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告别

作为一名逝者家属，关于最后的告别，我想提出我的一些请求。这些请求与3样东西有关，那就是一道帘子、一场谈话和一杯甜酒。

一道帘子

先说一道帘子，一道需要被拉起来的帘子。

父亲去世那年我18岁，地点在一家非常有名的医院。那时候，医院里很拥挤，走廊上全是病床和折叠椅。至今我还能想起那股气味，那是药味、汗臭味、屎尿味和微波炉加热的饭菜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不管是男患者还是女患者，经常会当众暴露自己的身体换衣服或者做检查，这让那些来不及背过身去的家属很尴尬。当然，如果病人自己有意识的话，恐怕会更尴尬。

我记忆中父亲的最后时刻是这样的：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一切都是敞开着、裸露着的，包括我父亲的身体。同病房患者的家属只能赶紧找一件外套或一张床单，挡住朝向我们的这一边，像是能把我们一家隔离出去。

过去，这种状况一直被归为物质条件受限所致。后来我发觉这其实和尊严有关系，已经是12年后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了。

母亲是我认识的最坚韧的人，对于病痛、贫穷之类的事有异乎常人的忍耐力。可是，当她来到和12年前一模一样的医院，再次闻到那股药味、汗臭味、屎尿味和饭菜味混杂的味道时，我真切地听到她在轮椅里声音发抖地叹息：“怎么又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我不想死在这儿。”

哲学家邓晓芒曾经这样描述尊严：每个人的尊严都是同等的，哪怕他意识不到。尊严甚至无关善恶，不是一种权利，却不能够被剥夺。即便是邪恶的人，仍然有免于被凌辱、被示众的尊严，在某些时刻他也需要那道帘子。我以为，这道帘子就是人类文明的底色，我们走了几千年才完成的底色。

在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刻，虽然医院已经有了崭新的医疗大楼，但我们还是找不到那道帘子，找不到一个可以安静哭泣的地方。对于一个将要离去的人，对于他的家人来说，那道帘子贵比千金。

这是我的第一个请求。我想，这道帘子也是体现生命尊严的基本条件。

一场谈话

第二件事情，是一场诀别之前的谈话。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场谈话？从前的中国人都是在以宗族结构为代表的秩序里传宗接代、养家糊口，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个人去世之后，可以安然走进列祖列宗所代表的秩序里，被子孙祭祀、供奉。这会给他带来很强的归属感。

然而，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和从前大不相同。我们面临生死的焦虑，但我们找不到解决方案。一场谈话，起码可以缓解这种痛苦。

我有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他在得知自己的外婆陷入弥留之际后，赶了很远的路去医院，他说他要帮助母亲和外婆完成一场最后的生命对话。

他赶到病房时，看到他母亲守在老人床边，精神恍惚，近乎崩溃。他坐在外婆和母亲之间，一只手拉着已经不会说话的外婆的手，一只手拉住母亲的手。他对母亲说：“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外婆现在能听到你说的话，所以请你讲讲外婆的一生，从她出生开始讲。”

于是，他母亲开始讲述，病房里逐渐平静下来。他母亲不可思议地讲了很多早已遗忘的故事，脸上开始浮现微笑，而这个时候他外婆的手渐渐变得冰冷。在对外婆人生故事的缓缓叙述中，一场告别就这样平静地结束了。

我和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确实有很多谈话的机会。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谈论她即将开始的死亡，她也不知道怎么谈论我该如何生活下去，她对我的嘱咐就是“你遇到好吃的东西多吃一点”。

我记得那时候她的病房里有一个好心的年轻实习医生，跟我年龄差不多。她告诉我，她母亲在几年前去世时，为了不影响她考试，家人隐瞒了这个消息，这给她留下了很大的伤痛。可能是这个缘故，她对我母亲特别照顾。有一次我问她：“我妈总问她死后会到哪里去，我该怎么回答？”她难过地摇了摇头，她说自己在学校里也没有学过这些。

很遗憾，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有机会听了大学专业教授的一次公开课。老师在课上提到，这些谈话应该在老人身体健康、意识清楚的时候就开始，子女还可以请父母列出死亡遗愿清单，写下他们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老师说了自己帮助父母完成心愿的过程，最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我现在就等着老人去世了。因为，那是我们谁都无法预计的事情；因为，我们该说的已经说完了，能做的也已经做完了，我们都了无遗憾。”

一杯甜酒

第三件事，是一杯可以代表生活的甜酒。这杯酒，即便是临终之人，他们也有权利甚至更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饮下。

这杯甜酒的意象来自一位法国医生的故事。这位法国医生的病情危重，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他让自己的同事做了一件绝大多数医院禁止的事情：请他们把自己最喜欢的香槟、奶酪和香肠带进病房，大家若无其事地谈笑，大吃大喝了一顿。次日凌晨，这位医生因为病情加重而离开了人世。

当一个病人做出如此洒脱的决定，他是不是可以遵从自己的意愿喝上一杯甜酒？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我今年读到的最感人的一本书，是美国ICU（重症监护室）医生韦斯·埃利写的，叫作《每一次深重的呼吸》。他认为，传统的ICU救治，就是用呼吸机和插管来抢救重症患者，这会让患者极其痛苦，使他们感觉自己就像身在地狱。他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统计：这些救治措施使得80%的ICU患者只是“复苏”，而失去了“复活”的本质。这位医生反思，医疗技术的高度专业化，让重症监护室成了一个“去人格化”的地方，“人们被剥夺了个性、过往人生、个人需求乃至价值观”。

在埃利医生的病房里有一个类似于甜酒的项目：每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被满足3个日常愿望。这些病人提出的愿望，包括吃一口蔬菜咖喱角，喝一杯冰凉的甜酒，与一位老朋友重新联系，和配偶一起看一部心爱的电影，等等。即便患者最后没能被抢救过来，他们的家人也会带着烤肉和果汁再次来到病房，感谢医护人员为他们创造了最后的相聚时光，让他们在一种美好的记忆中怀念自己的亲人。这种场景在之前的ICU里是见不到的。

最后我想说，病人和家属并非专业人士，但他们只是想在生命走向终点的那一刻，能在温柔的注视下，默默地拉起帘子，帮助远行者完成最后的对话，再喝上一杯生命的甜酒，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大家告别。

（又 菲摘自上观新闻，陆 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