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地区回民族群源流考证

长治地区位于晋东南，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之一，而回族是该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文章旨在对长治地区回民族群源流进行考证，通过分析家谱及碑刻史料，加之实地考察和搜集口述史料等方法，追溯长治地区回民群体族源，复原回民族群迁徙原因及过程。最终线索指向明代永乐年间长治回族始祖随沈王从南京迁入潞州（今长治地区）的史实。文章也为理解长治地区回民群体的历史沿革和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长治市作为山西省东南部的重要城市，其民族成分十分丰富。回族是长治地区人口占比最多的少数民族，该民族通过深度参与社会经济领域的多个方面，其文化基因已深度嵌入地方社会生活的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目前对于长治市回民群体的研究，主要包括历史溯源、文化习俗、社区结构、回族教育等方面，而对于长治地区整个回民群体的族群源流缺乏系统性考证。其中关于历史溯源多停留在文献资料的梳理，而缺乏当地回民群体的家谱以及碑刻资料的支持。文章将依据当地史料开展对于长治回民族群源流的研究。

长治回族最早迁入时间二说及其问题

目前，关于长治回族始祖迁入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仍存在不同观点。文章将汇总现有的假设与相关说法，对其支持性史料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期对长治回族迁徙的历史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唐宋时期回族迁入说及其问题。有观点认为长治地区的回族穆斯林群体历史最早可上溯到唐宋时期，如《大同市志》第二十编载：“清真教，始于唐代贞观年间流传到大同县。”该文献还提及，当时聘请了来自甘肃的阿訇海明前来讲经，并在大同城西南隅的九楼巷建造了清真寺。而太原清真古寺保存的《重修碑记》也提供了佐证，碑文记载：“此寺贞元之建新，景祐之重新，屡代之迭新。”该碑撰刻于清朝光绪年间，据其记载，该清真寺始建于唐代贞元年间，因此有人推测早在唐代太原便已有伊斯兰教信徒居住。《山西省长治市回族女寺调查研究——以长治市回族聚居区“三道营”为例》一文推测，历史上潞州（唐代潞州治今长治市）在山西的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进入山西的穆斯林有可能选择在潞州定居，并逐渐发展壮大。然而，这一观点推测的成分居多，并未有确凿证据证明唐宋时期穆斯林曾到达长治地区。另据考古学家考证“太原清真古寺实际上建于元明之际”，并且至今尚未发现文献或遗迹能够验证上述碑文的真实性和年代准确性。因此，长治回民群体在唐宋时期已经存在的论点仍需进一步探究。

蒙元时期回族迁入说及其问题。另有观点指出，回族群体可能是在蒙元时期迁入长治地区的。《元史·怯烈传》载：“怯烈，西域人，世居太原”，史料中未明确指出关于怯烈的宗教文化归属问题，但置于蒙元时期西域族群迁徙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以及元代伊斯兰教徒中常见“怯烈”之名，可推测怯烈应为伊斯兰教徒，并且在太原定居。此外，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伊斯兰史稿》的“宋末及元代回教人之显宦”章节中，也提到宋元时期山西境内已有伊斯兰教徒居住。

例如，《潞州志》曾提及，元至正年间，身为穆斯林的虎林赤，“以招讨万户，关保守御泽潞，总兵野庵公复以林赤佐之，二人同心立功，同增左辖”。成化年间的《山西通志》同样有载：“关保字世傑哈剌鲁氏，虎林赤字哈剌鲁氏，俱为河南氏族，泽潞士民，被其德泽，欲刻诸石以谂。”此外，《元史氏族表》的色目篇里，在回回姓部分也有相关记录：“哈剌鲁氏又有虎赤林，官河南行省左丞，扩阔帖木儿部。”根据以上史料，可以确认回族将领曾在潞州地区驻守并深得民心。然而，以此作为长治回民群体起源的证据还有些疑点。例如，这些史料并未显示当时长治地区已形成固定的回民定居群体；通常情况下，回民出于宗教实践和生活习惯，会自发围绕清真寺形成聚居区（即所谓的“聚寺而居”），但现存史料中并未见该时期长治地区回民定居群体及伊斯兰教传播和清真寺建立的确切记载。

明朝永乐年间回族始迁入长治

还有种观点认为回族最早迁入长治的时间是明代永乐年间，这种说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王平在《长治市区回族调查》中论述，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实行分封制度，将第二十一子朱模封于潞州。长治市区回族的始祖便是朱模就藩潞州时的扈从及卫队成员中的程、马二姓回族群体。赵伟聘在《长治回民古今谈》中同样指出“在沈王移驾潞州的侍卫人员中就有百余名回族人。”在相关学术研究里，张庆华的《长治回族基础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贾薛飞的《长治西街回汉民族关系现状分析》，均采用了同一说法。此论点的关键依据源自《明史》所载：“沈简王模，太祖第二十一子，洪武二十四年封。永乐六年就藩潞州，宣德六年薨。”与之相似，《潞州志》也有这样的记录：“藩简王，太高祖皇帝第二十皇子，永乐六年初封，之国卒。”光绪版《长治县志》同样记载了相同的内容。尽管《潞州志》中对沈简王朱模的描述略有出入，但经考证朱模确实是明太祖的第二十一子，封藩时间为洪武二十四年，就藩时间为永乐六年。由此可以确定沈简王朱模从南京迁至潞州的历史事实。

然而，上述文献主要记载了沈简王朱模被分封至潞州的事实，并未直接提供证据证明其随行护卫中有回族成员一同迁入长治。为进一步探究这一问题，笔者对长治各处清真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长治清真南寺发现了现存的碑文资料。长治清真南寺现存多通不同历史时期的石碑，最早的可追溯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八月所立的《清正南寺地亩碑记》。尽管原石碑风化严重、字迹模糊，但清真寺方面已将碑文内容整理并保存下来。碑文详细记录了长治回族的迁徙来源：“至吾上党之回教乃南京迁居于此者也。”其明确指出长治地区的回教徒从南京迁徙而来。

另外，从清真寺所藏史料来看，嘉庆年间的《程氏家乘》载：“始祖讳德，本南京城鼓楼底人，随沈藩迁潞郡城家焉。”道光年间的《程氏族谱》也提到“余家本南京鼓楼底民籍，因前祖宦至指挥，随明沈驾迁居上党”。基于这两份族谱的明确记载，能够确切判定程氏回族这一族群在明永乐六年跟随沈王迁移至长治定居这一历史事实。另依据《马氏家谱》的记载，马姓的始祖马招，“原籍南京水西门”，后来入籍上党，定居于“禹泽三里三甲”。同时，《清正南寺地亩碑记》的碑文内容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有力佐证：“始创之寺在郡城之西北，后因人众一寺难容，有马公讳贵者乃有明礼部请剳之，掌教于西南营义出田地拾叁间直通城根，与其胞兄讳江捐造殿宇三间，将地除建寺院之外，周围尽纳入寺，永为护田，南壁兼有马头门公业一段亦纳入寺内，通共计纳粮上地三亩五分，其粮在禹泽三里三甲南清正寺名下。”在《马氏族谱》的记载里，马家第十代族人马贵，也在碑文中有所提及，由此可知马氏族群在长治地区已经形成定居群体并开展宗教活动建设。上述史料证实了长治市回族中的马姓与程姓族群始祖，于明代永乐六年随沈王朱模扈从队伍迁徙至此。此外，对清真寺内回族居民的访谈以及长治地区流传的有关马、程二人的谚语——“程马二回回，腰里别铜锤锤”，间接反映了马、程二人曾作为护卫军人随沈简王迁入长治。此后，他们的后裔逐渐繁衍壮大。随着时代更迭，这些回族社群不仅保留了自身的宗教习俗与文化传统，还在长治地区建立了稳固的社会根基，不断完善其宗教活动场所及相关生活设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聚居区。沈简王迁入潞州后，在原唐、宋节度使署府旧址上建立了王府，即现今的太行烈士陵园位置。《长治县志》建置三中记载：“沈藩废城在郡城中稍西，明初为衙治实，唐宋以来节度署也。永乐中建藩。”随同迁入的回民则在王府附近的“铜锅街、南头街、营口街”（合称三道营）定居。三道营原本是驻军营地。《潞州志》卷二《闾里志》中记载了城内十八巷中的“回回巷”，表明明代已有回民聚居区。光绪版《长治县志》所附的街道祠庙图中，也清晰标示了“清真寺”及其周边的“西南营”。这些史料表明，在明弘治《潞州志》成书之前，迁入长治的回族已自发形成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聚居区，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自明代永乐年间迁入的回族已在长治扎根并繁衍后代。

回汉民族关系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演变，逐步形成了今日和谐共生、相互嵌入的格局。一方面，部分汉族居民可能受到回族文化的影响，在语言、饮食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上有所交融，甚至皈依伊斯兰教并改变了族属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部分汉族居民选择迁出回族聚居的三道营区域，这表明在长期共存过程中，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既有共通性也保持了多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工作调动、宗教传教需求以及商业活动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回族人口选择在长治定居，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回族群体的发展壮大。长治回民群体的聚居格局经历了显著变迁，明永乐年间，回民初至潞州，落脚于“三道营”，此后，其聚居范围逐渐拓展，西大街成为新的聚集核心，并以此为基点，在周边区域陆续构建起多处回民居住区。受宗教信仰驱动，回族居民秉持“聚寺而居”的传统，这种居住模式在长治市内逐步成型，最终呈现出独特的“大分散，小聚居”空间分布特征，深刻影响了当地的城市空间与民族文化景观。

各回族社区之间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回汉两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共同呈现出和谐友好的民族关系。在回汉两民族互动与融合的背景下，回汉两族人民共同参与地方治理，促进地区经济多元化发展，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与文化繁荣的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