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地区花卉交易消费

江南地区乃鱼米之乡，自然环境适宜，人们在满足物质生活的情况下，早已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栽花、赏花、摘花、买花、戴花等一直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休闲活动。明代尤其是15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爱花的文人、百姓、商贾很多，再加上传统节日和交际活动频繁，休闲雅聚场所丰富，对于花卉的需求量很大。因此，江南地区形成了规模颇为可观的花卉交易消费市场。花农或自行挑担售卖，或将花卉卖给花商，都可以获得较高经济收益，也为文人、园主、百姓购买花卉提供了便利和更多选择。许多花匠为招徕顾客获取更大利润，不断寻求技术改良和品种创新，致使明代花卉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花卉消费

明代以苏州为中心，西至南京，东到松江，南到杭州，北至扬州，所形成的江南花卉商贸圈，是当时最大的花卉消费市场。同时，以水路和陆路的运输方式渗透江西、福建、广东、四川等地。江南地区消费的花卉，不仅包括本土栽种培育的常见花卉，还包括从外地运来的珍花异木，士人、富豪“一花千金”的轶事广为流传。

明太祖、成祖时期民风俭朴，制度森严，举国上下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花卉交易。经过百年发展，明弘治、正德之后，江南地区的文人、百姓不仅富庶，而且不再安心于旧观念束缚，他们用猎奇和放纵来满足生理和心理的愉悦感，大量购买花卉的消费行为开始风靡，成为一种文化时尚风气。

花卉作为有别于生活必需品的观赏性消费品或艺术品，深受人们喜爱，其品种繁多，往往越是稀有、价格高，越受到追捧。同时，江南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可支撑花卉产业的繁荣。江南地区花卉消费旺盛，花卉交易形式多样，以盆栽、鲜花为主，有的辅以珍贵器皿被打造成花卉装置艺术品售卖。在花卉产业链中，种植花卉的经济收益可观，同时也不如耕田那般辛苦，所以普通花农常常秋种牡丹春种菊，紧跟时节与市场风向，以获取最大利润。晚明时期培育花卉的技术突破，反季栽培的花卉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花卉贸易若以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为消费团体，虽然成交体量小，但是珍稀的花卉品种单价高，成交金额可观，可以构成一个高端的消费市场。当花卉作为平价商品出售时，市井中的商贾百姓也拥有巨大的需求，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这体现了花卉既能作为奢侈的艺术品，又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双重属性。

士人园主

明代江南富庶，士大夫多来自江南，再加上明代承袭了唐宋时期造园的习气，修建园林蔚然成风。经济条件决定了士大夫阶级的风气，明末清初文人李渔（1611—1680年）在《闲情偶寄》中，将明代中晚期文人士大夫的休闲活动归纳为山容水态、花鸟鱼虫、风花雪月等类别，而园林正是这些元素的集大成者，是一种由奢侈的物质文化所堆积而成的产物。文人士大夫们的大部分休闲活动都围绕园林进行。享乐之风盛行必然带来攀比、炫富等不良风气，原本基于单纯审美需求的莳花弄草之举，增加了用来炫耀的附加属性。由士人园主所引发的名人效应掀起了花卉时尚狂潮，对市场影响甚大。

文人、官员、富豪作为花卉的重要消费群体，凭借其经济实力，在私家园林中“闲得弄花树为娱”，同时亦无需为购花之资所困。王世贞（1526—1590年）在《游金陵诸园记》中，对王宠（1494—1533年）私园中的花卉种植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体现出园中花卉的名贵与丰富。文中写道：“王贡士杞园在聚宝门外，小市西之弄中……南向庭中，牡丹数十本，本五色，焕烂若云锦，从牡丹之西窦，而得芍药圃，其花盖三倍于牡丹，大者如盘，裛露迎飔，娇艳百态，茉莉复数百本，建兰十余，本生色蔚浡可爱，傍一池，云锦边，白莲花甚奇。”

李日华（1565—1635年），浙江嘉兴人，官至太仆少卿，家境殷实。据其《味水轩日记》和《六研斋笔记》记载，其私家宅园中植被丰富，有水仙、梅、玉兰、菊、菖蒲、竹、松、荷、玉栀、桂等几十种，日常生活中常以看苜蓿、赏芍药、观月季、梅下饮酒等观花活动为乐。李日华在万历期间曾多次前往苏州购得赣蕙、珍珠兰、建兰、茉莉等花卉。

李日华交游广泛，友人常以盆花相赠。其好友盛颐的玉白苎庄后园中，有一株梅树，树干粗壮如拱柱，蓓蕾多达千余，每逢花开时节，花瓣纷飞如雪，盛颐常邀李日华前往共赏此景，李日华曾云“凡花皆可云买云卖，惟梅不可”。于是盛颐在万历三十七年正月十日以小盆梅贻之。沈翠水也常以名贵梅花盆景相赠，万历四十年正月十九日其“……又携一本至，作樱桃花色，名照水玉蝶，嫩红繁萼，梅之老格几变，正是绮疏中物耳”。

祁彪佳（1603—1645年）晚年回乡后在寓园内年年种花，有桃、杏、梅、丹桂、牡丹等。“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近村访梅，以善价售之，种树于竟志堂前。十二月十五日，与友人驾小舟入城，购买玉蝶、水仙数种。”

花卉自古以来“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最具购买力的达官贵人，几乎家家都有值得炫耀的名花珍木。他们四处搜罗，毫不吝啬。江西茉莉运到江南花卉市场后花价倍增，尤其是那些高大繁茂的品种，更是备受追捧，“赣州船子两头尖，茉莉初来价便添。公子豪华钱不惜，买花要捡树齐檐。”广州的茉莉也是如此，运到江南地区后便被高价抢购，“卖花伧父笑吴儿，一本千钱亦太痴。侬在广州城里住，家家茉莉尽编篱。”

随着明代塘花与藏花技术的革新与发展，即使在鲜花最为匮乏的冬季，也有花朵绽放。然而，这需要耗费大量财力与人力，导致反季花卉价格高昂且数量稀少。“元旦……牡丹芍药蔷薇俱有花，较春时薄小，一缶值数千钱。”因此，反季花卉并非普通消费者所能负担，主要购买者为京城的皇亲贵戚或江南的名流显贵。

百姓商贾

平民百姓是另一大花卉消费主力，可从多个方面印证。明初，太祖朱元璋以专制权力推行严密的治国方略，致力于维持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结构，农业生产被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其他经济活动则未受到足够重视。从皇帝到普通百姓，全社会普遍崇尚节俭。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风气的逐渐开放，百姓的生活压力得以缓解，消费需求也随之释放。

明代长江下游江南市镇的商业蓬勃发展，市与镇之间没有明显的城乡分界，许多商业、休闲设施由城市向市镇扩张，甚至是私人园林也不再局限于城市内，而是逐渐分布于市镇。中国人向来喜欢热闹，每逢佳节集市上商品琳琅满目。人口增长，商业繁荣，促进了花卉消费的增长。

随着社会发展，原本为私人空间的园林逐步开放为公共空间，给百姓提供了新的游玩休闲场所。通过游园，百姓接触了新审美，以私家园林中的花卉造景为新思路，他们也开始大量购花美化环境，使得鲜花消费与花卉艺术更加大众化、民俗化、日常化。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都有所提高，他们也开始追求精神生活。文人士大夫阶级大多数的审美时尚对于百姓来说遥不可及，不过花卉异乎寻常，它种类繁多，虽不同种但同色似形的花卉比比皆是，百姓将其作为替代品欣赏，能够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满足感，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江南地区“依河设市，夹岸为街”，不少百姓的房屋紧邻河埠头，当贩花浪船在河中行进或从码头上岸时，百姓在家门口即可购买鲜花，甚是便利。在苏州城郊的虎丘，春牡丹花市和秋木樨花市极为热闹，除市集外，“虎丘花农盛以都篮，沿门唤鬻，谓之戴花。”每年百姓都会前去游玩赏花，观者如云，游人如织，尤其是女性“笙歌笙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

女性也是花卉消费的主力。明代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开放，女性除了使用花卉装饰空间环境外，还会用花卉化妆打扮。明正德、嘉靖之后，除上层社会的官宦女性外，许多庶民阶层的女性也开始迈出家门，精心装扮，上街购物，外出游玩。在明仇英所绘《清明上河图》（如图1所示）中，河岸边有一间鲜明花朵店，店内两侧置物架上摆满鲜艳的花株，供消费者挑选。屋内男子正在与店主商谈，门口处一位打扮颇为讲究的妇女带着男童正准备进店，俨然一幅生意兴盛的景象。画中妇女形象与过去的深居不露面形成反差。

明代，能够消费奢侈名贵花卉的女性，除了名门、富人的内眷外，还有在文人士大夫圈层中占有重要角色地位的妓女。首先，晚明时期妓女作为高消费群体，成为奢靡风尚的重要推动者。她们游走于文人士大夫与市井风尘之间，吸引众人目光，开风气之先。她们的装扮引发了众多女性的效仿，不仅开创了新的时尚潮流，还深刻影响当时部分女性的审美观念与消费行为。其次，妓女有充足的经济条件，大量购花用于妆饰和美化环境。“停（亭）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大量花卉的熏香环境致使客人流连忘返。最后，高级妓院属于城市内奢侈建筑的代表，多由园林和高楼组成，辅以大面积花卉和花卉编制的屏幕做点缀，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中的妓院亦是如此。

茶坊、酒肆等放松休闲场所每年的购花量也不可小视，其用花来装饰内部环境，能够吸引大量顾客。苏州的茶坊在菊花盛开的季节，会用千百盆菊花堆叠成“菊花山”，陈列于庭院或大厅中，蔚为壮观。而扬州的酒肆则常以竹屏分隔空间，并在竹屏上点缀花卉，“有花则以花装饰，无花则以竹屏代壁”，既雅致又别具匠心。

相比士人园主，百姓购买花卉的渠道稍显单一，多在市集摊贩或花农手中购买。在黄彪的《清明易简图》（如图2所示）中随处可见挑花担、推花车的花农，或沿街唤鬻，或在花商手中转卖。画中城墙下的几处卖花摊位上，盆花品种多样，吸引不少百姓围观购买。明代百姓的花卉交易是传统的延续，从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早在北宋花卉交易就已经在汴京城的街道上出现了。

明代花卉交易与政策的开明宽松、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引领、生活美学的传播等因素有关。江南地区花卉消费普遍，源于士人、园主等精英阶层购置奇花异草毫不吝啬，这既是他们对生活品位的追求，也是他们藏于书信中的风雅，同时珍稀花卉还可以成为他们在宴请时炫耀的工具。爱花、买花、养花蔚然成风，致使平民百姓也加入了花卉消费的浪潮。

（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