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丁在下一盘多大的棋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出现在《傲慢与偏见》的第34章。

在热烈表白“我的感情再也压制不住了”之后，达西用的是18世纪的英格兰乡绅阶层的常规求婚策略，一面表达爱意，一面罗列自身条件：“他说得很动听，除了倾诉爱情以外，又把其他种种的感想也原原本本说出来了。他一方面滔滔不绝地表示深情蜜意，但是另一方面却又说了许许多多傲慢无礼的话。他觉得她出身低微，觉得自己是迁就她，而且家庭方面的种种障碍，往往会使得他的见解和他的心愿不能相容并存——他这样热烈地倾诉，虽然显得他这次举动的慎重，却未必能使他的求婚受到欢迎。”

需要特别标注的是，对达西“傲慢无礼”的观感，是一种隐蔽的自由间接引语——来自伊丽莎白的视角。我们从上下文的很多细节中都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并不缺乏基础，她对他的“厌恶之心”也绝非她自己认定的那样“根深蒂固”。我们很难不注意到，在达西这样一段重要的台词里，我们连一个直接的、确凿的双引号都没看到。也就是说，达西这段话的重点，究竟是要凭借优渥的家境给伊丽莎白庄重的承诺，还是藐视她的“出身低微”，其实我们是难以真正确定的。

我们能确定的是，达西的这样一套常规求婚策略，没有用对时间，也没有用对人。

在时间上，伊丽莎白刚刚经历过一场史诗级的灾难求婚现场，对方是奥斯丁笔下最成功的漫画型人物柯林斯先生。拜英格兰的奇葩限定继承制所赐，伊丽莎白的父亲班纳特先生一旦去世，太太和五个女儿都将失去不动产，获利最大的反而是他的表侄柯林斯。柯林斯先生新近得到一位贵族遗孀德·包尔夫人的资助，谋到了牧师的职位，顿时志得意满。他觉得作为人生赢家的蓝图目前只剩下一个角需要填补，就跑来找班纳特太太谈判。他声称，日后将继承班纳特家的财产，这事儿让他深感不安，唯有一个办法可以弥补，就是娶一位班纳特家的小姐为妻，并且把目标瞄准了伊丽莎白。

柯林斯简直可以算是个文体家，模仿上流社会讲话写字时矫揉造作，在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的策略就是开门见山地替她算账，他说伊丽莎白名下应得的财产只不过是一千英镑存款，年息四厘，这还得等到她妈死后才能拿到。既然如此，以他柯林斯现在的身家屈尊求婚，她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呢？请注意，柯林斯先生的这段著名的表白，奥斯丁用的全是清晰确凿的直接引语，哪怕放到今天看都是自恋且粗糙的PUA样板：

“……我相信你拒绝我的求婚，不过是照例说说罢了。我所以会这样想，简单说来，有这样几点理由：我觉得我向你求婚，并不见得就不值得你接受，我的家产你决不会不放在眼里。我的社会地位，我同德·包尔府上的关系，以及跟你府上的亲戚关系，都是我非常优越的条件。我得提请你考虑一下：尽管你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不幸你的财产太少，这就把你的可爱、把你许多优美的条件都抵消了，不会有另外一个人再向你求婚了，因此我就不得不认为：你这一次并不是一本正经地拒绝我，而是仿效一般高贵女性的通例，欲擒故纵，想要更加博得我的喜爱。”

可以想象，在刚刚经历过这样一番“表白”之后，伊丽莎白会不会对一切有“傲慢”倾向的言论都异常敏感，会不会稍稍听了几句以后就把这两次求婚合并同类项？大概率会。

在对象上，达西的策略显然也欠了一点斟酌。他对伊丽莎白的内心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充分，不懂得她的“偏见”里藏着复杂曲折的心理推演过程，他以为用常规的办法就能赢得芳心。最重要的是，他忽略了柯林斯之外的另一个搅局者，驻扎在附近的民团军官韦翰，这是整部小说里颜值最高的男性。除了外表，他用来打动伊丽莎白的法宝是倾诉自己的身世。通过他的描述，伊丽莎白轻易就钻进了一个经典的、催人泪下的叙事套路：管家的儿子无依无靠，被富家少爷仗势欺人，失去本该让他大展宏图的牧师职位，因而被迫入伍。在这个故事里，韦翰是可怜的男一号，而富家少爷就是那位傲慢的达西先生，而达西正是柯林斯的赞助人德·包尔夫人的外甥。按照韦翰的说法，达西很有可能与他的表妹德·包尔小姐结婚，把两份财产并在一起。

虽然小说并没有明确指出韦翰失去的那个牧师职位是柯林斯顶上的那个，但至少，当这两个故事、两个人物同时摆在伊丽莎白面前，我们可以想象她感受到的对比有多么强烈。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她刚刚冲着柯林斯发布过自己重视情感的宣言，所以才更需要通过同情并且信任韦翰来强化这种信仰。此时的伊丽莎白，与其说是爱上了韦翰，倒不如说是爱上了自己——一个能够独立思考、不被金钱所左右的自己。对于情绪价值的需求，在这一刻，超越了世俗利益的算计。

彼时的达西，还没有意识到，面对如此独特的伊丽莎白，他需要——也值得——拿出超越常规套路的策略，否则只能得到这样的答案：

“你跟我说，以前你顾虑到种种方面，因此没有能够向我表明你对我的好感，那么，现在经过我这番解释之后，你一定很容易把这种好感克制下来。”二

在“奥斯丁宇宙”中，人物每时每刻都在为了言论与行为权衡利弊得失——奥斯丁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怀有毕生的兴趣。比如，仅仅围绕上述的求婚事件，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激活了周边的“八百个心眼”。书里有这么一个次要情节：柯林斯先生遭到伊丽莎白拒绝后，转而追求她的闺蜜，相貌和智慧都等而下之的夏绿蒂·卢卡斯小姐，并且一拍即合。

此事让班纳特太太非常窝火。她无法明说的是，卢卡斯一家虽然跟他们是世交，私下里却免不了互相攀比。卢卡斯先生自从早年觐见皇上后获得了爵士头衔，就自认为高人一等，只钻营社交不好好经商，所以经济状况其实要比班纳特家窘迫。夏绿蒂火速勾搭上被伊丽莎白拒绝的柯林斯，还声称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安排可靠的“储藏室”。很显然，这个储藏室就是柯林斯将要继承的班纳特家的财产。如此一进一出，卢卡斯家和班纳特家的实力对比当然会发生变化。因此卢卡斯家马上开始计算班纳特先生还有多少日子可活，只要班纳特家的财产一到手，他们再次觐见王室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这个细节奥斯丁展现得颇为含蓄，但其中包含的策略意识极具讽刺意味：破落贵族想要维持虚衔，就得想方设法掠夺他们看不起的“新钱”。

因此，在文学的角度之外，奥斯丁还有很多种读法。2014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崔硕庸出版学术著作《简·奥斯丁的谋略》（Jane Austen, Game Theorist），以文本细读作为主要工具，将奥斯丁看成一位优秀的策略分析师与博弈理论家来研究。那本书写得有趣，但也不乏争议，我就辗转听说过一位理科精英的腹诽。在他看来，博弈论这个长期被数学模型、决策框架占据的领地（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收割机），突然闯进一个絮絮叨叨的18世纪女作家（而公认的博弈论诞生时间迟至1928年），是一件很不科学的事情。

这位理科精英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其实是一个广阔无边的虚构人际场域。通过阅读小说，人们可以学会如何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了解他人的意图，获得同情心和同理心，以便达成沟通和合作，这对于复杂的现代城市生活结构尤为重要。古老的“故事”，比起新潮的“模型”或者“思想实验”来，在功能上并没有丝毫逊色之处，而在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则有更大更丰富的空间。

在奥斯丁这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个案身上，我们确实能寻找到某些有利于形成“策略自觉意识”的特质。她整个文学生涯的所有兴趣，都集中在同一个命题上：女性如何在一个并非为了她们而设计的世界里，尽可能更好地生活。根据崔硕庸提出的观点，“主流社会的强者固然也可以运用博弈论，但由于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认为其他人已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因此对博弈论的需求较少；而从依附与被压迫的土壤中开花结果的博弈论，更加倾向为弱者所用，只要你通过该理论根据情势采取正确的行动，结果就会非常显著……本质上说，博弈论是‘弱者的武器’”——毕竟，当“弱者”拿起武器时，强者往往因为自以为掌控局势而失分。

奥斯丁笔下的“弱者”，确实各有生存目标。有的心无旁骛，只看重眼前利益，比如《理智与情感》中的露西和《诺桑觉寺》中的伊莎贝拉；有的则不甘心让婚姻仅仅沦落成某种形式的理财产品，希望在个人尊严和情感质量的基础上求得安身立命之道，比如《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理智与情感》中的埃莉诺与玛丽安。

不同的目标当然会激发不同的生存策略。有趣的是，当这些怀着不同诉求的人物相遇，当她们的策略碰撞在一起时，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复杂局面。如果用文学术语来解释，这种复杂的局面就是“戏剧性”。比如情节编织得最为复杂的《傲慢与偏见》，就可以看成是“那些对人性非常敏锐的聪明人，一再地、戏剧化地相互误会的故事。”回到博弈论的范畴，这种“戏剧性”实际上是策略与策略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饶有意味的是，在其名下的六部小说中，奥斯丁通过对这些策略的排列组合，最终让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个个都能做到“求仁得仁”。剩下的问题是，这样的大型HE结局是不是幸存者偏差的产物？奥斯丁打造的样本有没有脱离现实？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些美好的结局层次复杂，常常隐含着或多或少的反讽；从博弈的角度看，奥斯丁的运筹帷幄其实是在构建一个既现实又超现实的“思想实验”，读者可以从这种类似于“沙盘推演”的叙事中领悟策略的真谛。在奥斯丁的视野中，格局有大有小，策略有高有低，用概率计算抵达不了的人心幽微处，才是小说家最深切的兴趣所在。

比方说，《傲慢与偏见》里的班纳特太太，操心的都是眼前立等可取的收益。当尼日斐花园给大女儿吉英发来请柬时，班纳特太太坚决不让她坐马车去。因为天眼看着要下雨，吉英只有单人骑马去才有可能被留在彬格莱家里过夜。我们不得不感叹班纳特太太的细密心思，她甚至考虑到此时彬格莱家的马车正好也有别的用处，不可能及时送吉英回来。与此相仿，在《理智与情感》里，当玛丽安决定独自一人在家接待让她一见钟情的威洛比时，她的母亲达什伍德夫人对这个出格的举动不仅未加阻止，还干脆利落地出手相助——她迅速找了个借口，替玛丽安拒绝了米德尔顿夫人的家庭聚会的邀请。

但奥斯丁显然更欣赏能够算出几步之外甚至隐约勾勒出未来的行为逻辑的品行。在她的笔下，策略思维不是利己主义，不是道德说教，不是经济价值观，不是“在不重要的牌局上的好胜心”。那些更懂得放远眼光，更能代入对方角色，更善于合作的人，才是最有成效的策略家。

在《傲慢与偏见》里，即便在起初的重重误会中，伊丽莎白和达西就已经发现有一些彼此认同的准则是需要一起捍卫的。当他们共同面对班纳特太太浅薄无知的尬聊时，默契地、一唱一和地岔开了话题，并且第一次互相显示了相似的认知水准。尽管那时伊丽莎白声称自己并不喜欢达西先生，但他们俩已经通过这种细微的互动，建立了双赢的合作模式——也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铺垫，在达西第一次求婚受挫之后，“傲慢”与“偏见”才有冰释前嫌的可能。

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在《理智与情感》中，尽管布兰登上校和埃莉诺不是一对，却是真正的策略合作伙伴，反而埃莉诺的心上人爱德华，却始终缺少策略合作的慧根，需要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帮助，才到最后一刻没有错失心上人。至于像柯林斯、露西这样唯利是图、以自我为中心的策略家，在成功获得眼前利益的同时，也必然埋下潜在的危机——关于这一点，我们总是能透过奥斯丁半真半假的调侃，依稀窥见她狡黠的暗示。

如是，奥斯丁究竟在下一盘多大的棋，其实取决于我们能从她在琐碎日常中提炼的经验里汲取到多少智慧。人性的复杂微妙，不是公式图表或者数学模型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也不会有哪个简明扼要的思想实验，能够涵盖人类社会种种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景象。如果我们认为，共情能力、换位思考、合作意识是至关重要的素质和习惯，需要更丰富的细节、更立体的人物和更逼真的场景来训练，那就不妨翻开小说，从奥斯丁读起。 

（本文引用的简·奥斯丁作品译文为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