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与共生：伊斯兰教中国化实践与风俗文化表达

文章以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其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多元实践及风俗文化表达。在建筑形态上，该寺融合伊斯兰教、汉族、藏族等多元风格，彰显不同文化的交融。在宗教实践层面，积极推行“以儒诠经”，构建正规经学教育体系，培育大批兼具宗教与汉文化素养的人才，促进教义与本土文化结合。在民俗实践中，“节庆共食”与“清真美食街”等活动，推动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流，消解文化边界。东关清真大寺成功将伊斯兰教核心内涵与中国社会文化紧密相连，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范例，对研究宗教与文化共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清真大寺碑文：历史文化的印记

碑刻是中国清真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现存的《重建西宁大寺碑记》（1914年5月立）和《重建西宁东关大寺碑记》（1948年8月立）可知，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重建西宁大寺碑记》载：“时当隋开皇初，天方遣其臣斡葛思苏哈拜自海道来华，至于广州建光路及怀圣以传教焉，此回教行于中国南部之始。及安史之乱，唐借回纥之力以复两京，自是回教益行，寺院愈多。西安礼拜寺，则天宝年间工部官罗天爵奉敕所建，有御史王刲撰记，此回教行于中国北部之始。自唐迄宋，奉行罔替。”《重建西宁东关大寺碑记》又载：“其传入中国也，则始于隋开皇间。唐天宝时，敕建清真寺于长安，其后遍及于各省。”碑文阐述了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历史，同时记述了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两次重修历史。

西宁东关大寺北侧原寺属碑亭院内竖立着数十块红沙石碑，内有高丈余碑通，记载着东关大寺的建寺史。另有一室陈列着有关东关大寺兴建沿革的文物。相传，明朝皇帝将一顶红樱毡帽和五鞭悬挂在东关大寺门两侧，并下了“文官过此，必下轿”“武官过此，必下马”的命令，以示对清真寺的崇敬。

碑亭院内原存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年）撰写的碑文《百字赞》。清光绪七年（1881年），西宁镇总兵何作霖、知府龙锡庆奉旨将东关清真大寺焚毁，碑亭院落被毁。《百字赞》碑无存，但朱元璋题词仍存于东关大寺内，1999年被刻成文，镶嵌于中五门两侧墙体。

碑亭院内原存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敕令保护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的《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碑，碑亭院落毁于清光绪年间，此碑存世量极少。但谕旨内容（汉文）仍保存于民间，其文如下：“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朕惟人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无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

这一敕谕与1957年在扬州礼拜寺发现的“谕米里哈只”告谕相同，说明当时这一道保护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的谕旨，或下达或流传至东关清真大寺。可见，该寺在明代已是颇具影响的清真寺。

建筑形态：多元风格的融合

伊斯兰文化和汉族文化共同影响着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建筑布局。其中，受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影响的单体建筑和流线，主要体现在建筑方位和功能布局上。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东关大街上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几经重修，1913年重建，1946年重建扩建，1979年再次重建。该寺是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为主体的大型建筑群，占地面积13602平方米，建筑面积4654平方米。正门高10米，宽15米，题有寺名；正门内复建高10米宽21米的拱门5座。大院面积4490平方米，正中为礼拜殿，其形制为砖木结构的前卷棚、大殿和后窑殿，占地面积1136平方米。

大殿南北两侧为歇山式建筑的二层厢楼。大殿与厢房相邻，浑然一体。三大建筑是寺庙的主体，是寺庙的精华所在。礼拜大殿作为建筑艺术的核心载体，其装饰体系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审美。建筑彩绘采用盛行于甘青地区的“大兰点金”工艺，以靛蓝为主基调营造庄穆氛围，重点部位施以金粉勾勒，形成“蓝海鎏金”的视觉韵律。雀替采用透雕植物纹饰，小枋与大额枋是镂空的。在檐下采用花板式拱架与如意斗式拱架相结合的形式，将斜拱换成花板的层状层，增强了装饰效果。藻井彩画在延续伊斯兰几何星月纹的主体框架基础上，巧妙融入牡丹缠枝、荷瓣祥云等汉文化吉祥纹样；六角宣礼塔顶部的阿拉伯穹顶与飞檐斗拱相映成趣，描金彩绘在梁枋间流转，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描金彩绘，使整个建筑群气势恢宏。这种“形制伊斯兰化，装饰本土化”的营造智慧，使建筑群既保持着宗教圣地的神圣性，又焕发着中华建筑美学的璀璨光华。

正殿前与厢楼之间为青石板铺就的广场，占地约 28000平方米。坊外为前三门，用高约五丈、宽约七丈的花岗岩巨石砌成，显得古朴肃穆。两座鸣经楼耸立在三门两侧，也就是邦克楼，塔顶有两根精致的曲筒，据说是湟中塔尔寺所赐的宝物，在塔顶装饰着两根精致的小经筒。寺院的“前三门”“中五门”布局，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门堂之制”，通过空间序列的递进强化神圣性。前三门为西式拱形门楼，中五门则将花岗岩台阶与中式砖雕结合，形成“由俗入圣”的过渡。这种设计既保留了伊斯兰建筑对“天方”的指向性，又暗合儒家“礼制”的空间秩序。

大殿房顶上有闪耀着金光的藏式鎏金宝瓶，相传是甘肃拉卜楞寺的僧众慷慨捐赠的珍贵礼物，放眼国内清真寺，仅此一例。在1946年扩建工程中，东关清真大寺寺院管委会特遣马兴泰等代表远赴藏传佛教圣地湟中塔尔寺，延请藏族金铜工艺大师精心铸造一对鎏金经筒。这两件融合汉藏錾刻技艺的圣物，被庄严供奉于新落成的宣礼塔六角攒尖顶上，与礼拜大殿屋脊经筒形成“天地人神”的立体呼应系统。这一做法，不仅彰显了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更体现出清真大寺信众独特的审美观念：在装饰方面，他们并不局限于本民族与本宗教的文化元素，而是积极主动地与其他文化展开交流，博采众长，实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

在东关清真大寺营建过程中，广惠寺、佑宁寺等藏传佛教寺院的藏族、土族信众鼎力相助，汉族同胞亦慷慨捐输，这一历史佳话生动印证了河湟谷地回、汉、藏、土各民族血脉交融、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宗教实践：经学教育本土化调适

民国时期，作为伊斯兰经学研究的重要学府，东关清真大寺积极推行“以儒诠经”传统，在讲解教义时，巧妙地与儒家伦理相结合。例如，用“孝悌忠信”来阐释伊斯兰家庭观，让信众更易理解和接受宗教中对于家庭关系的规范，这种解读契合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家庭伦理的观念。以“中庸之道”调和宗教与世俗生活，引导信众在遵循宗教教义的同时，能够合理地融入世俗社会，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1916年，马万福秉持“尊经革俗”“凭经立教”的理念，全身心投入讲学活动。他凭借深厚的学问功底，吸引了西宁当地众多知名阿訇前来求教，其影响力迅速蔓延。古铭瑞等宗教上层的哈智也深受感召，纷纷改信伊合瓦尼教派，推动该教派在西宁迅猛发展。随后，马万福奔赴化隆、湟中等地，继续讲学传教。经过长达十年的悉心培育，造就了大批宗教学识卓越的“目勒孜”。如马遇真、马遇道等，他们不仅在青海省内各地清真寺讲学，还将讲学范围拓展至甘肃的兰州、河州等地，甚至远达新疆、上海等地。他们的讲经活动，让伊合瓦尼教派在更广阔区域得以传播，极大丰富了当地伊斯兰教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东关大寺还构建正规的经学教育体系，有计划地培育宗教人才。采用寄宿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模式。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的经费保障机制，使经学教育得以稳定开展。官方的赞助给予教育活动坚实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教长凭借丰富的学识与经验把控教学方向，教众的参与则增添了教育的群众基础与活力。在此模式下，甘青地区伊斯兰教宗教理论的学习研究得以蓬勃发展。众多从这里走出的宗教人才，或担任清真寺主教长，引领当地宗教活动有序开展；或四处开学讲经，传播伊斯兰教义，为伊斯兰教在本土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这种将宗教经典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的经学教育模式，不仅使伊斯兰教义更贴近中国社会语境，还为甘青地区近千座清真寺培养出一大批兼具深厚宗教素养与汉文化底蕴的阿訇。这些阿訇在各地讲学传教，进一步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传播。

文化交融：民俗实践的交流共生

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等重大宗教节日，东关清真大寺广场便成为信众与邻里互动交流的重要场所。信众在完成集体礼拜后，会热情地与汉族邻居分享油香、馓子等具有回族特色的传统美食。这种“节庆共食”的行为，不仅仅是食物的传递，更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汉族邻居在品尝美食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回族的饮食文化与宗教节庆内涵；回族信众也借此机会，增进与其他民族的情感联系，营造出和谐共融的节日氛围，使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得以深化。

“清真美食街”，更是多民族饮食文化交汇的生动体现。这里不仅有回族特色美食如烤羊肉串、手抓羊肉等，展现了回族饮食的独特风味，还吸纳了藏式糌粑、汉族面食等其他民族的特色食物。不同民族的美食摊位相邻而设，食客们穿梭其中，自由选择喜爱的食物。这种多元饮食文化的汇聚，使得美食街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流场所。人们在品尝美食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了解到其他民族的饮食习俗，在舌尖上感受文化的多样性，潜移默化地消解了民族间的文化边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合。

东关清真大寺在民俗实践方面的本土化调适，成功地将伊斯兰教的核心内涵与中国社会的文化、习俗紧密结合。它不仅是宗教信仰的神圣空间，更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桥梁，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深入推进提供了生动范例，在维系宗教信仰的同时，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与发展。

东关清真大寺不仅保留了传统宗教精神，还推动了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同时，其建筑艺术与风俗实践生动诠释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其建筑艺术与风俗实践既维系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信仰，又深度嵌入中华文化语境，成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同体建构典范。这启示我们：文明的真谛不在于排斥差异，而在于在交融中孕育新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生生不息的深层密码。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