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穿透时间的尖锐

1940年5月，阿伦特从德国出逃法国七年后，又被法国当局收进了拘留营。

按规定，她要先去一个由赛车场改建的地方报到，只能携带两日份的食物，一套餐具、一个托盘，背包不能超过30公斤。那里有着巨大的玻璃穹顶，她想象过穹顶被炸，玻璃碴倾泻而下。

后来，她和其他女性被一辆公交车载进巨大的居尔拘留营。一个月内，6000多名来自巴黎和法国其他地区的“敌侨”被送了进去。他们刚从张牙舞爪的纳粹政权下逃出，哪知法国也没有自由。

拘留营里吃得不好，通常只有咸鱼干，住得也不好，很肮脏，自来水少得可怜，但她坚持每日洗漱，保持整洁，打扫营房，清理茅厕。

阿伦特一度设想过自杀。熟悉的旧日世界正在被混乱、疯狂、荒诞、暴力撕扯得面目全非，“一种世界已无药可救的压迫感”，让人无望。而她的好友、有“欧洲最后一位文人”之称的本雅明就在这一年于绝望中自杀—为逃避德国的侵略，他努力逃到了法国北边的莫城，结果这里是法国唯一一个在1939年秋天遭到德军轰炸的地方。

6月份，法国向德国投降，拘留营内，焦虑不安弥漫。在权力交接的真空期，拘留营内的人有一天的时间可以选择是去是留。阿伦特没有犹豫地离开了。但更多的人选择留下来，比起追寻飘渺的自由，她们更担心外面的世界不安全。

尽管阿伦特告诉剩下的人，这里可能会被德国人接管，但收效甚微。在总共7000名被拘女性中，只有约200人离开。留下的人，后来很多都被送去了德国的集中营，走向更悲惨的命运。

阿伦特，出生在德国的犹太女性，因为自己的种族身份，两次受到直接迫害，与死神擦肩而过。惊险而痛苦的遭遇切身且真实，触发她的思考。这个师从海德格尔修习哲学的女孩，不再是哲学家阿伦特，而是意味深长地自我选择成为政治思想家、政治理论家。

她投身人类现实，观察、理解，持续地思考：为什么在20世纪会发生如此罕见的大规模屠杀？纳粹的罪行为什么几乎畅通无阻地发生却没有受到有效阻止？在人类之间，恶是如何变成一种机制而产生作用的？人的思考是否有助于减少恶的破坏？

“深渊之门打开了”

1964年，也是让阿伦特名声大噪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的第二年，联邦德国电视台播出了君特·格拉斯对汉娜·阿伦特的访谈。这是如今我们能找到的关于阿伦特为数不多的真实影像。

在那次访谈中，58岁的阿伦特戴着眼镜，身着连衣裙，烟不离手，嗓音沙哑，几乎一直跷着二郎腿，倚靠在沙发里，但谈吐有力。她谈到，最令她震惊的，不是1933年纳粹上台、希特勒掌权，因为那是当时大家都能预期到的事情，而是1943年她和丈夫突然知道了奥斯威辛的存在。

起初他们并不相信，不仅仅是因为如此大规模的普通人被集体关押并遭到虐杀实属骇人听闻，更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军事上毫无必要，是多此一举。她的丈夫布吕歇尔是军事史专家，他劝阿伦特不要信以为真，从历史上来看，这根本说不通。

直到半年后，证据慢慢出现，他们不得不相信。

惊骇。她形容那种感觉，是“深渊之门打开了”。“过去人们会相信，任何事都是可以弥补的，但这件事无法弥补，其他事还可以说，这是没办法的、被迫的，但这件事完全不一样。”

这个于1940年开始运作，到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的集中营，五年间，其中被杀害的遇难者达到110万人，包括20多万儿童。

阿伦特将它形容为“一个硕大的产业”“一个生产尸体的工厂”，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人在里面被虐待，像害虫一样被毒气成批地杀死，毫无尊严。像这样为了死亡而存在的集中营，纳粹时期多达两万个。

这是不可理解、也不可原谅的恶，它让阿伦特永远无法释怀。

而对纳粹政权来说，用毒气集中且系统性地杀害犹太人，是经过了科学讨论的“最佳方案”。

1941年，赫尔曼·戈林指示党卫军首领海德里希，拿出对犹太人的所谓“最终解决方案”，决心在生理上整体消灭犹太人。在此之前，他们设想过把所有欧洲犹太人海运到马达加斯加，那个离非洲东南海岸不远的海岛上，也设想过在波兰尼斯科地区建立犹太人区，将他们隔离，但最后因为各种费时、费力、费钱的原因而作罢。

海德里希在万湖别墅召开了秘密会议，对最终解决方案进行讨论。15名副部长级的纳粹高官参加，其中就包括艾希曼。会上，在座的官员讨论了对于拥有1/2或1/4血统的犹太人，应该杀死还是绝育，讨论了是否需要保留犹太人里的军工技术工人，讨论了行动执行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乱子，也讨论了执行人员的士气和精神健康是否会受到影响，但唯独没有认真讨论让犹太人整体消失是否在根本上违背人类道德。

他们没有遭遇“良心危机”。至于选择毒气室，而不是枪决或注射致死，乃是因为它高效率、低成本，对执行者的精神伤害最小。

随着史实的揭开，人们看到，一种对纳粹口中“没有价值的人”的系统性处决，是如何在那一时期登峰造极的。原来早在1939年，最终解决方案之前的两年，希特勒已下令对德国的精神病人实施安乐死计划，并用特别行动队来屠杀吉普赛人、苏联战俘、反社会分子、犹太人，以及一些纳粹政权不喜欢的人。

而这一人类历史上持续的、大规模的排斥和杀戮，就那样发生了，几乎是出人意料地容易。

“那里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人们急需理解。

阿伦特在1945年的一篇短文中写道：“恶的问题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正如死亡是上一次战争后的根本问题一样。”

恶不再是像传统的宗教戒律那样，偷盗、杀人、说谎，诸如此类的个人行为；相反，恶成为一种集体结果，它借着公众意志、恶政恶法，消除了人的差异，也消除了人的自发性，“让人变得多余”。而那些随大流做出伤害之事的人，不见得在平时待人接物中是多么恶毒。

德国战败后，被关押在纽伦堡的纳粹党徒，曾广泛接受过不同方法的心理测试和人格测试，大多没有异常，不是变态。这包括艾希曼，这个平庸得让阿伦特生气的纳粹前党卫军官，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是他组织运送欧洲各地上百万的犹太人到集中营的。

纳粹战败后，他逃跑了，藏在阿根廷。1960年，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发现、逮捕。当时，汉娜·阿伦特已在美国流亡了近20年，她和丈夫也过上了平稳安乐的生活。

艾希曼的出现让阿伦特不再平静。她渴望了解这个纳粹党徒，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何做出了如此可怖的事，所谓的纳粹人格，是否存在。

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特意将艾希曼运作到以色列接受审判。阿伦特向《纽约客》编辑提议，自己可以为之报道，得到了后者的欣然答应。而后，她几乎是急不可耐地飞到了特拉维夫，旁观了庭审。

但结果让阿伦特大失所望，又感到可笑。艾希曼让她的思考和理解挫败了，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

艾希曼没有心理疾病，也不是什么杀人魔，没有亲手杀过人，甚至没有亲眼见过杀人。他乏味得可怕，只是一个平庸的服从者。他不是出于信仰入纳粹党，甚至没有看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阿伦特观察到，艾希曼只是一个不思考的人，内心极为空洞。“无论他是在阿根廷还是在耶路撒冷写回忆录，无论是面对警官还是法庭，他说的总是同样的话，用同样的词。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越会明显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之所以同他无法进行任何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着真相。”

这样的艾希曼，并不特别邪恶或病态，他只是非常浅薄，可以适应并且顺应纳粹体制的各种要求，能毫不困难地接受完全不同的规则。比起把成百上千万的犹太人送进运往生命终点的卡车，他对于自己被指控伤害一个犹太男孩的愤怒反应更大。

就是这样普通的人，日复一日勤勤恳恳地上着班，在日常生活中似乎还挺有道德，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一起把600万犹太人送进了地狱。

这简直让人难以接受。它昭示着无数普通人的溃败，他们搁置了思考和判断，任由自己变成施害者，而完全不觉得有罪。艾希曼不断自我辩护，他并不位高权重，他唯一的感觉只是：“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突然。”

纳粹政权所做的，无论是依靠一些语言的伎俩，如把灭绝、屠杀替换为“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来减轻人的不适，还是依靠恐怖来压制反对者的声音—艾希曼说他身边没有其他反思或让他感到不安的声音—都让人们的服从变得没有阻力，顺理成章。

《汉娜·阿伦特：爱与恶》一书的作者如此写道：“在第三帝国，恶和残忍并不诱人，它们只是没有遭到禁止而已。它们就是被颁布的法令。当艾希曼把数十万人投进毒气室时，他并没有屈从于诱惑。这其中隐含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人们往往会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忽视自己的良知，从众而行。随着对犹太人的排斥、迫害和最终的灭绝日益成为常态，只有极少数人还能提出抗议并坚守自己的原则。”

“只爱我的朋友”

这场审判，整个犹太人社区都很关注。阿伦特的亲友们也期待她会怎么书写。

但阿伦特交出的稿子，在犹太人中炸了锅。

她的思考不仅没有让他们满意，反而惹怒了他们。以色列甚至派出特工，试图阻止书籍的出版。

他们谴责道，阿伦特几乎模糊了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的界限。她对于施害者艾希曼，描写过于轻巧，反而对于她自己的犹太同胞，语含指责之意。

原文中，尤其这段话，刺激了无数犹太人：“无论在地方还是国际上，都存在犹太社团组织、犹太党派和社会福利组织。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何种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很难达到450万到600万之间。”

阿伦特近乎冷酷的笔触，在大屠杀未远的年代，实在是深深伤害了许多犹太人的民族感情。

对于四面八方而来的谩骂指责，阿伦特会认真对待，但并不在情感上太受影响。真正让她在意的是，她深爱的朋友，也指责她缺乏“对犹太人的爱”，不关心“犹太人的团结”。

电影《汉娜·阿伦特》对此有所表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见报后，阿伦特极为珍重的好友、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恰巧病重，他在病床上从媒体报道中看到了对阿伦特的严厉批评，因此对阿伦特非常愤怒。阿伦特赶去见他，辩解说她被误解了，但最终也没有被库尔特原谅。

她对病床上背对着她的老朋友解释道：“我为什么要爱犹太人呢？我只爱我的朋友。可我的朋友因为我不爱犹太人而不爱我，或者因为我不以他的情感方式爱犹太人而不爱我。那么我的朋友到底爱的是我吗？”

在现实中，她对朋友的书信回复是：“不能说因为我是犹太人，我就爱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