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大同“斩城”

“旧府荒城内，颓垣只四门。先朝曾驻跸，当日是雄籓。䌽帛连楼满，笙歌接巷繁。一逢三月火，惟吊国殇魂。”康熙三年，复国无望的顾炎武散尽家财，走遍晋冀鲁豫，凭吊大明遗迹。行至大同，登高望远，但见满目疮痍，遂有此诗。他不禁回想起，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化名朱寿），自封“威武大将军”，巡行西北，就曾驻跸大同。群臣以彩帛搭帐，奏响笙乐，烹羊送酒，一幅繁华景象。此刻断壁残垣、山河破碎，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

去年深秋，我登上大同城墙，登高怀古，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历朝历代，城墙往往区隔出两个世界，城内是官衙商坊，城外是荒村野岭。今时今日，城墙变作繁华都邑的一处景观，4座城门与门楼、角楼、望楼一道构成恢宏气象。青石灰砖之外，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城墙更似繁华城市的血脉，而非坚硬外壳。但当突如其来的雨雪落在身上，这座古城封刻在寒冷之中，就如同书里走出明末清初的兵荒马乱，彼时大同城墙见证的战场主角正是一代枭雄姜瓖。

姜瓖何以叛降无常

姜瓖的人生轨迹，与同时代枭雄吴三桂有诸多相似之处。他出身武人世家，祖上是历代守边的功臣，与父兄一道镇守山西，出任大同总兵官。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陷太原，明朝名臣卫景瑗疾驰大同求援。姜瓖按兵不动，坐观其败。三月初一，李自成兵临城下，猛攻由明朝宗室永庆王镇守的西门。大同久为边塞，城坚墙固。孰料姜瓖突然发难，诛杀永庆王，献城投降，京师咽喉大同一朝易主。卫景瑗被绑到李自成面前，坚决不拜。李自成敬佩他的忠臣气节，免去死罪。卫景瑗却一跃而起，以头撞石，鲜血淋漓。被救起后，仍执意赴死，最终自缢而亡，此即顾炎武所说的“国殇”。相形之下，姜瓖堪称“识时务者为俊杰”。短短两个月后的五月初一，清军入关与李自成兵败消息传来，姜瓖再度见风使舵。他故技重施，诛杀大顺军官，将大同拱手献给多尔衮。随即，听大清号令，镇压榆林等地李自成余部，为平定山西立下汗马功劳。大同沦为姜瓖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多尔衮封他为大同总兵官，成为一方枭雄。五年之后（1649年）的严冬，大同又生变故，姜瓖忽然下令紧闭城门，捕杀八旗兵丁，自封“大将军”。叛降无常，何以至此？

游历中国多年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1614—1661），在《鞑靼战纪》里记载过一则流传甚广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故事：顺治皇帝业已成年，希望迎娶喀尔喀蒙古公主，请博洛亲王代为提亲。路经大同，此地有全中国最美的女子，亲王随从兽性大发，玷污几个妇女，还劫走一位嫁往夫家途中的名门闺秀。镇守大同的姜瓖听闻此事，亲往博洛亲王驻地讨要说法，结果被赶了出来。这位将军勃然大怒，发誓让女真人血债血偿，索性起兵反叛。这个故事让姜瓖与吴三桂的人生轨迹愈发贴近。姜瓖之变的几位主角配角真实无误，但顺治提亲和劫掠新娘之事似有出入。

顺治的确派遣博洛亲王巡视大同，但并非向喀尔喀蒙古提亲，而是监视这一边疆隐患的异动。此举触动姜瓖早就紧绷的神经，因为有两件事已经将双方的信任消耗殆尽。其一是姜瓖的吊诡操作。他在降清后上书拥立一位明朝宗室，“以续先帝之祀”。从今天看来，领着当朝的俸禄，想着前朝的皇帝，可谓惊世骇俗。但越是离谱的历史，可能越有合理的解释。当年天下大乱，李自成纵横多年，落败亦是几日之事。姜瓖降清，恐怕只是权宜之计，拥帝自重，更像是枭雄做派。可惜如意算盘落空，清军入关后势如破竹，迅速稳定局面，打碎他雄踞一方的美梦。面对多尔衮的怒斥，姜瓖赶忙请罪，推说自己“不学无术”，才无意间铸成大错。南方战事未定，清廷不愿节外生枝，予以宽恕，但也对他发出严厉警告。

其二是清廷的政治伎俩。顺治四年，初定天下的清廷，诏告各地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奉，说是要熟悉国家事务，以备日后遴选。话说得冠冕堂皇，扣押人质之心却昭然若揭。姜瓖万般无奈，将长子送入京师，悖逆之心暗自滋长。待到亲王巡边，名义是防备喀尔喀蒙古，但姜瓖怀疑清廷意欲暗度陈仓，借机换掉自己，于是揭竿而起。

戊子之变

顺治五年（1648）大同一反，山西皆乱，各地前朝将佐争相响应，大有反清复明之势。眼见民意如此，姜瓖直接搬出大明旗号，割断发辫，尊南明永历皇帝为正统。叛明降闯，叛闯降清，叛清复明，姜瓖的反复横跳，恐怕连吴三桂都自叹不如。大同既扼京师，又通塞外，清廷如坐针毡，顺治皇帝向大同军民连发两封诏书，使出离间之计，说自己深知军民遭姜瓖蒙诈，若幡然醒悟，即可宽恕其罪，又许下承诺：若尔等官民人等，于未筑长围之前，有能执缚姜瓖来献，或杀死姜瓖来归者，准赦前罪，仍行恩养。不惟尔等免死，即尔等之父母妻子，亦可因此而保全矣。

与此同时，多尔衮调集四方兵马，启程亲征，前后投入山西战场的八旗悍将有镶黄旗阿济格、镶白旗尼堪、正黄旗博洛、正白旗硕塞、镶红旗满达海，吴三桂与鳌拜也先后参战。可以说，为剿灭姜瓖，大清尽举全国之力。还调来为大清攻城拔寨、打下半壁江山的红夷大炮助阵。即便如此，红夷大炮依然轰不开大同坚固的城墙。大同告急，向各地起事者求援，姜瓖亲率骑兵接应突围，被鳌拜击退，自此大同沦为一座孤城。

重赏之下，必有内鬼。大同被困八个月后，内无余粮，外无救兵，仅靠城坚墙固顽抗清军。但胜利希望渺茫，粮草日渐枯乏，军心不稳，人心思变。一封密信送达清军营帐，来自大同守将杨振威。信上说，自己本系良民，遭姜瓖胁迫才造反，城内士兵伤亡殆尽，有部分人愿斩姜瓖献城。清廷欣然应允，数日之后，大同城门大开，杨振威绑了姜瓖与他的一兄一弟，率众投降。清军将姜瓖斩首后，纵容士兵大肆屠戮，仅保全密信之中叛将性命，大同城内正如后世诗人追忆的惨状：“花门多暴虐，人命如牛羊。膏血溢槽中，马饮毛生光”。生灵涂炭之际，部分军民从清军守备薄弱的西门逃出生天，在乱军丛中躲过一劫。

清廷迁怒于大同城墙，从明到清，李自成与多尔衮都不曾攻下此城。大同易主，皆是献城投降，城堡果然是从内部攻破的。世代传闻，多尔衮下令对久攻不下的大同“斩城问罪”。许多历史著作也都提及，大同被“斩城五尺”。姜瓖可斩，但城墙如何斩？《清世祖实录》有载：“将大同城垣自垛彻去五尺”，算是解答疑惑。垛墙（也叫雉堞），我们平日登上城墙所见锯齿状墙体，用于瞭望敌情和火炮射击，通常高约六尺。也就是说，斩城五尺，并非破坏城墙主体，而是拆毁防御垛墙泄愤，侮辱意味更浓。

重建大同

姜瓖死后，大同城废民亡，黄沙三月草，白骨万家坟。但它毕竟是历代战略要地，不可轻易丢弃。重建大同，不久又成为令清廷头疼的大事，一位能臣应运而生。曹振彦曾参与平定姜瓖，主政大同三年有余，勘测府衙、重建城镇，为这座北方要塞的重生不遗余力。由于政绩斐然，曹振彦升迁江南，成为盐政要员。他的玄孙，即是曹雪芹。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西狩”。行至大同，城内官员出迎五十里，锣鼓喧天，一如顾炎武诗中“笙歌接巷繁”的景象。此地远离北京的战火，住宿舒适，饮食美味，慈禧休息四日，方才缓解一路疲惫，盛赞大同是“福地宝城”，不知她是否知晓清初那场斩城屠民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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