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的西姆拉会议

英国人把西姆拉会议说成是为了调停中国和西藏关系。政府在议会里解释说，英国愿意充当“诚实的掮客”。事实上，英国代表团自始至终同西藏人密切合作，差不多是互相勾结。西姆拉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其中，外交手腕、强权政治和间谍活动都有过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表演，地点是山区避暑胜地，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代表团由亨利·麦克马洪率领。二十年前他是个年轻的上尉，曾随杜兰去喀布尔，随后度过两年的艰苦岁月，标定了杜兰线——其间还经历过诸如被恶狼袭击等危险场面。麦克马洪此时已是亨利爵士和印度政府的外事秘书。他这个人个性刚强，就是寇松讲到“边疆派性格”时心里一定想到的那种人。他们在“担负重任的熔炉中和独当一面的铁砧上锻炼成长”。麦克马洪对于创造和标定边界这件事沾沾自喜，认为它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艺术。

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公开采取的主要行动是要使中国同意把西藏划分为两个区域，即内藏和外藏，像中俄两国不久前就蒙古问题所商定的那样。承认中国对整个西藏享有宗主权，但中国在外藏将不再享有任何行政权利——那样就可以把它从印度的边境挡回去。中国人不愿接受英国的提议，但也未立即加以拒绝。国家的软弱使中国不得不到会议桌上来。中国的软弱加上英国的——也包括麦克马洪本人的——外交高压手段又把中国拖在那里。中国驻加尔各答的代表兼谍报人员陆兴祺说得很明白：“目前，我们的国家衰弱，对外关系复杂而且困难，财政也是捉襟见肘。然而，西藏对川滇两省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

中国出席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是陈贻范。他是一个文雅、有经验的外交家，曾在伦敦使馆任职多年；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陆兴祺是个关键人物，他自称是中国驻加尔各答的领事兼驻拉萨的长官（英国人对他的这两个身份都不承认）。陆兴祺的情报网是极好的。他有清晰的政治头脑。他向北京提出的意见是始终一贯的：寸步不让。作为一个谍报人员，他的缺点是，所有他送回中国的情报和从西姆拉送给他的消息统统被英国人掌握了。因此，在西姆拉会议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不仅知道对方手里有什么牌，而且还弄清了英国人手里的牌究竟哪几张是对方所知道的。

中国人竭力抵制把西藏划分成前后藏的主张，他们无疑看清了这种划分想达到什么目的。然而，他们反对这种主张时是转弯抹角的，不是把焦点集中到实质上，即划分西藏的问题上，而是把焦点集中到英国主张的划分线应该在哪里的问题上。就在这个问题上，会议终于开不下去。1914年4月初，麦克马洪诱使陈贻范在会议所讨论的条约草案和附图上草签；但是陈贻范只是根据“草签和签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这样一个清楚的谅解”而草签的。而且，中国政府获悉后，对之也马上予以否认，并严厉斥责陈贻范未经批准而擅自顺从英方的行为。在此之后，英国（在他们同俄国打了招呼之后）对陈贻范被迫草签的条约草案进行了修改。这种修改使被否认的陈贻范的草签所能赋予这个条约的任何有效性（如果说这种草签有什么有效性的话）都完全丧失了。

麦克马洪当时也必定看出，在这件事发生后，再压陈贻范越过政府指示行事，不会有什么作用。7月间，他认定中国不会在条约上签字，就使会议收场。伦敦指示过，如果中国拒绝，就不要同西藏签订双边条约；麦克马洪一直是受这个指示约束的。但是他却把伦敦虚声恫吓中国说要签订这样一个英藏条约，理解为伦敦方面在方针上有变化。伦敦重申麦克马洪不能同西藏签订双边条约的指示并没有及时到达。（因为发电报的那天午饭前，没有一个能批发电报的高级官员留在伦敦外交部里！）麦克马洪因此就着手同西藏代表签订一个联合宣言，声称重新起草过的条约（这次只由他们双方草签）对双方政府都具有约束力。签字的举行陈贻范是知道的——虽然签字时他被支开到隔壁房间去——但是没有告诉他正在签订的是什么，而且这个宣言许多年都没有公开发表。

西姆拉会议就在这样一种外交上的混乱状态中收场了，本来要开成三方会议的两个参加者公然签订了一个秘密宣言；条约草案的一个文本由三方草签，后来的一个文本由两方草签，还有一张地图由三方草签。所有这一切都为各国的法学家们提供了很丰富的材料，而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印辩论中又反复加以推敲。但是中心的结论仍然十分清楚，而且当时英国政府也承认：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麦克马洪自己也承认这点，他在给伦敦的最后一次报告中写道：“在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英国1915年承认，“事实上，去年在西姆拉举行的谈判流产了”）其次，中国否认西藏享有主权，从而否认西藏享有条约缔结权。中国当时正式地、着重地、一再地声明，它决不承认西藏和英国之间的任何双边协定。这样的一个双边协定，作为西姆拉会议的秘密副产品，事实上是存在的。1914年二三月间，英国和西藏在德里讨论西藏—阿萨姆边界问题，结果双方同意了一条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中国没有被邀参加，英国也没有将这次讨论内容通知中国。事实上，在当时及以后的20年中，英国都竭力对英藏换文保持秘密。这些换文，不仅破坏了1906年的《英中条约》（英国在条约中曾“保证不兼并西藏领土”），而且也破坏了1907年的《英俄条约》（英在条约中曾保证“除由中国政府介绍外，皆不得直接与西藏实行交涉”）。尽管英国多方防范，中国代表团或者驻加尔各答消息灵通的陆兴祺，多半还是听到了英国同西藏在德里进行秘密讨论的风声。即便如此，他们也并没有表示确已知情；只有从中国一再声明决不承认英国和西藏间当时或以后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定这个事实来推测，他们是了解这种情况的。

（责编：栗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