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教摇滚

〔编者按〕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网上，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版块的版主。两个身份的交叉点，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25年间，超过500名学生选修过“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这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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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摇滚课诞生，当时没有拿证书、申报项目、评优这类想法，只是因为学校下发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我那时参加工作刚两年，年轻气盛，天天穿印有约翰·列侬等摇滚明星头像的T恤，脑子一热，就报了名要教摇滚课。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3门选修课，摇滚课位列其中。

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教摇滚课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地被叫去给全年级讲了一节试听课。当时就是简单按时间顺序把摇滚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

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是用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文字和经典曲目，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捋。那时候也没有笔记本电脑，为了给学生播放歌曲，我就背着一书包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里的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CD有时候播放不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T恤走在校园里。

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琢磨这门课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伍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乐，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

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时代背景。交代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七八十年代的朋克、雷鬼、金属等，都会结合一些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最后一讲再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

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说到底，我讲的还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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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的那几年，我的摇滚课绝对是超前的，信息量也巨大，大部分学生是在我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地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上课时，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会展示一张名叫《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他们的信息。

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到了一个学生。她是其他人眼中的“问题少女”，总是独来独往、不服管教，学校教育处经常找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了办法，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我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与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这个学生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我觉得她对学校的态度可能就此改变，她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理解。

“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之一，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将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揭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的。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更加正直和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表现得更叛逆，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不伤害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

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伍迪的学生曾在一节课后拿走了我的一张CD，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

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邵，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取得了联系，我对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里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课的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上一节课，你们就长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3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

现在这门选修课的学生名额一般是20～30人，一学期上十五六节课。我记得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一个年级有近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的排名收录，最后满额收了40人。今年是29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课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学生就在下面写作业，但我也没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真的选修课老师。

这些年，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十几门、二十几门，前几年做了一次统计，是50多门，这个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课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里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一定是有缺憾的。

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还在坚持，另两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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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年年这么教着，变化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除了三大科和班会，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一个班需要有集体凝聚力，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次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

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和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很不容易，这二十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件事对我来说，压力逐年增加。现在学校抓高考、抓分数，是很现实的事，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生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现今的摇滚课来讲，我更多是想体现对这种无限可能性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从事与摇滚相关的工作，但他们也要知道摇滚是什么。

最开始那几年上摇滚课，主要起到一个开阔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接触新事物，对摇滚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门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

说实话，我也不确定。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学生们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理念，他们对这些东西没有概念，听听就过去了。但我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有限，只要这种影响是积极的，就还是要做下去。

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一天趁着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放了一首狂暴的重金属摇滚乐，又给他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大堆空瓶子、纸，我说待会儿我出去，这首歌有5分钟，这期间你干什么都行。我听到他在里面一阵乒乒乓乓，歌播完了，我进去问他好点了吗？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的矿泉水瓶和纸打扫干净。

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名。另一个孩子在大三时，给我寄来一封手写的信。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歌曲，他才慢慢理解了里面更多的东西。

如果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不是穿件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答案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发芽，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最终还是能长出来。

人的命运写在歌里，终点是确定的死亡，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留下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灿烂涅槃也好，隐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音乐带来的美好。

（银 叶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