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作者: 许晓迪 孟星电影《十面埋伏》里有这样一场戏:小妹(章子怡饰)恋上金捕头(金城武饰),刘捕头(刘德华饰)被惹怒,意欲施暴。这时,一把飞刀刺入他的背,不露脸的大师姐悠悠地说:“女人不想做的事,不要勉强她。”
这位大师姐,原本是梅艳芳的角色。
2003年,梅艳芳找到制片人江志强,说做完年底的演唱会,想拍一部戏,“能留得下来的”。江志强找到张艺谋,当时他们正筹备《十面埋伏》。张艺谋动容,欣然为梅艳芳设计了一个角色。那年11月,300人的团队奔赴乌克兰,却没能等来“大师姐”进组。
梅艳芳未能度过那个冬天。张艺谋宁可大改剧本,也不另觅人选——一个地位超然的女人,利落地出手教训男人,说出一句“大姐大”式的警语。这是华语电影史上罕见的性别书写,唯有梅艳芳才能驾驭。
周璇、阮玲玉、邓丽君之后,几乎没有另一个中国女明星文本比梅艳芳更丰富。她生于上世纪60年代,挨过苦头,练出身手,舞台上“雌雄同体”,社会中热心公益,在经济腾飞的年代缔造流行文化的传奇,又在这座城市低迷徘徊的转折点告别舞台、离开人世——她的一生,也是香港历史的铭刻之处。
“谨以此电影缅怀梅艳芳小姐。”《十面埋伏》片尾的这句话,成为江志强永远的遗憾。这些年来,他一直想为梅艳芳拍一部电影,“还一个人情债”。
2015年,做完《寒战2》后,江志强开始筹备传记电影《梅艳芳》,导演找来了曾合作过《寒战》的梁乐民。2021年11月12日,《梅艳芳》上映。江志强在朋友圈写道:“虽然时代更改,但感恩有无数感念梅姐的同路人同行,也期望能留给或许已不熟悉这个名字的时代一点力量。”
狮子山下· 江湖风雨
68岁的江志强,被称为“将华语电影带入大片时代的人”,从《卧虎藏龙》《英雄》到《寒战》《捉妖记》,屡屡在海内外创下票房佳绩。《梅艳芳》却是特殊的一部,“它不是一个商业行为,其实有我的‘感情用事’。”江志强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没考虑成本和票房,亲赴日本买《夕阳之歌》的版权,千方百计找关系,让从不外借的红馆破例,允许他们进去拍戏。饰演梅艳芳的王丹妮,是从几千人中海选出的,“半年来不停地接受培训,试完一场戏,再试一场戏”。
“我和梅艳芳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同一个城市,只是量级不同——那时,她是巨星,而我是一个小小的进口片发行商。”30岁那年,一直“游手好闲”的江志强进入电影圈,接手家族企业安乐影业。1984年,他发行日本电影《子猫物语》,请梅艳芳帮忙站台。“面对一个无名之辈,她没有计较,很仗义地答应帮忙。”此后,他继续去日本买片,发行《天空之城》,票房大卖,由此结识宫崎骏,建立了十几年的合作关系。


“梅姐是我的恩人。”江志强说,“不单单是我,很多人受过她的恩惠。她是一个对亲人、朋友、外人,比对自己好得多的人。”
这种真性情、重情义,来自底层江湖的历练。电影《梅艳芳》开场便是荔园游乐场,一个1949年开始营业的超大型游乐场。在没有海洋公园和迪士尼的年代,那里曾是小朋友的天堂。
上世纪60年代,4岁半的梅艳芳和比她大4岁的姐姐梅爱芳,就在这里登台演出。“两姐妹唱完,躲在后台吃蛋糕,前边唱大戏的,就是洪金宝、成龙他们‘七小福’。”香港电影研究者魏君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不久后,这些戏班出身的演员转行做起“龙虎武师”,以拳脚打拼出功夫片的盛世。
这一时期,香港迈向工业化,草根阶层的穷苦拼搏并非罕见。梅艳芳4岁唱歌,七八岁到处表演,9岁学歌舞,扮书生花旦、跳民族舞,没钱买化妆品,拿“利是封”(红包)在唇边抿一抿就上台。每次路过“皇上皇”烧腊和冰淇淋摊子,她看得口水直流,“一块牛油,加点‘美极’汁,捞在饭中,我便可吃两大碗”。
到了70年代,香港变身繁华城市,湾仔、铜锣湾、旺角夜夜笙歌。梅艳芳在各大酒楼、夜总会跑场,因唱得太多,声带生了茧,变成一副低沉嗓音。她下课忙于练歌登台,上课便瞌睡梦游,14岁就辍了学。歌女的身份让她饱受白眼,收工后穿着歌衫坐在巴士上,被乘客看作怪物。
70年代的灯红酒绿,是梅艳芳的训练场,什么歌流行,她唱什么。起初,国语歌、英文歌一统天下,及至许冠杰一句“我地呢班打工仔”(《半斤八两》)道出小市民心声,罗文以《狮子山下》鼓舞城市移民“抛弃区分求共对”“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本土粤语歌开始勃兴。
这种“狮子山下”的奋斗精神,成就了香港的腾飞,成就了由天涯歌女蜕变为万人偶像的梅艳芳,也成就了同在荔园卖艺的成龙、洪金宝、郑少秋、罗文,蜗居蓝田屋邨的刘德华,当过电器推销员的梁朝伟,卖过牛仔裤的张国荣……这群镌刻在中国流行文化史的巨星,与同时代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草根一样,在这个“机会之都”打出一片天。
百变香港· 百变梅艳芳
“她(梅艳芳)的成功故事,正是香港人最爱的‘褴褛到金镂’(Rags to Riches)的典型。”黄霑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写道。
1982年,梅艳芳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穿一件金光闪闪的歌衫出场,唱徐小凤的名曲《风的季节》。黄霑是台下评委之一,“惊为天人”,给了满分。那一年,梅艳芳19岁,一举拿下冠军,签约华星唱片。
踏入80年代,香港经济火红,流行文化也随之转型。“我是打工仔,我是屋邨仔”的草根性,渐渐被西化的、有型的、谈风花雪月但不失反叛精神的中产趣味取代。梅艳芳以雄壮歌声唱出“在台上我觅理想”(《飞跃舞台》)的女性宣言,或表达“平时如冰山的身开始rock and roll/跳跳跳跳热到要跳舞”(《冰山大火》)的青春叛逆,或把短发梳起,皮衣配牛仔裤,以叛逆男孩的姿态唱着甜蜜的情话:“煤气灯不禁影照街里一对蚯蚓/照过以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梦伴》)。再加上服装设计师刘培基为她打造的百变形象,从坏女孩、淑女、黑寡妇、邦德女郎、埃及妖后,到男性西装、怀旧旗袍、迷你裙,以及各色假发与重金属配件……短短几年,梅艳芳由乐坛新人成功登上香港女歌星的王座。
人们听惯了“如梦人生芳心碎”(《京华春梦》)、“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梦不须记》)的典雅凄怨,面对这些大胆前卫的歌词、化妆与造型,震惊之余也引来抨击,“意识不良”“教坏细路(小孩)”之声此起彼伏。在当时,喜欢梅艳芳是一件叛逆的事。导演林奕华认为,张国荣是为成长于香港经济腾飞之初“婴儿潮”一代准备的青春偶像,梅艳芳亦是。


同时,梅艳芳还有一类古典哀怨的慢歌,跟她的前卫形象截然相反。《似水流年》里,她唱:“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胭脂扣》里,她唱:“誓言幻作烟云字/费尽千般心思/情像火灼般热/怎烧一生一世。”《似是故人来》里,她唱:“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似是故人来。”
“百变梅艳芳背后,是一个百变的香港。”澳门大学学者李展鹏在《梦伴此城:梅艳芳与香港流行文化》中指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质,一度是香港流行文化最傲人之处。”它用一招“吸星大法”,将英美的、日本的,甚至巴西的、阿拉伯的,融于己身,同时保留着中国文化的精髓。东洋、西洋夹杂中国风,让80年代的Cantopop(粤语流行曲)凝聚起华人世界想象的文化共同体。
巾帼英雄· 香港女儿
看《梅艳芳》,魏君子一直在掉眼泪,“它让我再次窥探到那个时代”。作为一名“70后”资深影迷,他至今能背诵《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结尾那段“名台词”,着迷于徐克对江湖家国的描述。“香港电影塑造了我的审美与价值观,是我们这些‘70后’‘80后’的精神密码。现在看《你好李焕英》,笑得最开心的一段是沈腾教人唱《霍元甲》,唱了4遍,每遍都不一样,但特别自信,觉得唱的就是广东话。”
1993年,魏君子上初二,第一次进录像厅,看了两部名为《神剑诛妖》《乱世伏魔》的影片,多年后才知道,那是《倩女幽魂》的一、二部。那个周末,他瞒着父母,钻了3次录像厅,看了《辣手神探》的头,捡了《黄飞鸿》的尾,一颗少年之心从此被港片俘获。

那时候,《大众电影》上都是潘虹、傅艺伟和林芳兵,香港电影就几页,魏君子只能自己钻研,渐渐摸出点门道。“录像厅有一个小黑板,写着今日放映的片子。‘《逃学威龙》,周星驰、吴孟达,枪战喜剧’,肯定看;‘《贼王》,任达华、李修贤,警匪枪战’,肯定看;如果写着李丽珍、陈雅伦,也可以看。”
魏君子那时的女神,是关之琳、杨采妮(只限徐克电影);再长大些,体会到邱淑贞的性感。而梅艳芳,“在我心中也是‘神’,但不是‘女神’式的梦中情人”。魏君子如此形容,“她可以把所有男演员压下去,不管是张国荣、周润发还是刘德华、周星驰。”

在香港电影男性一统天下的世界里,梅艳芳确实是异质的存在。
喜剧片中,女性大多是被观赏的花瓶,梅艳芳却能与周星驰平分秋色,在《审死官》中饰演武功高强的宋夫人,救起被围攻的矮小丈夫,拥入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