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诺贝尔奖得主的另一面

诺贝尔奖往往代表人类最重大的科学突破，而诺奖得主大多也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巨擘。一些诺奖得主，他们的科学贡献确实卓越，可这些人在重大科学发现外，又有太多奇葩行为。

被诺奖忽视的太太

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是当时年仅33岁的乔舒亚·莱德伯格，他发现了细菌遗传物质及基因重组现象，这带来了至今仍广泛使用的分子生物学中的转染，也是细菌产生耐药性的基础。

莱德伯格的重大成果，多是与其妻子埃丝特一起发现的，甚至在不少工作中，埃丝特的贡献巨大。诺奖委员会毫不意外地忽视了这位女性科学家的贡献。在很长一段时间，埃丝特都被认为是丈夫实验室的打工人，荣誉多归于乔舒亚·莱德伯格。

莱德伯格在诺贝尔学术报告里居然也只是提到了自己妻子的名字一次。1966年，二人离婚。

发明晶体管的种族主义者

贝尔实验室曾为人类贡献了多项重大科技突破，那里的研究人员获得过10项诺贝尔奖。其中，晶体管现象的发现更是奠定了硅谷的基础。

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贝尔实验室的3位科学家共同获得，其中之一是威廉·肖克利。不过，3个人获诺奖时，包括肖克利在内的两个人均已离开贝尔实验室，背景故事极为“狗血”。肖克利认为晶体管是自己的发明，很快与另两名科学家闹翻，阻止他们继续参与相关研究。两个人中的一人本来就对超导更感兴趣，离开贝尔实验室后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后因超导研究又获了一次诺奖，另一人虽然留在贝尔实验室却也拒绝与肖克利合作，干脆申请换组。

但肖克利远不止是一个难合作的科学家。他后来大力提倡优生学，认为黑人在智力上劣于白人，而劣等种族生育率高于优等种族会导致人类退化，甚至提出劣等人群应该主动绝育，还曾说应该给智商测试100以下的人经济补偿，让他们去做绝育手术。

肖克利与第一位妻子育有二子一女，其中一子取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女儿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但肖克利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在“退化”，因为孩子们的生母，自己的前妻学术成就太低，拖了自己的后腿。

肖克利的言行让他在去世前几乎失去了所有朋友和家人。他的孩子们是在报纸上读到讣告后才知道父亲去世的。

从PCR发明人到艾滋病阴谋论

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发明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的化学家凯利·穆利斯。穆利斯得奖毫无争议：PCR技术是使用范围最广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之一。没有穆利斯的发明，我们都无法想象现代生物学会是什么样子。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除了发明PCR技术，穆利斯的种种荒谬言论给学术界带来诸多烦恼。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研究已经证实艾滋病由HIV病毒引起时，他却坚称二者间的关联不确定，甚至称艾滋病并非真实的疾病。此外，他认为臭氧层空洞、全球变暖是科学家与政府联合欺骗经费的阴谋。

相比这些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言论，穆利斯在自传里声称相信占星术、曾遇到外星人，倒显得不那么糟糕了。

不断在离谱程度上自我超越

法国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因在发现HIV病毒中的贡献荣获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很快他就成了比穆利斯更离谱的诺奖得主。

他在2009年发表论文称发现DNA能发射出电磁波，论文发表在由他本人担任主编的一本新期刊上。该研究被广泛批评为胡说八道。这本该足够丢人，但吕克·蒙塔尼不断在离谱程度上自我超越。

2010年在诺贝尔奖得主与青年科学家交流的学术会议上，吕克·蒙塔尼宣读了自己的最新发现：用顺势疗法（普遍被认为没有科学依据）检测病毒感染。这让与会的其他科学家——包括多位诺奖得主感到尴尬不已。

吕克·蒙塔尼于2022年去世，终止了对学术界的“折磨”。

化学武器之父

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因发明制氨法在191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哈伯得奖实至名归。农业发展离不开肥料，而哈伯发明的制氨法让人类可以大规模生产氮肥，全球有一半人的口粮依赖于哈伯的这项发明。

但哈伯又是一名极端德国民族主义者，基于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化学武器研究中。“一战”爆发后，哈伯被任命为战争部化学组领导，专门负责研发化学武器。他的队伍研发出了氯气以及其他多种毒气，他也被称为“化学武器之父”。

1915年4月，第二次伊珀尔战役爆发，哈伯亲赴前线指挥氯气使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哈伯发明的毒气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他本人对此毫无悔恨，而是以自己在“一战”中为国家服务而感到自豪，自认为是爱国者。

哈伯的行为也导致了个人的悲剧。他的第一任妻子克拉拉·伊梅瓦尔也是化学家，还是布雷斯劳大学（“二战”后该校所在地区划归波兰）的第一位女性博士。由于当时的社会习俗，克拉拉婚后被迫远离研究，这使得她在婚姻中并不幸福。据记载，克拉拉是和平主义者，与哈伯矛盾很多。

1915年5月2日，哈伯刚从伊珀尔前线回家庆祝自己晋升上校，两个人又发生争吵，当晚，克拉拉用哈伯的配枪自杀。克拉拉具体为何自杀已无法说清，后世有人猜测是因为她反对哈伯研发使用化学武器。

克拉拉自杀时，她与哈伯年仅12岁的儿子听到枪声，她最后死在孩子怀中。令人震惊的是，哈伯在妻子自杀的次日早晨就赶赴德军东部战线，参与对俄军的毒气战。

“一战”结束后，哈伯仍秘密参与德国的毒气研究。但20世纪30年代随着另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哈伯的命运迎来更大悲剧。纳粹的兴起让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日益危险，哈伯正是犹太人。尽管一开始他还因自己在“一战”时为德军立下“汗马功劳”，抱有侥幸心理，但德国排挤犹太人——包括排挤犹太裔科学家的风气日益严重。风雨欲来之际，哈伯于1933年辞去在德的一切职务，已是花甲之年且身体状况也不好的他匆忙开始了逃亡之路。

多位曾是哈伯对手的英国科学家在关键时刻不计前嫌，邀请他到英国。不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后来也是以色列首任总统的生化学家魏斯曼邀请哈伯去任职，但在旅途中，哈伯因心脏病发客死瑞士。依照哈伯遗愿，克拉拉的儿子将母亲的遗体从德国搬出，火化后与哈伯的骨灰合葬在瑞士。哈伯家族的灾难并未随哈伯的离世而停止，他的多位亲属死于纳粹集中营。纳粹在集中营广为使用的毒气，恰是由哈伯曾领导的研究所研发的。

（雪 鸟摘自微信公众号“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