内的多处遗迹现象。遗址核心区域以两处人工修整的台基遗迹为主，均依托自然岗丘地形修建而成，在台基边缘的部分灰坑底部发现有完整的羊、牛骨架及龙山文化陶器，推测为祭祀坑。

澧县城头山遗址。该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整体呈圆形，外径约325米，内径约310米，城墙周长超过1000米，城内面积约76000平方米。城墙采用筑基起墙的方式建造，现存部分保存较好的城墙，仍高出地面4～5米。四面各设一座城门，基本呈对称分布。护城河体系充分利用自然河道，辅以人工开凿工程，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城内堆积包含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存。城墙的建造年代，自公元前4000年的大溪文化早期延续至公元前28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中期，其间历经多次修筑。

荆门城河遗址。该遗址坐落于湖北省荆门市后港镇城河村。其地理位置处于江汉平原西北缘，属于荆山山脉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东临汉江，南连长湖。该遗址是一处从屈家岭文化时期沿用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重要城址遗存。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其西北侧略微内凹。城垣南北向长度约600～800米，东西向宽度约550～650米，城墙内区域面积约50万平方米。在城址的西北、南、西三面城墙外侧均发现有护城壕遗迹，壕沟宽度约30～50米。若将护城壕范围计算在内，整个城址的总占地面积可达70万平方米左右。

天门龙嘴遗址。该遗址坐落于天门市石河镇吴刘村，整体呈不规则圆形，占地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城墙周长约为1000米，城内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城址东、西、南三面均为天然湖泊，其北为人工开凿的壕沟，共同构成城外防御体系。城墙依地势建造，最高处超2米，最低处约1米。建筑遗迹内发现大量红烧土，城内还发现墓葬遗迹。该遗址年代应属于大溪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5000年）。

成因猜测

关于早期城址平面形态多呈现近似圆形或椭圆形的现象，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其主要受环壕聚落发展及其形态的影响。这一点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决定了早期城市的形制。此外，笔者还有两点推测：第一，可能与早期城址中房址多为圆形的建筑形式有关；第二，或许早期筑城技术尚不成熟，导致其只能建成圆形。

由环壕聚落发展而来并受其影响。环壕聚落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较早的一种防御性聚落形态。这种特殊形态的聚落不仅规模更为宏大，而且在防御体系构建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它为后来城市雏形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空间组织模式和防御理念基础。这种聚落形态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人类从简单聚居向复杂社会组织过渡。

先民在开凿环状壕沟的过程中，将挖掘出的土堆积于壕沟边缘，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这些土垄具有一定的防御价值。然而，未经处理的自然堆土结构松散，易受降水侵蚀而发生垮塌，进而造成壕沟堵塞。为解决这一问题，先民开始采用夯实工艺来加固土垄，提高其稳定性以增强防御效能。随着夯筑工艺的不断完善，部分经过加固的环壕土垄逐渐发展为具有完整防御功能的城墙体系，这一演变过程直接促成了早期城邑的形成。

受早期圆形房屋形状影响。无论是黄河流域西山城址所属的秦王寨文化类型，还是长江流域城头山城址所属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其房屋遗址中都存在相当比例的圆形房屋。这一现象表明，早期筑城技术及传统很可能受到房屋建造技术及传统的深刻影响，甚至可能是为了适应圆形房屋的布局而特意将城址设计为圆形或椭圆形。

从技术层面来看，早期筑城技术的形成与房屋建造技术密不可分。房屋的建造需要特定的技术和经验，其可能被直接应用于城墙的建造中。例如，夯筑技术最初可能用于加固房屋地基或墙体，后来逐渐被用于建造城墙。此外，圆形房屋的布局可能对城址的整体规划产生影响，使得城址的形态也趋向圆形或椭圆形，以便更好地适应内部建筑的分布。

受早期筑城技术所限。笔者对此有两点猜想：第一，在筑城初期，先民可能并未刻意将城址设计为圆形或椭圆形，但受技术水平的限制，他们尚未完全掌握版筑方法或其他先进的筑墙技术，难以修建出笔直且规整的城墙。在施工过程中，城墙逐渐弯曲，最终形成了近似不规则圆形或椭圆形的形状。这种形态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技术局限下的自然结果。第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劳动力资源十分珍贵，而修建城墙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先民无意中发现，在相同面积下，圆形的周长最短（这一发现或许受到圆形房屋建造经验的启发）。为了在保证城址面积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劳动量，先民选择了圆形或椭圆形的城址造型。这种设计能够有效节约人力物力，体现了早期人类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智慧与实用主义。

在我国早期城市的发展中，圆形城址无论是存在的时间跨度还是数量规模，都显得极为有限。然而，这些圆形城址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址最初出现的阶段，这一现象的出现必然涉及多方面的原因。除了环形聚落延续性这一明确影响外，其余两点（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劳动力稀缺与效率优化）仅为笔者推测，尚缺乏具体的例证或实际材料的支持。这一现象无疑为研究早期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技术水平和文化观念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作者单位：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