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真正的爱,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作者:孙若茜
我问起最初开设这门课程的教授、也是当时新雅书院的总监甘阳老师:为什么是奥斯丁。他回答说:奥斯丁无疑是非常英国的作者,她当时所面临的无疑是老英国与新英国之间的矛盾冲突,英国以乡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价值正在受到一个新的、未知的、无名的新价值的冲击,对这个未知的东西她的直觉是不好的,她的直觉是反感的。她的整个小说反映的就是18、19世纪之交英国新旧价值的冲突。英国当时正处于一个很大的变化当中,小说家在感性层面上能很敏锐地感受到英国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她的小说看上去和所有的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都无关,但其实是在最深刻的层面上表现人们所经历的变化和冲击。他的学生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简·奥斯丁是教人如何过上幸福生活的。
自2016年至今近十年的时间里,“自我·他人·社会”反复开课。前不久,我再次对甘阳进行了专访,想听他说一说,简·奥斯丁在今天为何依然流行?这十年间,我们看待的方式是否有所改变?她又是如何教我们,以及教我们过上的是怎样的幸福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为什么奥斯丁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甘阳:我们大概可以把小说家分为两类,一类很流行,比如现在很多网络小说,但大学里认为他们难登大雅之堂,还有一类叫经典作家,但基本上只有专家在研究。比如托尔斯泰,现在谁还在读?不是说他不好,当中有很多原因,首先他的小说部头都大得不得了,就算我很想在课上讲,学生也根本没时间读。
我怀疑简·奥斯丁是极少数几个仍然非常流行的作家——相当多的学生在中学到大学期间至少读过《傲慢与偏见》,而另外一方面,她也是学术界仍然认为很厉害的小说家。这是奥斯丁最为奇特的一个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她的小说已经出版了200多年,还依然流行?
甘阳:奥斯丁突然红起来,是在1995年李安的电影《理智与情感》上映之后。此前奥斯丁的作品当然也有过改编,但是没有哪一个如此成功。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之间,出现了一个奥斯丁影视改编的热潮,作品铺天盖地。这种流行绝非偶然,它恰恰是在西方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女权运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爱情和婚姻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思想的回潮。奥斯丁的作品毫无疑问击中了人性中的一个很深的需求——美好的爱情、圆满的婚姻仍然是很多人所希望的。然而在奥斯丁以后,几乎所有西方现代小说所讲的爱情全部都是悲剧,就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写的: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意思就是小说只能写不幸的爱情、不幸的婚姻,幸福的爱情和家庭有什么好写的呢?再看看《包法利夫人》《红与黑》,哪个不是以悲剧结尾?唯有奥斯丁,在她笔下幸福的爱情、幸福的家庭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奥斯丁并不是理想主义者,她很实际,她的写法让这种可能性显得合情合理。最让人惊讶的是,她自己所经历的、真正投入过的浪漫爱情是极少的,但她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洞察却是惊人的,她对人心和人性的了解体会之深让你在看小说的时候甚至会感到诧异。她的表达中从没有简单的赞成,所有的赞成都有所保留,她笔下也没有大奸大恶之人,绝大多数讽刺的背后都留有同情,而这正是奥斯丁真正的魅力所在。三联生活周刊:奥斯丁被学术界推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甘阳:抛开所写男女之间的爱情和婚姻不谈,我们要注意到奥斯丁的另一个特点——如果不算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她生活在西方最动荡的时代: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法战争几乎贯穿了她的一生。以前很多人批评她的小说没有对大的社会、历史有所反映,当然现在的评价已经不一样了。而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在全球变动的背景之下,包括现在,我们归根结底还是要问,变动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奥斯丁是非常敏感的,她的小说实际上都在问一个问题:英国乡绅阶层的命运。这一点在《曼斯菲尔德庄园》里最为明显,这个庄园本身就是英国的象征,她在问的是:谁能够继承这个庄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她已经感觉到英国社会巨大的变动,而这种变动是体现在细微之处的,包括人的行为方式,而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这些很宏观的东西。到了《劝导》,她表达出她认为乡绅阶层已经不可能再成为英国的中坚力量了。小说一开始出场的就是一位准男爵,身份最低的贵族,他成天沉浸在家谱里。但他已经根本守不住自己的祖产了,一开始就要拍卖、租赁,这都是有着非常深的含义的。奥斯丁从一个女性的角度非常敏锐地观察着这些变化。再到,她的遗作《沙地屯》,这个小说最终没有写完,我认为她是写不下去了,社会已经庸俗糟糕到那样一个地步,你完全想象不出她的女主角还会碰到什么样的白马王子。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奥斯丁笔下的爱情和婚姻,你怎么看待她的现实之处?
甘阳:在其他的小说里,绝对的爱情和金钱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奥斯丁笔下,没有任何经济保障的爱情是不可能成立的,所有的文学研究都注意到这个问题,这足以让奥斯丁的写作登入殿堂。在《傲慢与偏见》里面,伊丽莎白很有勇气,也很坚决,不爱的人她是绝对不嫁的。但她的闺蜜夏洛特也并不爱柯林斯,为前途考虑嫁给了他,理由是自己不能作为一个老姑娘待在父母家里,对夏洛特来说,柯林斯这样的牧师,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也是不错的。结婚之后,夏洛特表面上一切都在维护他的先生,满足他的虚荣,实际上她利用婚姻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私人空间、个人生活。这么厉害的女性其实是值得佩服的。她有庸俗的一面,但是作为女性,她在那样的一个不利于女性生存的社会环境之下,赢得了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安排,这其中的妥协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必然的。极为值得关注的是,奥斯丁笔下的每个女性都不一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她们都是有所坚持的,都是有原则的女性。没有哪个女性可以代表其他女性——因为同是女性,你所认为的幸福对别人来说就完全适用吗?绝无此事。三联生活周刊: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奥斯丁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吗?
甘阳:奥斯丁是真的对女性充满了同情和关怀,我觉得她是真正懂女性的,她的小说非常超前,完全没有落入浪漫主义那一套,也没有走向福楼拜那种冷酷的现实主义,只能说她是一个天才。
极端的女性主义者肯定是不读奥斯丁的,一听到她的小说是在谈婚论嫁就已经很排斥她了。极端的女性主义是非常糟糕的,我觉得它祸害的绝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它天然地认为女性只要想嫁人,只要想找老公就是错的。不但错,甚至认为这种想法是有罪的。它占据了话语至高权,让其他女性都发不出声音,真是荒谬极了。我觉得我自己是接受过女性主义洗礼的,我非常讨厌大男子主义,但是我不大赞成凡事都把男性和女性看作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是有共同的人性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一个如何更好地去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的问题。历来最好的学者都在批评资本主义的绝对个人主义,每一个人都不是绝对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当它用于女性主义的时候,似乎就变得可以被接受了,这在理论上是不能自洽的。我认为对女性来说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是改造男性,而不是去要求女性一定要自己生活。归根结底好的女性主义应该是要让女性活得更好的。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之外,奥斯丁用了很多笔墨写主人公身边的社群关系,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似的角色,你怎么看待他们的存在?
甘阳:我很不同意大多数人对于《理智与情感》里面詹宁斯一家的看法,认为他们就是非常庸俗的。我们不能只看到庸俗,还要注意到玛丽安被威洛比抛弃以后,她大病一场,可以说是死过一次了。但为什么她没有真的死去,是什么挽救了她?就是身边的这些人际关系、亲情关系。玛丽安一开始是非常过分的,她很看不起詹宁斯一家,人家免费让她搭马车去伦敦找威洛比,她在路上三天三夜没说一句话,人家不和她计较。到了伦敦,她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凭什么?这其实都是非常值得玩味的。玛丽安被威洛比抛弃以后,得了传染病,詹宁斯一家照顾她,小孩子都搬出去把地方留给她住,又赶着马车把她的妈妈接来。这又凭什么?如果仔细去读你会发现,奥斯丁始终在表达,一个比较好的婚姻同时离不开一个比较好的社群,社群当中的人拥有共同的准则——玛丽安被抛弃以后,所有人都和威洛比断交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理解和支持,这是非常关键的。乡村社会的确有非常庸俗的一面,但是不能否认他们同时有非常讲人情的一面。
三联生活周刊:奥斯丁笔下的主人公似乎都有一个慢慢接受他们社群关系的过程。
甘阳:关键问题是什么是你接受的极限,在一个共同体内,你必须接受某些你并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达西,他必须接受伊丽莎白的母亲和妹妹们,这是天然存在的关系,任何共同体都一定包含着很多不怎么样的东西,人性本身是不完善的,过于理想化的共同体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但它可以成为一种标准,接受共同体是有底线的,最低限度就是不以伤害他人为目的,庸俗是可以容忍的。三联生活周刊:自从2016年你给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首届的学生开设了讲简·奥斯丁的必修课,到现在快十年了,这门课的意义有什么变化吗?
甘阳:我常年教大一的学生,越来越觉得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都在接受知性教育,所受的感性教育非常差,他们的感悟能力从没有得到过很好的培养和关怀,我想恐怕现在很多人的情绪问题都与此相关。家长只关心成绩,成绩是什么?智商。清华北大的学生智商往往是极高的,不需要开发。但他们的情商基本上都是有残缺的,我认为只有文学和艺术是能够帮到他们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门课上的学生对于奥斯丁的小说和里面的人物有什么特别的理解吗?又或者,有没有他们觉得根本无法理解的?
甘阳:讲《爱玛》的时候我会问我的学生,爱玛到底犯了什么错,她到底对贝茨小姐做什么?我觉得他们应该无法理解——我们现在通常是过于标榜自我的,是完全排斥他人的,所以我们现在说了伤人的话,冒犯了人家,甚至都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共同准则。就像爱玛一样,天然觉得自己是中心,一开始她也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她是一个非常好心的人,喜欢帮别人安排人生,她并不知道这未必是真的对人家好。从这个角度说,《爱玛》是一个非常好的现代文本。
再比如我在讲《理智与情感》的时候,讲到玛丽安最后和上校结婚时会去看学生的反应,有些人认为不可接受。毫无疑问,他们之间是没有爱情的,玛丽安是为了她的妈妈和姐姐,也是为了所有人,奥斯丁特别强调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两个人结婚。她的笔力毒辣,最后都在写上校还穿着他那件马甲,强调他是一个老男人。那种马甲在当时很流行,就像我们今天说拿个保温杯,它是一个中老年人的标志。哪个年轻女性会希望自己18岁就找一个毫无活力的老人呢?这里面有很多人生的不得已。玛丽安是带有悲剧色彩的,只不过她并没有以死亡作为结尾,奥斯丁给她安排了一个很好的结局,看起来并不悲惨,但细细品味,实际上可能更悲惨。我认为这里是需要反思的,但人的存在一定带有某种程度的自我牺牲,任何人都是如此,不可能绝对的自私,总是要和他人发生某种关系的。
再比如我们说伊丽莎白的母亲是很庸俗的,但我会问我的学生,她的母亲难道不对吗?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把五个女儿都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嫁出去,没有什么不对,她只是比较俗气而已。很多事情她拎不清,她不知道自己在出丑,这些是她人性的弱点。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她就会产生同情——伊丽莎白的爸爸对女儿的事完全不闻不问,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智商极高,把老婆女儿都当作他嘲笑挖苦的对象,这是他的人生乐趣。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没有一点点的同情,他娶了一个庸俗的、不爱的女人,他最痛恨的人其实是他自己。实际上,奥斯丁小说里的爸爸都是很值得关注的,基本上没有一个是真正有担当的父亲。三联生活周刊:在李安拍摄的《理智与情感》里,扮演上校的是艾伦·里克曼,演员自身的魅力很强,让人觉得玛丽安是完全有理由爱上他的,影视改编的诠释,也表达了现代人对奥斯丁的一种不同的理解吧?
甘阳:我很理解电影需要一些有魅力的演员吸引观众去看。电影还用了好几个细节暗示上校也是非常会讨女人喜欢的,包括送给玛丽安一架钢琴之类的,这些书里都是没有的,上校是一个完全不懂谈情说爱的人,他的优点在这里,缺点也在这里。他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玛丽安是否认为她不可能有第二次爱情。欧洲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讨论,几乎所有人都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至少从婚姻的角度来说,第二次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
电影可以反映人内心的东西,它迫使我们去认清这个现实,大多数婚姻都不是一见钟情的,但并不表示就是不幸福的。先结婚后恋爱是可以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人是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认识对方也认识自己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一般会认为不可能有第二次爱情,爱情都是死去活来的,好像只要牵涉到一点世俗性的东西,就不是纯粹的感情了,但实际上未必如此。因为人本身是很复杂的,人的需求也很复杂,每个人都有必要重新认识自己,恋爱、婚姻、家庭都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环节,不应该先去下个断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自己是不完善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关奥斯丁的课程,你用的课题是“自我·他人·社会”,让我印象很深的是课纲里面提到的问题:改变自己是不是就意味着失去自我?
甘阳: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那不是真正的自我,自我一直都是在变动中的。在《傲慢与偏见》里,男女主人公就都在改变自己。伊丽莎白很早就意识到她的家庭有很多非常糟糕的问题,但是在遇到达西之前,她选择闭眼不看。只有在和达西接触的时候,她前所未有地希望母亲不要出丑,她也突然意识到父亲对别人的嘲笑很不可爱。这是非常简单也非常现实的人性。只有在有他人存在的环境中,你才会更强烈地意识到自我,更强烈地感觉到自我。我们在个人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碰到一个特别好的人,你会下意识地希望自己更好,希望自己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爱情里面包含着人对理想化的人的看法,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会产生自卑,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而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从一个不好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你已经在无意识中迎合了由社会形成的某些未必好的东西,比如他有钱,我希望我们家更有钱之类的,但这是要具体分析的。
达西同样在重新认识自己,他原先就知道伊丽莎白家里的情况,最初他采取的是一种自我高尚的态度,视而不见,后来他突然发现他必须面对自己,接受伊丽莎白就意味着要接受一个庸俗的丈母娘,要接受那些愚蠢讨厌的妹妹。对达西来说,这是非常大的自我改变,甚至可以说是自我牺牲。但面对真正的爱,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三联生活周刊:奥斯丁并不是一个爱说教的小说家,但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也完全能体会到她的价值观,她的好恶,你给学生讲奥斯丁,是为了让他们在其中寻找到某种人生答案吗?
甘阳:我不是给一个答案,这就是文学作品最大的好处,文学不给答案,它呈现出和生活最接近的各种方面让你自己去反省,每个人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读小说真正的好处就是增强你对人性的复杂性的理解,增强你对自我的理解,也增强你对以后生活上碰到的很多事情的理解。人文教育真的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说的所谓有用没用,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对你最重要的难道不是你自己吗?你仅仅考虑你对企业、对用人单位的有用性吗?
(本文引用的简·奥斯丁作品译文均为译林出版社孙致礼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