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流
作者: 刘车仔阿克梅书店开在岳麓山脚下一栋临街楼房的二楼,白色招牌上的徽标,是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头像,她是江涛和小七最喜欢的诗人之一。诗人的一句“你晚来了很多年啊,我依然为你而神往”被写在进门的墙上。原本这句话是写给书店一位老友的,后来干脆变成了阿克梅的欢迎语。
阿克梅诞生于新冠肺炎疫情之始。关于那个时间点,也许所有人都有些共通的情感经验。
当时江涛和小七已经辞职半年,到处旅游了一段时间,正在考虑过一种新的生活。当时的境况里,他们突然感到死亡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种心态反而促使他们把开书店的想法付诸行动。
长沙是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地方。两个人同在这里上大学,并相识于长沙一家小小的独立书店。
疫情期间开店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他们只是觉得一定要试试,“最差的情况是我们把钱亏完了再去打工”。
在当下,贫穷不仅可能是一个独立书店面临的现实,还可能是重要的“生存要素”——因为它多少能唤起客人在书店买书的责任心。但江涛和小七多次在微信公众号上告知客人:“不要同情书店运营维艰,每个书店的老板都亏得起,不然不会开店。”
这看起来略显傲慢的发言,实则揭开了当下图书行业荒诞处境的一角。维持书店的尊严,必须自负盈亏。他们试图让书店按照自己的心意回归它古典的形态——找到志同道合的读者,让他们愿意在书店买书是因为书本身,而不是因为同情,或者把书店当成图书馆,甚至摆拍的背景。
“喜欢的书可以拆开看看。”在阿克梅,客人如果对一本书感兴趣,可以拆开塑封看看内容,不喜欢不用买。但他们明确了书店和客人的关系:请带着购买书的意愿进入书店,书店不提供免费看书的公共服务。
开书店,他们有很多关于“不”的坚持。
书店到处都堆满了书,客人没有地方落座;书店不卖咖啡,不卖文创。他们拒绝书店成为自习室、洽谈室,相反,在书店可以大声交流读书心得、荐书甚至读诗。有一次,江涛和客人聊书的时候,有客人说:“你们能小声点吗?”江涛当即说:“不好意思,我们店里是可以有声音的。”
起初,他们花心思寻找更多客人,后来却又花更多精力劝退某些不合适的客人。
更多客人在网上自发推荐阿克梅。有人写道:“每次去阿克梅都能买到想看的书。买过《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荒原》以及《坐在你身边看云》。很奇怪,大部分时候逛完其他书店也找不到一本想买的,但每次去阿克梅都能买到心仪的书。”
小七说,一开始开书店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自己对什么书感兴趣,就卖什么书。我们自己就是喜欢买书的读者。我们不可能做所有人的生意,只能把书卖给与自己相似的人”。恰恰是因为这样,阿克梅凭借书品和老板的这种性格,吸引来了第一批客人。
从开业到现在,书店衍生出了大大小小的分享会,有扎根于现实的阅读交流会“阿克梅之夜”,有分享诗歌的读诗会,有分析文学文本和文论的“马拉美客厅”……
在只有一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人们在放满书的长桌两边紧紧挨坐着。夏天,每人手持一把扇子,羞涩、局促和炎热时而因为持续的交流而被遗忘。有一次,店里组织读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那些诗读起来令人心碎,但小七无意间听到读者感叹了一句:“活着多好啊,看,多幸福。”小七在当天的开店日记里写道:“也许能感知这种悲伤也是幸福的。”
开店4年多,他们送走了许多毕业的学生,也与一些读者、作者以及出版人结下了难得的友谊。有时候人们爬完岳麓山,看到书店的灯还亮着,就来看看有什么新书。
前阵子,一位做公益的客人在书店里放了一本叫作《县镇中学生画像》的自制册子,被一位出版社编辑看到了。编辑觉得这本册子很好,于是决定把它出版。
人与书交流,人又经由书彼此连接。小七说:“这不就是实体店不能被取代的原因之一吗?”

在阿克梅的微信公众号上,小七和江涛不定时更新着开店日记,对于每一本卖出去的书,他们几乎了如指掌。书店营业额有时一整天都挂零,他们会感到焦虑;书店冷清的时候,他们经常放五条人乐队的歌,这样会热闹开心一点。有时候,又看到他们庆祝一天卖出去几十本书,欣喜于爱书人还是在的。
这些年,书店里的书从4000本变成了1万多本,小七觉得这就是肉眼可见的财富增长。此外,他们还有2000个会员,大概每年能卖出去8000本书。在这个基础上,书店得以存活,一家三口的生活也得到保障。
小七说,疫情后的一两年生意很好,可能是那当口人们渴望这样的交流。后来这两年,他们明显感觉到了大环境的水温变化。
2023年大学毕业季的时候,他们听说大学生工作不好找。当时他们正好读到黄灿然的《致一位失业者》:
不是你没能力
而是经济如同人性
就像更多人保持工作
只会增加这种残酷
于是,他们把这首诗抄在吧台的本子上。
在大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他们也适度调整了生活方式,减少出去吃饭、喝咖啡的次数,生活变得更加简朴。书店原本从早上开到晚上,2024年7月,他们改变了营业时间,改成从下午2点开到晚上9点。小七说,缩短营业时间,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期待,一方面也好给自己多腾出点时间阅读和写作。
小七说,在长沙生活几年后,会慢慢养成一种相对放松的心态。长沙话里有一个词叫作“打流”,就是一种游荡、无所事事的状态。以前在苏州上班,她会觉得“要辞职了,这不得去死呀”,但是在长沙,“就感觉打流才是常态”。
在微信朋友圈里,小七经常分享夫妻俩带着女儿小船儿到附近探索自然的日常生活点滴,另外就是与书打交道,与读者打交道的经历。她写道:“住在大学城多么幸福。一公里以内,山、河、江、湖、音乐厅、美术馆、游泳馆、大草坪、酒吧、咖啡厅、便利店还有垃圾食品,应有尽有。”
江涛和小七都出身于农村普通家庭,阅读把两个年轻人从平凡甚至逼仄的成长环境中拔出来,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的个性。刚毕业时,他们也像所有普通年轻人一样选择务实地工作,在城市当白领,一切全靠自己。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普通人追求理想生活必须有足够的资本,起码攒下足够多的钱。但后来他们问自己:“凭什么我们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后来,他们真的马上行动。
小七说,这其实关乎人的“主动选择”。人可以牺牲一部分东西,比如财富或者主流的价值排序,而后你会获得一种自由、朴素、有智识的生活。而在所有获得这种生活的途径中,读书是最便宜的一种。
(十 月摘自微信公众号“刀锋时间”,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