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瓦特语的国度

记录濒危语言或原住民语言，实现语言复兴，从来都是非常复杂的事情，难以预料。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马格努斯·汉森（Magnus Pharao Hansen）教授常年致力于墨西哥原住民语言的记录与保护，也记录了许许多多有趣的语言复兴案例。其中他做得最久、也最出名的是纳瓦特语（Nāhuatl）研究。这是一种阿兹特克语，在墨西哥有将近200万使用者。

被书写的纳瓦特语

人类学研究无论从怎样的主题开始，最终总会回到人。马格努斯学习语言学出身，在美国布朗大学获得语言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热爱和关怀墨西哥的原住民群体。他的纳瓦特语研究从系统的语言学记录出发，辅以非常细致的本土历史研究。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尽量引用纳瓦特语书写的历史材料，还原该语言使用者叙述的历史。其实使用英语或西班牙语材料要容易得多，因为纳瓦特语的书写历史不长，而且因为在殖民时期生成，经历了许许多多政治变迁，所以完全没有标准化。但西班牙语和英语材料代表的是殖民者、后来的国家统治者以及学者的观点，很难看出原住民群体以及同情纳瓦特语使用者群体的记录者们是怎样看待纳瓦特语的历史的。

研究殖民时期纳瓦特人与西班牙人的关系的时候，多数学者倾向于依赖政府和教会的记录，然而这些信息并不一定代表纳瓦特人与非纳瓦特人之间互动的广泛背景。学者可能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更感兴趣，但由于这些细节平凡无奇，殖民地行政官员或教会人员不太可能留下书面记录。然而，有一本资料汇编提供了西班牙人和纳瓦特人之间一些日常互动的例子，可惜它在学术界很少受到关注，这就是佩德罗·德·阿雷纳斯在 1611 年首次出版的《词汇手册》。这是一本为西班牙人编写的纳瓦特语手册，旨在帮助他们与纳瓦特语使用者在各种环境中进行交流。这本手册的存在本身就告诉我们纳瓦特语使用者与不说纳瓦特语的西班牙语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他们之间的互动很普遍，而且频繁，所以手册的使用量很大。其次，人们并不简单地认为纳瓦特语使用者有责任适应西班牙语使用者。这本手册在三个世纪中重印了至少9次，说明西班牙语使用者与纳瓦特语使用者的交流需求并不仅限于殖民早期，也不仅限于纳瓦特语在“新西班牙”（马格努斯对殖民者建立的国家的戏称）成为官方语言的时期。事实上，最后三个版本甚至是在墨西哥独立后印刷的，说明纳瓦特语使用者在墨西哥近现代历史叙事建立的过程中一直是发声的群体。

被困住的语言使用边界

目前纳瓦特语正在经历非常有意思的复兴过程，在墨西哥城是法定官方语言之一，这意味着所有的官方文件都必须翻译成纳瓦特语。但也存在着世界各地每一次语言复兴都会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种在墨西哥国境内（以及南美其他地方）以多种本土方言同时在使用的古阿兹特克语被标准化和简化成一种便于记录，便于官方使用和学校标准化教授的形式。而且墨西哥城的纳瓦特语使用者们渐渐开始想象自己把持着“真正的”纳瓦特语地位，“要学纳瓦特语，必来墨西哥城！”

《纳瓦特尔民族》是一部语言民族志著作，它探究了墨西哥那些说纳瓦特语的原住民社群，与将纳瓦特语视作重要国家象征的墨西哥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作者马格努斯研究了这种关系如何受到历史因素的塑造，以及如今它在纳瓦族（说纳瓦特语的族群）的原住民城镇、地区、教育机构，乃至墨西哥海外侨民群体中是如何体现的。基于在墨西哥中部多个说纳瓦特语社群的长期实地考察，汉森综合运用了来自民族历史学、社会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志等领域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纳瓦特语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以及对不同人群而言的政治重要性。他认为，只要原住民语言被用作政治社群的语言，它们就很可能保持活力，而且这些语言还能充当限制外来者参与的屏障，以此来维护社群的主权。

举一个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例子：爱尔兰与欧盟投入了巨大资金和资源想要复兴爱尔兰语。爱尔兰语的方言被突出强调、尊重，而且多在乡间使用，都柏林的爱尔兰语几乎没有人承认，而官方使用的爱尔兰语是一种完全书面化的语言，并没有被任何爱尔兰语使用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应用。“不去西海岸或者北面，爱尔兰语就白学了！”这又是一种有意思的关于语言使用边界的界定和对与语言有关的资源进行限制的例子。

被征用的原住民文化资源

马格努斯的主要著作《纳瓦特民族》提出，墨西哥政府特别希望在振兴其原住民语言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将语言维护和发展的责任集中在政府方面，能够让国家成为原住民文化的合法所有者。这样国家就可以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在国际市场中塑造墨西哥民族品牌。但他更主要的论点是：原住民语言，例如纳瓦特语，对其使用者来说很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使用者能够占据“原住民”这一身份地位，或者让自己融入墨西哥国家叙事，而是因为它们在使用者的主体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原住民社区凝聚力，理解自身身份和作为国家公民身份的关系等不同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马格努斯用了大量历史、语言学和人类学证据来说明为什么地方振兴项目可以社区中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

马格努斯告诉我们，征用原住民资源一直是墨西哥国家发展的基本政策。这是一个伪装成自由商业的征服过程，表面上带有公平、双赢的假象。然而至少从被征用者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掠夺性的过程。如今随着欧美主流意识形态对待原住民文化态度的变化，征用过程已转向利用原住民的文化资源。被征用的资源不再仅仅是物质的，而且是象征性的。当前阶段的征用还旨在把原住民的生产和生活领域纳入国家经济。以前的象征性征用会去剥夺原住民社区的历史叙事，把它写作国家历史。而当前阶段，原住民社区本身被视为可供利用的资源宝库。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建立时期征用的资源留在国家生产领域，当地也参与了消费。而当前这种资源专门面向国际消费者销售，被用作墨西哥品牌的一部分。

被混合的身份认同

马格努斯记录的纳瓦特语复兴过程为语言人类学领域贡献了一个极有意思的例子。首先，这是正在进行中的，从表面上看取得了极大的成果，纳瓦特语的使用范围得以扩展，而且得到了官方的广泛支持。但与此同时，纳瓦特语使用者的反应却并不简单。一些新兴的纳瓦特语使用者开始有意识地为自己的群体划定边界，并把属于这一语言的资源限定在群体中使用：比如对起源神话的解释权（不认可或不允许学校教授），使用纳瓦特语传播和诠释本地新闻和分析政治事件的权力，定义这一群体和社交的权力，等等。这些被有意识地限定在群体中，让参与者们得以理解和参与塑造自身群体，诠释自身的身份。然而这些边界非常模糊，并非完全封闭。有时候，对纳瓦特语使用者群体的身份认同会与国家身份认同混合（怎样算是一个新时代的墨西哥人），也有些时候，对纳瓦特语使用者群体的身份认同会与国家身份对立，以便对殖民历史进行清算、对土地以及其他政治资源进行争取。马格努斯认为语言是流动的，语言的形态、分布和历史都会一再改变，不停地被重新定义和理解，同时也被各种尺度的政治环境所影响。

马格努斯作为专业语言学家，一直致力于支持语言复兴，而且也看到目前纳瓦特语在许多墨西哥的社区中仍然面临消失的危险。他曾教丹麦和美国学生学习纳瓦特语，并指导纳瓦特语使用者分析他们的语言。他妻子的母语是纳瓦特语，因此也对维护这种语言投入了强烈的情感。然而他作为学者，曾经在多个国家生活，深知语言复兴和传播的困难和偶然性。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生活就是这样，有时不管我们是不是想要，都会给我们语言，有时又会把它们夺走。” 作为一名语言学家，他的切身经历教会他，赋予我们语言和夺走我们语言的主要力量就是生活本身。同时作为语言人类学家，他也理解，生活也是不断参与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哪里出生，父母把我们带到哪里。由社会关系构成的生活，包括权力和政治关系：谁决定我们需要什么语言才能成功，谁决定在哪里以及哪种语言有工作和教育的可能性……他的结论是：为了拯救濒危语言，我们需要让使用语言的人更容易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我们必须创造环境，让学习这些语言成为生活中的自然选择。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