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昌复仇，中国文明的转向

周文王是一个复仇者，武王伐纣是一次“复仇者的联盟”。《封神演义》展示的就是仇恨的诞生，和复仇的过程。

文武皆圣王，这样概括他们的人生功业似乎显得轻浮，但没有不敬的意思。

文王武王，实始翦商，“致天之罚”，确实开创了中国三千年的政治价值和道德伦理，周朝的制度和文化，直到今天还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周文化。但是，这种浩大、巍峨、煌盛的设定，文王武王只是一个启动者。

文王第四子、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是商周之变中最伟大的操盘手。而把周公旦的创制成就、价值理念继承下来，加以系统化，而且赋之以超越性的意义，使之能够代代不衰，绵延至今，那是孔子的手笔。

我们今天就来尽力进行一次复原之旅，了解那个遥远的时代，那个环环相扣的过程。黑格尔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历史。封神榜的故事让每一代中国人心旌动摇，但它背后的文明逻辑，比故事本身精彩多了。

季历之死，仇恨的缘起

说到文王、武王，人人耳熟能详，但提到周太王，就有点超纲。“封神”的故事还必须从周太王说起。

太王名叫姬亶，后世尊称古公亶父，他是周族的族长，王的称号是一种追赠。古公亶父率领着周族之民，生息于豳地（陕西旬邑），接壤着西北少数民族。戎狄入侵，周人无力抵挡，但因为古公亶父是一个好族长，老百姓纷纷表示愿意和他站在一起，血战到底。

这时，古公亶父的好人本色表露无遗，他说：我当大家的族长，目的是领导大家过上好日子，戎狄入侵，是想要抢我的土地和人民，土地属于谁，人民跟着谁，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了捍卫我的地位而丧失无数生命，我于心不忍。

于是他决定迁徙，往南而去。周族父老感念于他的仁义，扶老携幼相随，迁徙一百多公里，定居在周原，今天陕西宝鸡的扶风、岐山一带。这种因为道德感召而从者如云的故事，后来在东汉刘备的身上再次上演。

他制作了一个人偶，象征上帝，跟自己下棋，最后武乙赢了。武乙用一个皮囊装满鲜血，高高挂起，弯弓搭箭射去，皮囊破裂，鲜血喷涌，武乙于是宣告“上帝已死”，比尼采早了3000多年。

古公亶父娶了一个姜姓女子，后世称为太姜。太姜为他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三个儿子都是贤人，其中季历才能道德最为突出。古公亶父有意将族长之位传给季历，泰伯、仲雍了解父亲的心意之后，为了不让父亲为难，收拾包袱离开了周原，往东南而去，在“断发文身”的蛮夷之地无锡、常熟一带建立了吴国。《史记》里有一篇《吴太伯世家》，讲的就是泰伯、仲雍创立的吴国的谱系。

两个哥哥跑了，季历当了周族族长，果然英武非凡，他“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成为商朝的西部屏藩，还娶了商朝贵族之女太妊为妻——这就是文王的母亲，中国最早以“胎教”闻名的女性。他与人为善，周边少数民族都心甘情愿听他的号令，日益引起商朝的注意。

商朝自赋的合法性，来自上帝。传说，帝喾妃子简狄吞下玄鸟的鸟蛋，生下了商朝始祖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王族据此认定自己是上帝的后代。上帝在天上保佑着自己的后代，因此商朝的统治不可动摇。

季历当族长时，商王是武乙。武乙是个奇人，今天看来像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制作了一个人偶，象征上帝，跟自己下棋，最后武乙赢了。武乙用一个皮囊装满鲜血，高高挂起，弯弓搭箭射去，皮囊破裂，鲜血喷涌，武乙于是宣告“上帝已死”，比尼采早了3000多年。

武乙如果不是个疯子，就是个圣人，他试图把神权政治转变为王权政治，把权力源头从神转移到人。后来一次出巡，武乙被雷劈死。神权拥趸们便有了话柄：他本来是上帝后裔，因为侮辱上帝而被惩罚，可见神权多么威严不可侵凌。

要命的是，武乙死在河渭之间，那正是周族的地盘。武乙的儿子文丁，找了个机会杀掉了季历。其中内情已经无法详细获悉，但从逻辑合理性上说，可能是笃信上帝的商朝贵族的一箭双雕之举，既通过武乙之死来稳固神权，又把武乙之死的人间罪责归之于周族，翦除日益坐大的心腹之患。

季历是文王的父亲，文王对商朝的仇恨由此而起。

牧野鹰扬，炎黄的联手

也许就是从父亲被杀开始，文王姬昌就把“翦商”作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如果仅仅是周族有此动机，那还难成大事，至少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堡垒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所以第一个条件是商朝自身腐化堕落；“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因此第二个条件就是联盟。

杀掉季历的文丁，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帝乙，帝乙又传给了帝辛。帝辛就是纣王，他就是那个破坏自己堡垒的人。

从天资上说，纣王不应该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也是历史中人，逃不脱而已。司马迁描述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他天资聪颖，见闻广博，思维敏捷，雄辩滔滔，而且英武非凡，可以徒手和猛兽搏斗。

但司马迁话锋一转，点出了纣王的死穴：“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他确实聪明英武，但本事都用在自以为是、压制他人上面了。

毁掉纣王的，也许不是他自己有多坏，而是整个体制和系统的腐烂，而他又不自知，并习以为常。

前面说到，武乙如果不是一个疯子，就是一个圣人。假设他是圣人，那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商朝赖以维系的意识形态的致命缺陷。

商朝王族认为上帝是自己的祖先，所以他会在天上袒护自己，得到至高之神的袒护，自然政治合法性无忧。商朝王族又一贯以商业交换思维来比附人神关系，只要不停地向上帝献祭，上帝就会和王族达成交换契约，政治合法性就是上帝的信用。而上古的交换筹码，是普通人生活中稀缺的肉和酒，其中肉包括牛马狗猪羊等，也包括人。人是最好的肉，而人当中，地位越高，肉又越好。今天称生意为“商业”，生意人为“商人”，实源于此。这就会造成政治越残暴，逻辑上却越稳固合法。上帝高高在上，这种意识形态惯性就无法改变。因此我们才怀疑，武乙是不是有意改变。

商朝王族的核心认知体系导致政治必然衰败堕落，同时又赋予这种衰败堕落以合法性，于是久入鲍鱼之肆而不觉其臭，这可能才是纣王真正的悲剧所在。残暴和腐败本身具有合法性，纣王才能理直气壮地“高天下以声”，至于“酒池肉林”，对于商朝王族，就是应当应分而已。

后世很多人为纣王鸣冤，离得比较近的是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但他的话里，明显也包含了一种趋势性崩坏的意涵——“恶居下流”，他的不善可能是无意识的，是政治本身的客观衰败使他成为一种趋势的终末角色。

黄帝姓姬，炎帝姓姜，文王与姜太公的惺惺相惜，成为亲家，融为一体，这是炎黄子孙的真正结合。真正意义上的炎黄子孙，很大程度上要从周朝算起。

最好的交换是人，既然如此，那么政治残暴性的体现便是杀人。割鼻，刖足，挖眼，剖心，炮烙，虿盆，醢，脯……花样百出。地位越尊贵的人，用于献祭功效越大，于是，九侯被醢——剁成肉酱，鄂侯被脯——制成肉干。在《封神演义》中，九侯就是东伯侯姜桓楚，鄂侯则是南伯侯鄂崇禹。

九侯、鄂侯是与西伯姬昌并立的三公，姬昌虽然暂免杀身之祸，也被囚禁于羑里，处于等死状态。同样可能是出于献祭需要，姬昌的长子姬考（伯邑考），也被杀死制成肉饼，肉饼还用来试探姬昌。

父亲被杀，自己被囚，儿子被煎了肉饼，深仇大恨，怎有了局。反叛，复仇，无可选择。而九侯、鄂侯所代表的那些边陲少数民族，很自然地就成了周族的同盟军，这是文王统一战线的基础。

纣王贪于美女、珍宝、良马，而将姬昌放虎归山，到后来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观政于商”，纣王都没有政权颠覆的警惕意识，很可能就是出于“上帝是我祖先”这种意识形态底气。他说：“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

后面的故事就是“封神”的主体架构。姬昌回到西岐，对老百姓宽仁慈爱，对少数民族厚相结交，对商朝王族和权臣，也是深加结纳，他已决心谋反，努力经营内外统一战线。

西部羌人是重点的联合对象。羌与姜是同一个意思，但只有地位崇高，能够代表羌人的大人物，才可以姓姜。一个姓姜的老头自己送上门来，姜太公直钩钓鱼的故事，由此成为一道远古神光。

文王对姜太公言听计从。从古公亶父开始，周人就一直盼望有一个贤人能成为政治良辅，文王听了白发渔翁姜尚的高谈阔论，深为折服，想起了爷爷古公亶父，便说了一句：“吾太公望子久矣！”这就是太公望、姜太公这些尊称的来源。文王去世之前，还要求武王把姜太公当作父亲，尊为“尚父”，武王也娶了姜太公的女儿为妻，名副其实。

姬姓与姜姓在非常时期的联合，在文明意义上非同小可。

中国历史传说中最早的战争，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获胜，炎帝败北。成王败寇，黄帝后裔自此占据中原平阔丰饶之地，成为正统。黄帝以降，颛顼、帝喾、尧、舜、禹，及于夏、商，1500年，主流历史叙事，炎帝后裔都属于气氛组。

黄帝姓姬，炎帝姓姜，文王与姜太公的惺惺相惜，成为亲家，融为一体，这是炎黄子孙的真正结合。周朝取得政权之后，同姓不婚，于是姜太公的封国齐国的女子，是其他姬姓封国最抢手的婚姻对象，炎黄血脉，在西周、东周彻底汇合，无分彼此。真正意义上的炎黄子孙，很大程度上要从周朝算起。

文王没有活到翦商时机成熟之日，姜太公辅佐武王，长途偷袭，在牧野之战中一举击败商朝。虽然前面谋划甚久，也曾多次试探，但纣王正由于意识形态的盲目自信而未加特别关注，才一朝惨败，自焚身死。

在传说中，牧野战场上，姜太公化身为一只雄鹰，飞翔天空，双目如电，观察敌情，把握战局，一战功成。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耄耋老翁，何等气象。

周公创制，天命成了民心

武王灭商，三年之后便去世了，留下年幼的长子姬诵，就是周成王。

记载周公营造洛邑这一事件的青铜器何尊，上面有“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中国”这个名称的来源。

商王的继承办法，主要是兄终弟及，而在周朝，则设定为父死子继——嫡长子继承制。前者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确保王位上坐着的是一个成年人，执政比较成熟，而它的劣势在于，继承者的非唯一性，容易造成王座周围贵族势力虎视眈眈；后者的优势则正好是它的先天性、唯一性原则，君位不容觊觎，而它自带的问题则是，很可能产生幼君，主少国疑，权臣当道。

成王就是一个幼君，辅政者周公，则被视为权臣。是尽心辅佐，还是有意篡逆，全凭良心，最后由时间来证明。因此唐朝白居易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周公排行第四，三哥管叔鲜、五弟蔡叔度是除了他之外离周朝王权最近的人，原本他们和八弟霍叔处一起，组成“三监”，负责监督殷都旧地的纣王之子武庚。上古时代的政权更迭和后世对前朝贵族的斩草除根不同，灭人之国，不绝其祀，因此商王后裔在周朝仍有封土。怀疑周公篡夺政权—或者仅仅是一个借口，管叔蔡叔联合武庚造反。周朝大军摧枯拉朽地打散了这批乌合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