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 探索开发新时代价值

大运河可谓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巅峰之作，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文章从大运河（济宁段）的历史根脉、文化价值、时代意义出发，以济宁市博物馆为例，探讨新时代下博物馆应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持续提振文化自信，讲好运河故事。

大运河（济宁段）的历史背景与城市符号

大运河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堪称“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2014年，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一条大运河，千里碧水流，帆船首尾衔，都过济宁州。”大运河（济宁段）始凿于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全长二百余公里，是历史上的漕运要冲，也是如今“南水北调”“北煤南运”“南货北调”的重要航道。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为大运河全线制高点，俗称“水脊”，故有“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滞则全河停”之说。由于济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元、明、清三代均把济宁运道作为贯通大运河的关键点，均派设最高司运机构常驻济宁，使济宁成为地位显赫、声名远播的“运河之都”。

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采用汶上县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筑戴村坝，横亘五里，遏汶流”“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治河方案，修筑兼具拦水、引水、分水、控水、蓄水、补水等功能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从此汶水西行入运河，七分北流进入漳、卫，三分南流进入黄、淮，构筑起南北水路大动脉，贯通了南北航运五百余年。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大运河历史上最具科技含量和科学价值的工程，造就了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享有“北方都江堰”之称。

作为“南控江淮，北接京畿”的重镇，济宁因水而兴、因河而盛，在千古岁月长流中，逐渐形成“舟东临四达之衢，商贸集五都之市”的瑰丽景象，形成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可观局面，成为物华焕彩、独具神韵的一座名城。

大运河文化的形成、演变与价值内涵

大运河文化，是自大运河开凿以来，在历史演变与发展中创造、凝聚、积淀的产物，是古代社会在特定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它以水运网络为载体，通过物质交换、人口流动与制度创新，构建起一个贯通南北的文化生态系统，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

大运河文化形成的政治驱动，主要来自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尤其是政权巩固、军事供给等方面。例如，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用以北上争霸；隋炀帝修凿运河，意图强化对关东、江南的控制；元代“截弯取直”，缩短大都（北京）至杭州的漕运距离，实现政治中心北移。而漕运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也随之愈发完善，如唐代设立转运使，宋代创建“转般法”，明、清两代推行“长运法”，逐渐形成从征粮、运输到仓储的完整制度。大运河沿线设钞关（如临清、浒墅）、水驿（如盂城驿）与常平仓，构建起“运河官僚系统”。

大运河沿岸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品流通、市镇崛起。大运河沿岸形成了四大商帮——徽商、晋商、浙商、鲁商，催生了天津杨柳青、苏州枫桥等商业市镇，推动漕船修造业（如清江浦船厂）、陶瓷业（如宜兴紫砂）、酿造业（如绍兴黄酒）形成产业集群，促进了江南纺织技术北传、山东临清砖窑技术南输。同时，大运河的贯通也推动了科技发展。如大运河（济宁段）南旺分水工程、宋代复闸技术（如真州闸）、元代“梯级船闸”系统（会通河段）、清代“引黄济运”工程等。

大运河文化不但促进了移民与社群建构，也形成了沿岸民俗文化的混生形态。例如，元、明、清三代的漕运军户、水手、纤夫形成的特殊职业群体，在淮安河下镇、聊城米市街形成聚居区；徽商在扬州建造园林，山陕会馆在开封兴建关帝庙，推动建筑艺术与信仰文化融合。沿岸村落普遍采用“前店后河”布局，衍生出无锡“水弄堂”、绍兴“台门建筑”等人居模式。信仰上，民间普遍形成“祭龙王”“拜河神”等信仰仪式；语言上，形成了“运河官话”过渡带；戏曲上，催生了柳子戏、淮剧等融合南北声腔的新剧种；饮食文化中，发明出济宁甏肉干饭等兼具南北烹饪特色的名吃。

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特质与历史意义在于它的开放性、实用性、融合性。大运河就像一条流动的“文化走廊”，吸收了佛教（如杭州灵隐寺）、伊斯兰教（如济宁东大寺）、基督教（如扬州仙鹤寺）等多元宗教文化，又使各种文化形态服务于漕运实践，并实现南北艺术风格的审美统一（如扬州漆器、通州运河号子）。

大运河文化对于中华文明体系的贡献至关重要。通过物资、人与信息的频繁、持续交换，地域文化隔阂被不断消解，民族共同体意识日渐深化。漕运制度成为中国古代财政、运输与灾害应对的综合性治理模板。直至今日，大运河仍可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联动，充分拓展文明传播“网络”，推动中华文明对外辐射。

大运河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应对地理环境、整合资源要素、创新制度和技术的文明实践。其以水为媒，在时空演进中，不仅塑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景观，更孕育了“和合共生”“因势利导”的精神价值。这种文化基因至今仍为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参照。

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弘扬是一项历史性、系统性工程，需兼顾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多重维度。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社会协同，大运河不仅成为中华文明的特色“名片”，更可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中国方案”，在新时代焕发永恒生命力。

济宁市博物馆的文化使命与时代实践

现今，博物馆是保存大运河文化记忆的“基因库”，是收藏、保护、活化利用大运河文化、文物的“保险箱”，更是激活大运河文化新时代价值的“转换器”。作为大运河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济宁居大运河“运道之中”，交汇南北水陆、控引江淮咽喉，是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上，光华最为璀璨的一颗骊珠。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诞生地、大运河文化的汇集地，享有“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的盛誉。近年来，济宁市博物馆坚持以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立足点，深入探索研究如何在新时代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持续激活大运河历史与文化基因，全方位、多角度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时代精神。

打造专题展览，厚植文化自信。济宁市博物馆（古槐路馆）常设“济宁记忆：我家就在岸上住——济宁运河风情展”，该展览通过精心挑选的馆藏文物展品和匠心独运的展陈设计，展示大运河（济宁段）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生动讲述了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和流淌不息的故事。济宁市博物馆（文化中心馆）常设“中国运河之都·济宁”展，展示元、明、清时期大运河的开凿历程，分为“运河的开挖”“运河的管理”“运河的水工设施”“运河的繁荣”四个部分，辅以出土和传世文物，以大运河的发展为脉络，以考古成果为依据，以馆藏文物为佐证，呈现出大运河蕴藏的厚重历史文化。202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山东主会场活动上，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的第七届全省博物馆十佳陈列展览精品终评结果揭晓并颁奖，“中国运河之都·济宁”展荣获山东省博物馆十佳陈列展览精品奖。以弘扬运河文化、振兴济宁经济为宗旨的常设展览，向参观群众呈现了大运河变迁图、元代镇水铁牛、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沙盘模型、河道总督衙门复原模型等，为进一步传承、弘扬大运河文化贡献力量。

擘画多元格局，优化公共服务。济宁市博物馆深挖馆藏资源，开发全国首套针对特殊教育学校的盲文教材《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传统文化——博物馆社会教育读本》，将大运河文化编写入内，同时配附立体文物插图，让特殊儿童通过指尖的触摸来了解、认识文物原本的样貌。近年来，济宁市博物馆定期携极具济宁特色的“礼出东方——汉画像石上的孔子与鲁礼文化拓片展”到大运河沿线城市巡展，在传承、振兴大运河文化事业中，持续增添、创新、发扬以“礼”为内核的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服务理念，促进了文化遗产价值最大限度地传播与共享。济宁市博物馆秉持兼容并蓄、协调共享的原则，加入大运河博物馆联盟，增进馆际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学习馆藏文物、宣传教育、陈列展览等先进经验，梳理、整合、利用大运河沿线各地的独特文化资源，更好地阐释历史文化遗产。

深化宣传推广，让文物“活起来”。济宁市博物馆始终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国家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儒家文化”“运河文化”品牌打造，擦亮“文化济宁”品牌，讲好文物故事。在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济宁博物馆以大运河文化为载体，常态化开展“我家就在岸上住”“家乡的古建筑”等自主研发的社教品牌活动，连续四届获得山东省博物馆十佳社会教育案例。同时，采取“线上+线下”紧密衔接的方式，在官方网站、公众号平台开设“云游大运河”“品茗闻古”“馆藏珍品赏析”等栏目，扩大宣传辐射范围。同时，联合国内知名文创团队开展创意转化，打造多个系列100余款兼具馆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2024年8月，济宁市博物馆首次亮相第十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以尼山、大运河元素设计展区外形，彰显孔孟之乡、运河之都风采，被评为“最佳展示奖银奖（博物馆）”，为山东省地级市博物馆唯一获奖单位。文创产品“青花缠枝瓜果纹玉壶春瓶”获2024年山东省博物馆学会文创作品大赛一等奖。

济宁市博物馆要想切实讲好大运河文化故事，就要坚持以国运为基、以文运为本、以大运河为脉络，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保护文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在深入发掘历史遗韵的基础上，放眼长远、注重未来，努力探寻博物馆建设、发展、运营、管理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法，建设长效机制，力争以更好的文化共享服务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全面彰显文化自信，聚力实现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济宁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