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见故人来

碗：这是我也有妈妈的证据

阿心

我想过，等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要把这两只碗一起带走，作为我也有过妈妈的证据。

碗是最普通的那种。装饰普通，素白底点缀着几枝淡粉色小花。大小普通，拿来喝汤不算太大，用它吃面也不嫌小，所以用得很多。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我随爷爷奶奶生活，无父无母般长大。我妈大概真把我当成了爷爷奶奶的小孩，对我的一切从不过问，只在跟公婆有矛盾时才会想起拿我添把火。

我妈没特意为我做过饭，没给我买过衣服鞋子，我在外上学、工作十多年，她也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她淡漠，我也回报以淡漠。至于她为什么这样待我，我不往深处琢磨，怕看见自己心底有恨。

碗是我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去时我妈给的。饭桌上沉默到尴尬，我没话找话，夸了一句“碗挺好看”，临走时我妈就把还没用的几只碗都放进了车里。我不习惯接受，更不习惯拒绝，只好把碗带回家。

两个人生活，用不了几只碗，多了也是闲置。有一次朋友们来做客，男朋友把它们翻出来洗净，盛了饭，发现大小挺合用，后来就一直用着。

碗原本有6只，磕碰打碎，到2017年我妈猝然离世时，仅剩下3只。她病得毫无征兆，直接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再没醒。这辈子我们都没能说上什么话，我也没什么机会叫她妈妈，终究缘分太浅。

从那年开始，我变得爱哭，更少说话，像要把不知怎么说出口的话都流成眼泪。她本该是我极亲的人，却只在我的生命里留下大片空白。她在，我不敢想她；她不在了，我几乎每天都记起她，却又不知道具体该想些什么。一世母女，像从未相遇过。

又打碎了一只碗的那天，我在厨房里大哭一场，把最后两只碗收了起来。我可能再也不会用它们吃饭了，也可能等到我特别老了，会再一次把它们拿出来。听老人们讲，等生命接近尽头，幼时记忆会清晰浮现，被遗忘的事会卷土重来。我想看看她刚成为我妈妈时的样子，也想看看我到底还记不记得与她有关的事。

日记：父亲送我上了那条远行的船

郑嘉励

我的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的高中生，却是个农民。读书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他却坚信，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孩子的命运——跳出农门，做自己想做的事。

父亲很少表扬人，我上学后获得的“三好学生”奖状，从不被允许张贴在墙壁上。在他看来，读书是一笔风险投资，来不得半点骄傲自满。父亲的规训，犹如高高在上的“超我”，时刻监视着内心的“本我”。我参加工作后，即使有点成绩，也不敢与他分享。

与绝大多数的父亲一样，在我念中学后，他就再也辅导不了我的功课了，翻来覆去，只有两句说教：一是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二是谨慎交友，万勿学坏。他不会说任何关爱的、温暖的体己话。

1991年，我终于考上大学。那是我头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到厦门大学报到。父亲高兴地询问，要不要送我去厦门。我说：“不要，你也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父亲并不坚持，只送我到家乡的长钓嘴码头。一路上，他帮我挑着很大的人造革箱子，里头塞着棉被。他反复叮嘱“注意安全”，我说“知道了”。他陪我走进嘈杂的轮船，向每一个陌生的旅客赔笑脸，说“这是我孩子，第一次出门，请多照顾”，我嫌他啰唆。

父亲走出轮船，十几分钟后，再次返回，塞给我一包那年头特有的蛋糕，说“你留着路上吃”。我目送父亲离开，轮船终于开了，驶向一个陌生的地方，驶向充满希望而又不确定的明天。

1995年，我大学毕业，去杭州工作。然后结婚、生子，父亲从不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也从未给过父亲一分钱。我倒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只是认为有点生分。

2012年的春节，我住在老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本子——1991年的周历。

泛黄的本子里头，有一篇父亲的日记，写于1991年9月3日，那是我当年第一次出远门后的一天。日记的大意是这样的：

“8月31日，加利去厦门上学。这是他第一次出门，我送他去长钓嘴码头，他不愿意我们送，我也没办法。不知道他能不能安全到达，实在不放心。晚上睡不着，他会不会丢了行李？他会不会走丢了？我实在不放心，整夜睡不着。直到今天，加利从厦门发回电报，报平安，我才算安心。”

这是父亲多年前的日记，但他从未说起。幸亏他会写字，那些深藏于内心的关爱和挂念，终于被我发现。

中国式的父亲，很少直接向子女表达内心的爱意。但在1991年的“周历”中，父亲记录了码头上的送别经过，以及接下来几天的心理活动。这个本子是父亲不经意间留给我的礼物，我珍藏至今。

（南 国摘自《新京报》2024年8月16日，曾 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