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急诊室，挤满了年轻人

凌晨4时，我拨出了人生第一个“120”急救电话，请求一辆车将我送去医院。

那是去年夏天，我在睡梦中被腹部绞痛激醒，起身已是满头大汗，勉强走到洗手间，胃部开始不规律抽搐，不能自抑地往外吐绿色的胆汁；我头晕眼花地回到床上，再平躺也变得困难，只能蜷缩着身体，感到浑身力气在短短十分钟内被迅速抽走。

其实几个小时前，我就察觉到熟悉的急性肠胃炎隐隐发作。我像往常一样吃下常备药，却没能控制住它。这一次，症状表现得比平时更剧烈。恍惚间，独居的我想到了自己是否会死在那夜。

终于，我为自己拨通了120急救电话，言简意赅地描述完现状。几分钟后，120回电给我，询问我是否可以自己走到家门口。

凌晨4时半左右，我终于等来了两位救护人员的敲门声。由于最近的医院缺乏床位，我被送到了约3公里外一所医院的急诊科。

急诊室大半夜仍然亮堂，人来人往。我被安排在靠近出口的一个床位，从约莫5时开始，身边陆续有医生、病人和担架车经过，急诊大厅内渐渐嘈杂起来。

我挨着疼痛，听见医生说，得有个亲友来帮我付钱才行。由于没有亲人在这座城市，我只好硬着头皮打给了亲近的朋友。她在凌晨5时打车来医院，陪我度过了后半夜。

从5时到9时，我身边的床位陆续来了形形色色的人。一个腹痛的孕妇由于怕影响胎儿拒绝用药，一个由男友陪伴过来的年轻女孩持续上吐下泻，一个不省人事的醉汉旁边守着两名警察。远处似乎还有孩子和老人。等我睡一觉再睁开眼，除了孕妇和醉汉，大多数床位都已更换了一批人——上急诊的年轻人比我想象中的要多。

这不是偶然或个例。去年9月，郑州中心医院急诊科接诊了1700多个年轻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在18—25岁，主要因外伤、腹痛、胸闷、过度换气、急性酒精中毒、胆炎等进入医院。

本该身体倍儿棒的年轻人为什么出现在急诊科——他们是谁，从事什么职业，病因是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人来人往中，急诊医生见证了一切。

眼科急诊室里的年轻务工者

2023年8月，23时左右，齐舒在做手术时，接到急诊科的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有个年轻人需要立刻做手术。

齐舒是一名眼科急诊医生，就职于上海第一个设眼科急诊的三甲医院。

那天，需要紧急做手术的是一个“高大敦实”的小伙儿。“他就愣愣地站在门口，嘴唇皲裂，头发上都是灰，胶鞋看不出颜色，脚边立着一个小行李箱，和他一样满是灰尘。”

工作十年以来，齐舒接诊过许多和这个小伙子一样意外受伤的外来务工者，但见到眼前这位，齐舒还是很意外：“你就这样直接过来的？”小伙儿点点头。

原来，他在海外打鱼时被鱼钩划破眼睛，老板不愿意给他治，也不肯让他坐飞机，只给他买了一张船票，他在海上漂了一个月才来到上海。下船时已经是深夜，小伙儿打听到上海的眼科急诊不多，便拖着行李，来到了齐舒所在的医院。

齐舒立刻给他做手术，打开他的眼睛看，视网膜都烧没了，得摘掉眼球。齐舒把情况告诉小伙儿，后者也只是“闷闷地‘嗯’了一声”，因为炎症重，麻药效果不好，“他肯定很痛，但一声不吭”。

下了手术台，齐舒在写手术记录，只听小伙儿躺在台上，闷闷地说了一句，“我只有一只眼睛了，打工不会有人要了”。

术后几个月，齐舒再次见到小伙子时，他余下那只好的眼睛也发炎了，是葡萄膜炎。“他在海上漂了一个月，（眼睛的）伤口一直暴露在外，很容易因为外伤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而导致交感性眼炎。”

差不多一年，小伙子都在齐舒这里复查。由于担心大量用激素可能导致糖尿病，齐舒还用自己的电话打给小伙子，让他勤查血糖。小伙子连连道谢，但从未主动打给齐舒，咨询情况。

下了手术台，齐舒在写手术记录，只听小伙儿躺在台上，闷闷地说了一句，“我只有一只眼睛了，打工不会有人要了”。

2024年新年前的最后一次门诊中，齐舒问小伙是否要回家过年，小伙告诉他，母亲一想事儿就容易哭，怕她过度担心，打算装好假眼再回。

倒是今年8月，小伙儿忽然来找齐舒，想请他帮自己看看和公司签订的合同能否申请工伤认定。小伙儿咨询了家乡律师，得知工伤赔偿需要工伤鉴定，但伤情鉴定需要在刚受伤时进行。如今时隔一年，小伙儿还是没能拿到赔款。

因为同类眼部外伤而被送来急诊室的还有一个外卖小哥，来到急诊室时，已是22时。小哥才19岁，白天送外卖时，保温箱弹力带的金属片弹起来，刮破了眼睛。“当时（他就）感觉眼睛里有热乎乎的东西流出来，”齐舒回忆，“肯定有血，还有一些眼内容物。”

齐舒扒开他的眼睛，吓了一跳：一道横着的锋利的伤口，几乎把整个眼球横着划开了。透明的液体流出来，包含玻璃体和血水，几乎看不见虹膜晶体了。

齐舒脑袋“嗡”地一下，赶紧把患者送去手术室修补，“眼外伤需要先恢复眼球的完整性”。

忍受着剧烈疼痛，小伙子一声不吭。齐舒觉得，他肯定是怕在场的姐姐担心。

面对患者姐姐的询问，齐舒如实告知对方：“伤口很大，复原起来很困难。”后来二次手术时他发现，视网膜早在被划伤时就破裂脱离了，也就是说，这个年轻人的一只眼睛也保不住了。

姐姐当场痛哭起来。她告诉齐舒，自己出嫁后，来上海打工。家里原本是想供弟弟读书的，弟弟考上了山东老家的一所大学，但他总觉得自己拖累了姐姐，于是自作主张辍了学，来上海找姐姐。

这些遭遇让人揪心，但齐舒说，他从2018年开始轮急诊，平均每天接诊七八十个患者，而真正需要手术的，大概不超5个。

年轻的画像

王婵是江苏扬州一家小型三甲医院的内科医生，工作逾十年，也在急诊科轮岗。“18—25岁来看急诊的病人大概占（总数的）1/8～1/10，以前（十年前）可能只是这个数据的一半。”王婵说，年轻人挂急诊的要多于门诊的，因为后者通常看那些需要慢慢挂号、等号，找时间来看的慢性病，但年轻人忙起来，可能就没了这个耐心。

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内科急诊，无外乎几样常见急性病，比如急性肠胃炎、喝酒过量。近几个月内，王婵每个周末都能遇到平均3—4个因为喝酒来急诊的，工作日则每天都能有1—2个。

年初时有个20岁的女孩，深夜24时被送过来，醉得一直吐。“那女孩有点胖，大概一百七八十斤，呕吐时可能压迫到气管，刚到急诊室待了5分钟，一度呼吸骤停，出现了俗称的酒精中毒。”王婵他们立刻给她插管，送去了ICU，“也是年轻，很快就缓过来了”。

一个在海底捞工作的22岁小伙子，上班时忽然抽搐倒地，被送来急诊室。王婵说，他属于癫痫样发作，但没有病史。“年轻人很少有正儿八经的癫痫，也就是俗称的羊角风”，大部分送来急诊的年轻人，都是“癫痫样发作”，也就是呈现癫痫病的样子，“这种大多是疲劳、熬夜导致的”，在急诊科属于常见多发。

小伙子醒来后，王婵问起，得知他在海底捞每天工作十余个小时，上班时“一秒钟都不能闲，甚至必须小跑着去服务”。但这份工作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元，是他在老家找不到的。就医后，他甚至担心这次病情会影响他的工作。

被送来急诊室的年轻人里，还有一类患有大众相对陌生的与情绪相关的疾病，最有代表性的是过度换气综合征。生活中，人们容易将“过度换气综合征”和心脏病混淆。

临床上，过度换气患者本身往往没有器质性病变，通常是急性焦虑引起的生理、心理反应，患者会感到心跳加速、出汗、四肢抽搐，因为感觉不到呼吸而加快呼吸，导致二氧化碳不断被排出而浓度过低，引起次发性的呼吸性碱中毒。现代人压力大，“现在二十出头的人，前十几年都在拼命学习，何况我们江苏的学习（考试）又卷。”王婵说。

急诊室里，不时也有让人惋惜的患者。今年6月，一个25岁左右的女孩被送来急诊科，但人到的时候已经没了呼吸。“嘴唇青紫，心肺复苏、气管插管，都没救过来。”王婵了解到，那女孩是特殊行业工作者，遇到民警突查，情急之下从二楼跳下去，骨折了，卧床休息一个星期后，忽觉很不适，120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王婵说，这类猝死，如果不进行尸检，很难找到确切原因，“不能说一定和骨折有直接关系”。

女孩在当地没有直系亲属，是浴场老板娘送来医院的。女孩死后第二天，一个自称是她老公的人来拿死亡记录。王婵记得，那人“好像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

最幸福的时刻

今年6月底的一天，凌晨3时左右，李山忽感耳膜胀痛，再也睡不着，便独自开车去了医院。

王婵说，年轻人挂急诊的要多于门诊的，因为后者通常看那些需要慢慢挂号、等号，找时间来看的慢性病，但年轻人忙起来，可能就没了这个耐心。

李山没有独自去急诊的经验，挂号这一步就难倒了他。最开始，他按照平时的经验，找到了白天门诊楼的耳鼻喉科，发现空无一人，回到挂号处，才被告知深夜的耳鼻喉科在急诊大楼挂号。

急诊科的人数超出他的想象。“但大多数人都是成群结队的，至少有人陪。”他身边不远处有一对年轻情侣，还有一大家子推着担架车上的一个人。环视一圈，李山没有看到像他这样独自去看病的年轻人，忽然之间，他感到有点心酸。

检查结果出来是咽鼓管炎，是中耳炎和感冒并发所致。他恍恍惚惚拿着医生开的消炎药和止痛药回家。吃了布洛芬后，他才感觉好一点点。

再次躺下已是5时左右。7时就要上班，李山睡了两小时爬起来，才打电话告诉了同城但不同住的女朋友。

李山是河南人，在南宁工作12年。平时生病，他习惯了一个人去医院，电话里也惯常对父母“报喜不报忧”。30岁之后，他开始在乎体检结果，开始主动去健身。

那次从医院回来后，中耳炎又反复出现过。隔了一个月，李山又挂了耳鼻喉科的专家号。李山说，急诊只是一个红灯信号，“急诊的作用只是应急，帮助你度过那个难熬的晚上”，但真正对健康的关切，还是得放在日常。

人常常是在生病时最敏感，更渴望支持和陪伴。

20岁的小林在中国台湾独居，父母在另一个城市工作。今年1月的一天，晚饭过后，小林忽然发现自己心跳很快，“好好坐着，不动的情况下都有每分钟100起”。约莫挨到晚上八九时，小林感觉几乎要喘不过气，只好独自去了医院看急诊。

她躺在床上，感觉冷得厉害，医生略微冷淡地告诉她：“不是有被子盖吗？”小林还说想吐，医生同样淡淡回复：“不是给你塑料袋了吗？”她有些心酸，因为旁边的床位住了一个小男孩，“只是牙齿痛，却有五六个大人陪着”。

不过，当晚爸爸就赶来看她。第二天，父女一起散了步，晒了太阳，感受身体和情感渐渐复苏。她动情地说：“那是我此生最幸福最幸福的时刻。”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