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电影《十面埋伏》里有这样一场戏：小妹（章子怡饰）恋上金捕头（金城武饰），刘捕头（刘德华饰）被惹怒，意欲施暴。这时，一把飞刀刺入他的背，不露脸的大师姐悠悠地说：“女人不想做的事，不要勉强她。”

这位大师姐，原本是梅艳芳的角色。

2003年，梅艳芳找到制片人江志强，说做完年底的演唱会，想拍一部戏，“能留得下来的”。江志强找到张艺谋，当时他们正筹备《十面埋伏》。张艺谋动容，欣然为梅艳芳设计了一个角色。那年11月，300人的团队奔赴乌克兰，却没能等来“大师姐”进组。

梅艳芳未能度过那个冬天。张艺谋宁可大改剧本，也不另觅人选——一个地位超然的女人，利落地出手教训男人，说出一句“大姐大”式的警语。这是华语电影史上罕见的性别书写，唯有梅艳芳才能驾驭。

周璇、阮玲玉、邓丽君之后，几乎没有另一个中国女明星文本比梅艳芳更丰富。她生于上世纪60年代，挨过苦头，练出身手，舞台上“雌雄同体”，社会中热心公益，在经济腾飞的年代缔造流行文化的传奇，又在这座城市低迷徘徊的转折点告别舞台、离开人世——她的一生，也是香港历史的铭刻之处。

“谨以此电影缅怀梅艳芳小姐。”《十面埋伏》片尾的这句话，成为江志强永远的遗憾。这些年来，他一直想为梅艳芳拍一部电影，“还一个人情债”。

2015年，做完《寒战2》后，江志强开始筹备传记电影《梅艳芳》，导演找来了曾合作过《寒战》的梁乐民。2021年11月12日，《梅艳芳》上映。江志强在朋友圈写道：“虽然时代更改，但感恩有无数感念梅姐的同路人同行，也期望能留给或许已不熟悉这个名字的时代一点力量。”

狮子山下· 江湖风雨

68岁的江志强，被称为“将华语电影带入大片时代的人”，从《卧虎藏龙》《英雄》到《寒战》《捉妖记》，屡屡在海内外创下票房佳绩。《梅艳芳》却是特殊的一部，“它不是一个商业行为，其实有我的‘感情用事’。”江志强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没考虑成本和票房，亲赴日本买《夕阳之歌》的版权，千方百计找关系，让从不外借的红馆破例，允许他们进去拍戏。饰演梅艳芳的王丹妮，是从几千人中海选出的，“半年来不停地接受培训，试完一场戏，再试一场戏”。

“我和梅艳芳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同一个城市，只是量级不同——那时，她是巨星，而我是一个小小的进口片发行商。”30岁那年，一直“游手好闲”的江志强进入电影圈，接手家族企业安乐影业。1984年，他发行日本电影《子猫物语》，请梅艳芳帮忙站台。“面对一个无名之辈，她没有计较，很仗义地答应帮忙。”此后，他继续去日本买片，发行《天空之城》，票房大卖，由此结识宫崎骏，建立了十几年的合作关系。

“梅姐是我的恩人。”江志强说，“不单单是我，很多人受过她的恩惠。她是一个对亲人、朋友、外人，比对自己好得多的人。”

这种真性情、重情义，来自底层江湖的历练。电影《梅艳芳》开场便是荔园游乐场，一个1949年开始营业的超大型游乐场。在没有海洋公园和迪士尼的年代，那里曾是小朋友的天堂。

上世纪60年代，4岁半的梅艳芳和比她大4岁的姐姐梅爱芳，就在这里登台演出。“两姐妹唱完，躲在后台吃蛋糕，前边唱大戏的，就是洪金宝、成龙他们‘七小福’。”香港电影研究者魏君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不久后，这些戏班出身的演员转行做起“龙虎武师”，以拳脚打拼出功夫片的盛世。

这一时期，香港迈向工业化，草根阶层的穷苦拼搏并非罕见。梅艳芳4岁唱歌，七八岁到处表演，9岁学歌舞，扮书生花旦、跳民族舞，没钱买化妆品，拿“利是封”（红包）在唇边抿一抿就上台。每次路过“皇上皇”烧腊和冰淇淋摊子，她看得口水直流，“一块牛油，加点‘美极’汁，捞在饭中，我便可吃两大碗”。

到了70年代，香港变身繁华城市，湾仔、铜锣湾、旺角夜夜笙歌。梅艳芳在各大酒楼、夜总会跑场，因唱得太多，声带生了茧，变成一副低沉嗓音。她下课忙于练歌登台，上课便瞌睡梦游，14岁就辍了学。歌女的身份让她饱受白眼，收工后穿着歌衫坐在巴士上，被乘客看作怪物。

70年代的灯红酒绿，是梅艳芳的训练场，什么歌流行，她唱什么。起初，国语歌、英文歌一统天下，及至许冠杰一句“我地呢班打工仔”（《半斤八两》）道出小市民心声，罗文以《狮子山下》鼓舞城市移民“抛弃区分求共对”“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本土粤语歌开始勃兴。

这种“狮子山下”的奋斗精神，成就了香港的腾飞，成就了由天涯歌女蜕变为万人偶像的梅艳芳，也成就了同在荔园卖艺的成龙、洪金宝、郑少秋、罗文，蜗居蓝田屋邨的刘德华，当过电器推销员的梁朝伟，卖过牛仔裤的张国荣……这群镌刻在中国流行文化史的巨星，与同时代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草根一样，在这个“机会之都”打出一片天。

百变香港· 百变梅艳芳

“她（梅艳芳）的成功故事，正是香港人最爱的‘褴褛到金镂’（Rags to Riches）的典型。”黄霑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写道。

1982年，梅艳芳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穿一件金光闪闪的歌衫出场，唱徐小凤的名曲《风的季节》。黄霑是台下评委之一，“惊为天人”，给了满分。那一年，梅艳芳19岁，一举拿下冠军，签约华星唱片。

踏入80年代，香港经济火红，流行文化也随之转型。“我是打工仔，我是屋邨仔”的草根性，渐渐被西化的、有型的、谈风花雪月但不失反叛精神的中产趣味取代。梅艳芳以雄壮歌声唱出“在台上我觅理想”（《飞跃舞台》）的女性宣言，或表达“平时如冰山的身开始rock and roll/跳跳跳跳热到要跳舞”（《冰山大火》）的青春叛逆，或把短发梳起，皮衣配牛仔裤，以叛逆男孩的姿态唱着甜蜜的情话：“煤气灯不禁影照街里一对蚯蚓/照过以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梦伴》）。再加上服装设计师刘培基为她打造的百变形象，从坏女孩、淑女、黑寡妇、邦德女郎、埃及妖后，到男性西装、怀旧旗袍、迷你裙，以及各色假发与重金属配件……短短几年，梅艳芳由乐坛新人成功登上香港女歌星的王座。

人们听惯了“如梦人生芳心碎”（《京华春梦》）、“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梦不须记》）的典雅凄怨，面对这些大胆前卫的歌词、化妆与造型，震惊之余也引来抨击，“意识不良”“教坏细路（小孩）”之声此起彼伏。在当时，喜欢梅艳芳是一件叛逆的事。导演林奕华认为，张国荣是为成长于香港经济腾飞之初“婴儿潮”一代准备的青春偶像，梅艳芳亦是。

同时，梅艳芳还有一类古典哀怨的慢歌，跟她的前卫形象截然相反。《似水流年》里，她唱：“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胭脂扣》里，她唱：“誓言幻作烟云字/费尽千般心思/情像火灼般热/怎烧一生一世。”《似是故人来》里，她唱：“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似是故人来。”

“百变梅艳芳背后，是一个百变的香港。”澳门大学学者李展鹏在《梦伴此城：梅艳芳与香港流行文化》中指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质，一度是香港流行文化最傲人之处。”它用一招“吸星大法”，将英美的、日本的，甚至巴西的、阿拉伯的，融于己身，同时保留着中国文化的精髓。东洋、西洋夹杂中国风，让80年代的Cantopop（粤语流行曲）凝聚起华人世界想象的文化共同体。

巾帼英雄· 香港女儿

看《梅艳芳》，魏君子一直在掉眼泪，“它让我再次窥探到那个时代”。作为一名“70后”资深影迷，他至今能背诵《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结尾那段“名台词”，着迷于徐克对江湖家国的描述。“香港电影塑造了我的审美与价值观，是我们这些‘70后’‘80后’的精神密码。现在看《你好李焕英》，笑得最开心的一段是沈腾教人唱《霍元甲》，唱了4遍，每遍都不一样，但特别自信，觉得唱的就是广东话。”

1993年，魏君子上初二，第一次进录像厅，看了两部名为《神剑诛妖》《乱世伏魔》的影片，多年后才知道，那是《倩女幽魂》的一、二部。那个周末，他瞒着父母，钻了3次录像厅，看了《辣手神探》的头，捡了《黄飞鸿》的尾，一颗少年之心从此被港片俘获。

那时候，《大众电影》上都是潘虹、傅艺伟和林芳兵，香港电影就几页，魏君子只能自己钻研，渐渐摸出点门道。“录像厅有一个小黑板，写着今日放映的片子。‘《逃学威龙》，周星驰、吴孟达，枪战喜剧’，肯定看;‘《贼王》，任达华、李修贤，警匪枪战’，肯定看;如果写着李丽珍、陈雅伦，也可以看。”

魏君子那时的女神，是关之琳、杨采妮（只限徐克电影）;再长大些，体会到邱淑贞的性感。而梅艳芳，“在我心中也是‘神’，但不是‘女神’式的梦中情人”。魏君子如此形容，“她可以把所有男演员压下去，不管是张国荣、周润发还是刘德华、周星驰。”

在香港电影男性一统天下的世界里，梅艳芳确实是异质的存在。

喜剧片中，女性大多是被观赏的花瓶，梅艳芳却能与周星驰平分秋色，在《审死官》中饰演武功高强的宋夫人，救起被围攻的矮小丈夫，拥入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