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进，被宫廷嫌弃的一派宗师

恰逢秋高气爽时节，故宫博物院推出“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二期）”。所谓“林下风雅”，指的是幽居林泉的高士及其轶事、雅趣，有高贤之士啸傲山林、流连田野，亦有文人齐聚一堂听琴、弈棋、吟诗、观画。本次展出的76件展品中，有一幅《商山四皓图》引很多人驻足。

这幅《商山四皓图》，出自明代画家戴进之手。在他的笔下，商山谷间雾霭蒸腾，长松掩映，山水清幽，好似在世外桃源。一处林间空地上，有3位老人正围坐一桌下棋。另一边，一位老人带着童子采药归来。4人生活闲适，怡然自得，真正如李白在《商山四皓》一诗中所作：“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

作为“浙派” 画风开派之大家，戴进广学博取，画人物、山水、花鸟，自成一格。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浙派”声望之大，不亚于后来的“吴门”。提及明代画家，他自然是不能略过的一笔。

借笔墨来“抒其情，寓其意”

《商山四皓图》的故事源自《汉书·王贡传》，发生在商山（今陕西省商县东南）的树林中。讲的是秦末4位高人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音同陆）里，均80多岁，须眉皓白，所以称“四皓”。为避秦朝暴政，他们隐居商山。西汉初年，高祖多次召见而不得。后来，高祖欲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赵王，群臣劝谏，但高祖不听。吕后听从张良的计谋，让刘盈礼遇4人，将他们请出山。高祖知晓后，认为刘盈有4人辅佐，羽翼已丰，便打消了另立太子的念头。

商山四皓的退隐和出山从政都获得成功，开启了中国隐逸文化之先河，成为历代文人、士大夫心中的标杆。他们的故事，也在一代代诗人、画家笔下流传，李白、王维曾以此为题材作诗，宋朝画家李公麟曾作过《四皓围棋图》，表现4位隐士逍遥山林、弈棋自娱的生活。戴进画《商山四皓图》，也是借笔墨来“抒其情，寓其意”。

“戴进的人物画，往往选择历史典故、传说等，或者是深受民间欢迎的吉祥寓意题材，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此外，他善于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刻画，通过与人物性格相适应的背景来深化人物性格。”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如此解读这幅画。单国强专注于古代绘画研究，尤以明代绘画史见长。

在戴进存世的人物画代表作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数《达摩六代祖师图》和《钟馗夜游图》。

《达摩六代祖师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将禅宗自菩提达摩以下六代祖师融于一卷，纵长36厘米，横长704.6厘米，展开后，六代祖师一一出现。不同于《达摩六代祖师图》的工整，《钟馗夜游图》在创作上更显疏放。这幅画讲述的是钟馗夜游山间，为人们护福祛邪魅以佑平安。在画里，钟馗居中，坐在由4个小鬼抬着的舆轿上，另外两个鬼卒为之撑伞和挑行李，月色朦胧，行色匆匆。四周山石披雪，草木萧瑟，透出阵阵寒意。尤为突出的是，钟馗那双探询斜视的眼睛，仿佛在巡视着人间鬼怪。

比较起来，戴进更喜欢画俗世生活中的人。在《月下眠舟图》里，他画一位老年渔人在月下芦苇丛中泊舟而眠;在《溪堂诗意图》里，他画闲坐在茅草屋中的老人;在《三顾草庐图》里，他画刘备三顾草庐的故事……这些画的背景多巍峨高山、苍翠松柏，人物融于其中，栩栩如生。

不遇为命

早在年少时，戴进就精于人物画，这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

他生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家居浙江钱塘（今杭州）。父亲戴景祥是名画工，但戴进一开始不愿子承父业，选择在一家银器作坊做工，“所造钗朵种种，花鸟人物精巧伦”，他自己也引以为傲。有一天，他在街上行走，赶巧看到一家冶炼作坊正在销毁一批旧银器，其中有不少银器出自他手，心中很难过。回到家中，寝食难安，反复琢磨：自己的艺术要怎样才能传于后世？最终，他放弃锻造银器，潜心学习绘画。

在父亲的教授下，戴进很快入了绘画的门。钱塘原本是南宋都城临安，院体画风曾在这里风靡一时。为迎合帝王宫廷需要，画作多以花鸟、山水、宫廷生活为题材，风格华丽细腻。到了明朝，虽改朝换代，但这种绘画风格仍然在此盛行不衰。当时的画家绝大多数都受其影响，戴进也不例外，他早期的画大都精细工整，写实逼真。

从史料记载中的一则故事，可知戴进的人物画有多“逼真”。永乐初年，他跟随父亲来到都城南京，带的行李较多，一到南京就请了一个挑夫帮忙运行李。大街上车水马龙，他稍一失神，和挑夫走散了。后来，他到旅店借来纸和笔，凭记忆给挑夫画了一张画像，拿到挑夫聚集的地方，很快就有人认出，并带他到挑夫的家中，找到了行李。

因父亲的引荐，戴进在南京交际甚广。永乐五年（1407年），明初书法家端木智六十大寿，圈内好友为之题诗祝寿，戴进受邀为诗配图。他画了一幅《归田祝寿图》，画中有一所厅堂，周边是苍松翠竹环绕，主人在厅堂居中而坐，祝寿者纷纷而至，行走在庭前小路上，院落之后有高岭飞瀑，远山隐现。这幅画现由故宫博物院收藏，是戴进已知创作年代作品中最早的一件。“奇险的山形，短碎的勾斫线，劲逸的笔法，浓淡相宜的苔点，说明他没有囿有‘院体’一家，而是努力融诸家于一体。”单国强说。

画《归田祝寿图》时，戴进刚好20岁。想进宫廷画院却未能如愿，只得又回到杭州。在家乡，他画工日臻成熟，名声大振。一时之间，向他求画的人多了起来，但他清介持身，傲视公侯，不肯随随便便为人作画。有一次，当地布政使方伯请戴进画一幅门神，戴进不肯，方伯大怒，被“囊以三木”——用麻布蒙住头部，在脖子、手、脚上都戴上刑具实施刑法。幸而另一位布政使黄泽器重戴进的人品、画品，为他解释开脱，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戴进再次赴京是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朱瞻基爱好甚广，尤好书画，每次宫里的画师呈上作品，他都会一一观赏。戴进这次本想等待时机进入画院——当时他的画艺在画坛上已然鹤立鸡群。但他本人倔强清高，作画不受拘束，难免不合“圣意”。

有一日，镇守福太监拿着戴进的春夏秋冬四景图，推荐给宣宗。宣宗招来众画师观赏品评，其中有他最为倚重的宫廷画师谢环。春夏两幅展开时，谢环说自己比不上，等到秋景图时，谢环心生妒忌，只是看着不发表言论。宣宗问他，他说：“屈原遇昏君才投的江，现在画上画着屈原和渔夫对坐，对皇上似有不敬之意。”宣宗略觉不快，但没有说话。继续看冬景图，谢环又说“这是七贤过关，讲的是乱世”，宣宗大怒，斥退了戴进的画作，不再品赏，对他也心怀芥蒂。

就这样，戴进一直得不到皇帝的赏识，始终未能进入宫廷画院。1436年，英宗朱祁镇即位，命天下画工入京参加考试，出的题目是“万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大多数画工都是在花卉上做文章，唯独戴进画的却是松树上立着的一只仙鹤，因为仙鹤头顶上有一点红。另外有一个画工画的是芭蕉树下站着一位美人，美人的唇上也是一点红。两幅画作最终对决，美人图胜出。

戴进再次落选，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不遇为命”。那一刻，他自己似乎也相信了这种说法，失去了成为宫廷画家的信心，不久即南归家乡杭州。

“求画者得其一笔如得金贝”

在京期间，中年戴进一直郁郁不得志，但未停止创作，《夏日避暑图》《风雨归舟图》《金台送别图》等，都出于此间。虽不得皇帝赏识，但他结交了很多文人画家和士大夫公卿。

“器重戴进的王公大臣，对他的境遇发过许多感慨，同情、赞扬、激励甚至不平，但最后都感到无能为力。”单国强分析道。内阁大臣杨士奇为他题诗《题戴文进竹雪书房》，礼部侍郎王直也多次赠诗，赞美戴进孤高清雅，并一再为自己的爱莫能助感到惭愧。

正统七年（1442年），55岁的戴进回到杭州，自此便一直居住在此。关于他的晚年生活，有传是贫困潦倒、猝死穷途。“但根据同时代的诗文集考证，戴进居乡处境并非窘迫和潦倒。”单国强说。景泰十才子之一的刘溥曾为戴进作诗，说他居所幽雅，门庭若市，年事越高，声誉越著。还有画家说戴进的画价值很高，“求画者得其一笔如得金贝”。

晚年，戴进的创作尤以山水画居多。他的山水画，不乏各种文人雅集、幽雅精致的意境描绘，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其中的民俗生活。在他的山水世界里，有风雨中行色匆忙的行人，也有醉酒后酣态可掬的游人;有在暮色中荷锄而归的农夫，也有辛劳持家的农妇;有匆忙行于山中的商旅队伍，也有农闲怡然而居的山民，等等。简单朴实的生活，穿插于山水之间。

戴进晚年流传于世的画，较为有名的有两幅作品。一幅是《春游晚归图》，山间暮霭苍茫，一座庭院坐落其间，路边桃花盛开，一名士人正在敲门，院中有个仆人提着灯笼前来应门。院门外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两个农人扛着锄头回家。

另一幅是《葵石蛱蝶图》，画中绘一石一葵二蝶，画面自然有趣，动静相宜。孤独一蜀葵，多少表达了画家的身世之感和孤独的情怀。

戴进终日作画，直到1462年去世，终年75岁。

“倔傲的个性，使他作画不耐拘束，不囿成法而时出新意。被排挤出宫廷的遭遇，使他不可能亦步亦趋前人传统，而努力自创独特风格。”单国强说。在戴进的影响下，明代前期，江、浙一带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一大流派——浙派。然而，一些后来的追随者，多流于形式，笔墨粗劣，格调不高，致使这一派绘画没有兴盛多久，就日渐衰落，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代之而起。

在明代后期，有人轻视和攻击“浙派”画家，但大多数人对戴进仍是推崇备至，心悦诚服。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题戴进《山水平远图》，说“然令巨眼观之，尚是我朝最高手。”也有人称他是“浙派一代宗师”。曾批判过“浙派”的董其昌，后来也承认“国朝画史以戴文进为大家 ”。

戴进的一生，不因坎坷而一蹶不振，不因曲折而销声匿迹，在画途上孜孜不倦。他画过一幅《风雨归舟图》，狂风大雨中，林树摇撼，溪流湍急。溪桥之上，有农夫顺风而归，有行人撑伞急匆匆赶路。溪水之上，有一叶小舟，渔夫奋力撑船，蓑衣被风吹起，仍顶风冒雨逆流而上。那不屈不挠的渔夫，或许正是戴进这一生的写照。

戴进（1388年—1462年）

字文进，又字文节，号静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宣德年间曾被荐为画院待诏，因遭妒被排挤出宫，进而退居民间，自创一格，擅长山水，兼及花卉、人物，为“浙派”画风开派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