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远求索，欲觅同道”

时光倒回到1913年春天，那时毛泽东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他尚未满20岁，留着寸头、眼睛大大的、双颊鼓鼓的，刚刚被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录取。次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以下简称一师）。于是，他来到长沙城南的妙高峰下，叩开了一师的大门。

毛主席后来回忆起在一师的日子时感慨：“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2023年11月7日上午，《环球人物》记者踏入了伟人的母校。古朴的建筑在光影之中重叠，时间倒回到20世纪初期。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国难深重、有志之士急切寻求救国道路之际，时任校长孔昭绶大力推行民主教育，聘请了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老师。他们聚集在这里，传道授业、培育人才。

风云际会中，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纷纷前来求学。由于他们的到来，这里书声琅琅、朝气蓬勃。他们在一起做了许多事，比如相约到湘江击水、到岳麓山登高。他们在“风浴”“雨浴”中锻炼身体，在徒步游学中了解社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黑暗的社会中举起红色的旗帜，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他们自己，也完成了从爱国学生到革命家、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

师生同道

“不动笔墨不读书。”

——徐特立对学生毛泽东的教导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毛主席给徐特立的信

刚进入一师的毛泽东，是一个酷爱读书的青年。正如他所言：“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读书、看报的爱好在毛泽东年少求学的每一站都可窥见一二。他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新民丛报》，在湘乡驻省中学堂读《民立报》，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的半年“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而在一师求学时，毛泽东不仅保留着读书的爱好，还在徐特立的教导下，养成了“不动笔墨不读书”这一学习习惯。

从1913年到1919年，徐特立任一师教育学、教学法教员兼教育实习主任。当时，徐特立已是享誉湖南教育界的“长沙王”，学生遍布长沙的各个领域。徐特立任教的时间贯穿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5年半，他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毛主席曾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即杨昌济）先生，一位是徐老。”“徐老”便是指徐特立。

徐特立自幼家境清贫。9岁时，父亲变卖了家中的物件才勉强凑钱送他到蒙馆读书。那时候，乡下识字的人不多，没有人可以为他答疑解惑。因此，每每读书遇到困难，徐特立只能自己查阅资料来寻求解答。有些书买不到，他就从各处借来阅读，有时还会边读边抄写。给一师的学生们上课时，徐特立注意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在课外自由阅读的好习惯，但也有很多年轻人贪多求快，不求甚解。徐特立便以自己的经验相告诫：“不切实际地贪多，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记忆。”“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于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就成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毛泽东十分推崇徐特立这一学习方法。毛泽东在阅读时一定要随身携带的“三件宝”之一便是笔记本，他会在上面十分细致地写下自己的点评和见解。遇到一些佳文、好书，他还会整篇、整本抄下。在一师求学的5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书边空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批注、评注。听课、自学的摘抄以及日记更是积了好几网篮。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在《我们的师表》中，就有一段回忆：“（毛泽东）在一本不很厚的《伦理学原理》，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的评语。在他经常阅读的《韩昌黎全集》中，圈点、涂抹、考订、批评，朱墨纷陈，琳琅满目。”

这5年半，毛泽东大约花了160块钱，这些钱约有1/3都是用在订阅报纸和购买书籍上。读书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他和同学们谈论起时事，总是了如指掌，还有了“时事通”的绰号。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还断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后来，“预言”果然应验。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研究专家颜蒹葭说：“毛泽东在一师时注重修学储能，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预言’的应验恰恰证明了当时的他从书中获取了很多知识，并善于思考，对时局已经十分了解。”

1918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一年后，徐特立也离开一师，毅然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在1927年积极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延安从事革命教育工作。这对志同道合的师生从一师校园走向了革命战场。

1930年12月30日，53岁的徐特立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央苏区宁都小布镇，与正在这里指挥第一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相遇。师生二人久别重逢，一见面，毛泽东就热情地说：“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1937年1月31日是徐特立的六十大寿，毛主席特地为老师写了一封祝贺信。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徐特立也非常敬佩他这位学生。有一次，徐特立听到有人对他的孙女说：“你爷爷是毛主席的老师。”他连忙摆手说：“快莫这么说，快莫这么说，毛主席是我的老师。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听过我的课，我只是他的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在旧社会，我想对人民贡献一点力量，但摸索了几十年，找不到出路。1927年我读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到启发，看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就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懂得了革命，从此以后，我总是向毛主席学习。”

亦师亦友

“毛生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杨昌济评价学生毛泽东

“弟观之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

——毛泽东评价老师杨昌济

除了徐特立，毛泽东在一师还有一位敬佩的老师是杨昌济。他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昌济留过学，又博学多才、人品端方，故而吸引着不少求知若渴的青年前来求学问教。杨昌济在板仓的家，学生们去得很勤。毛泽东的好友、一师的学生萧三回忆：“每逢星期日，他们相约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1915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之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

杨昌济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为了锻炼身体、磨炼意志，他废止朝食，主张静坐，还常年洗冷水浴。这种做法也影响着毛泽东等许多学生。

清晨的一师常能见到这样的画面：毛泽东站在水井旁，舀出井水往身上淋，不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和他一起的，还有同班同学罗学瓒。罗学瓒也是一位进步青年，他常对人说：“受教育的人就应当是救我们国家的人，这是责无旁贷的。”可由于缺乏运动，他的体质很弱，常生病感冒，眼睛也是高度近视，在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下，他也决心洗“冷水浴”以强身健体。

平日里，毛泽东除了学习杨昌济洗冷水浴，还和蔡和森等同学利用假期到橘子洲头、南湖港、岳麓山一带游泳、爬山、露宿。此外，毛泽东还根据自己的实践，集合各种运动之长，自创了“六段运动”进行锻炼。毛泽东曾回忆当时的情形：“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

1917年，毛泽东写下《体育之研究》。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体育的作用在于能“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因此，“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1917年4月1日，在杨昌济的推荐下，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

杨昌济常以“自闭桃园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自勉，他的学生众多，但他对毛泽东这株“大木”格外青眼有加。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对这个资质俊秀的学生，杨昌济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帮助。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受到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出任文科教授。同年8月，毛泽东一行人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了北京。这个异乡来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偌大的北京城，没有依靠，也没有落脚之地。杨昌济便收留他暂住在自己家，还为他介绍工作。

正是因为有了杨昌济的引荐，毛泽东才在蔡元培的批准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参加了学术团体，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相爱，并结成了革命伴侣。从此以后，杨昌济不仅是毛泽东的恩师，也成为他的岳父。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杨昌济，谈到这段时期，他说：“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1919年4月，毛泽东带着新的思想和经验回到长沙，不久便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大报刊的新闻里。1920年，杨昌济逝世前，记挂着毛泽东，他给好友章士钊的信中介绍了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学、品、行”，赞扬毛泽东和蔡和森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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