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危机

七年前，也就是马克龙在2017年4月23日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拔得头筹并将问鼎总统宝座之际，很多人对此欢欣鼓舞，寄希望于他像拿破仑、戴高乐一样带领法国走出危机、实现复兴。

笔者对此不以为然，而是认为，一旦当选总统，他非但不能带来法国人所迫切需要的实质性的政治变革，反而会加速法国的政治衰败。七年后，预感似乎要成为现实。

在2024年6月9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他领导的政党联盟惨败，得票不及极右派民族团结党的一半。马克龙震怒之余，选举当晚就决定解散国民议会并在6月30日和7月7日重新选举，意图迫使法国人回归理性、重新让他的政党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事与愿违，法国人并不买账，马克龙的政治豪赌让自己更为被动。他的政党联盟非但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反而丧失了相对多数，从2022年的245席大幅萎缩到150席，从第一大党沦落为第二大党。

这次议会选举虽然没有出现很多人担忧的极右取得绝对多数上台执政的局面，但左派和极左联盟新人民阵线出人意料地成为第一大政治力量，并且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党派获得绝对多数，而极左、中间派、极右三支主要政治力量彼此水火不容、无法通过联合形成绝对多数，结果从选举结束到九月初迟迟无法产生新政府。奥运让马克龙获得喘息之机，但必然要产生的新政府恐怕难以长久，未来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法国很有可能出现政府持续动荡的局面。

马克龙当政七年，确实致力于改革，但收效还不够显著，此外在治安、移民等法国人关心的问题上政绩乏善可陈，结果民望不断下降，而解散议会这一草率的决定把第五共和国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

第五共和国宪制的张力

第五共和国宪制的基本宗旨，是诉诸总统的主导性权威克服第三、第四共和国议会制的重大缺陷，也就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支配所导致的行政权或者说政府的不稳定。2024年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三足鼎立而无任何一党或某个党派联盟占据多数的局面，这一三党政治比第五共和国历史中三度登场的左右共治对宪制的威胁更大。

虽然共治背离了第五共和的初衷——通过总统的支配性权威来形成贯彻这一权威的议会多数和政府，但它至少保证了政府的稳定。目前的三党缠斗既让总统权威扫地，也会使法国因为缺乏稳定的政府而陷入持续的政治动荡。然而，这一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党政治的局面，也是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其宪制逻辑中的潜在张力的结果。

在大革命以来的主流法国共和主义传统中，民族主权或人民主权是通过议会制或者说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支配落实的。议会制意味着党派政治，无论是议会代表的选举，还是立法、政府的形成和运转，都离不开政党博弈。大革命以来，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多元化的政治力量和政党。第三、第四共和国的议会成为多党政治的舞台。

在戴高乐的构想中，对人民而不对议会负责的总统的巨大威望和权力能够在议会中形成支持总统的稳定多数。

另一方面，法国的革命、政治及社会运动传统，塑造了对抗性的政治派别和政治文化。法国各党派在议会政治中很难通过妥协和商议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因此第三特别是第四共和国政治的显著特点是政府的不稳定。在第四共和国短暂的12年（1946—1958）里，法国前后产生22届政府，其中9届的持续时间少于41天，平均每届政府维持7个月。在应对重大危机时，分裂的议会主导的共和国常常陷入困境并走向崩溃，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瓦解了第三共和国，而阿尔及利亚危机在1958年终结了第四共和国。

戴高乐经历和见证了第三、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动荡及其遭遇危机时的困境和崩溃，因此构想了总统制，认为新宪法应该赋予总统以支配性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立法机构的权力来高效率地治理国家、应对国家遭遇的急迫挑战。在戴高乐的构想中，对人民而不对议会负责的总统的巨大威望和权力能够在议会中形成支持总统的稳定多数，通过这一多数产生的政府会成为贯彻总统意志、治理国家的有效工具，而非议会制当中政党博弈的手段和筹码。

鉴于总统是第五共和国宪制的拱顶石，总统选举成为最为重要的选举，而它仍然是各政党通过候选人进行的较量，只有得到政党支持的候选人才有可能获胜，因此总统制并不能取消戴高乐深恶痛绝的党派政治，只是对其加以转换。由于政党必须通过联合才有可能在选举中取得多数，各方政治力量为了谋取总统大位和议会多数而进行联合重组，形成了相对明确和稳定的左右两大阵营。

左右阵营特别是左派在七十年代初步稳定。左派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党，右派以戴高乐派政党为核心，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2017年。两大阵营的形成确实遏制了第三、第四共和国的多党政治的对立和动荡，但并不能消除两者内部、左右两大主要政党内部的多元性。另外，第五共和国宪制中的议会制因素也强化了政党和政党联盟内部的不稳定。政府总理是普选产生的议会中的多数党的领袖，往往成为总统的潜在竞争者和挑战者，也就是说第五共和国存在某种隐性的“双头政治”。法国的总统制是某种半总统制。

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在同一政党和政党联盟中，总统或政党领袖与总理或其他重要领袖人物之间的明争暗斗层出不穷，如蓬皮杜与雅克·沙邦-戴尔马斯、德斯坦与希拉克、密特朗与洛卡、希拉克与巴拉杜尔、希拉克与萨科齐、萨科齐与菲永之间的矛盾尽人皆知，他们的斗争甚至会造成本党或同属的政治阵营的重大失败。譬如，曾经作为德斯坦政府首任总理的希拉克在1981年总统选举中，宁肯让左派密特朗当选，也不支持同属右派的德斯坦；密特朗使用各种手腕阻止曾担任其政府总理的洛卡参加1995年总统选举，不惜造成社会党无法推选出合适候选人的局面。

这些司空见惯的权斗不仅是野心勃勃的政客之间的个人较量，而且是同一阵营的政治力量分化的体现。这一分化折射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法国社会的巨大变迁。1968年五月风暴标志法国社会和文化的开放的加速，而七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迫使法国在经济上日渐自由化，这两者的冲击必然在政治上反映出来，无论在左派还是在右派内部都出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保守指的是对各自阵营的正统立场的坚持，这一保守相比于自由化立场又是激进的）的分野。

马克龙自以为得意的是，一旦他构建了中派和极端派对立的政治格局，法国人将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中派，由此可以确保中派长期掌权。然而，中派抛弃左右的自我收缩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极端化了。

法国政坛曾出现了希拉克和奥朗德打左灯向右转、萨科齐打右灯向左转的现象，总统候选人意图以激进或保守的姿态争取党内和同一阵营内的激进或保守的选民，当选总统后再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中左或中右的政治方案进行统治。左右阵营的主导政治力量在经济政策方面达成了某种新自由主义共识，然而均没能成功地将这一自由主义和各自阵营的激进和保守力量加以有效整合：在左派确立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是社会—自由主义，在右派建立保守自由主义。

2016、2017年，马克龙观察到左右派的主流在新自由主义上的趋近，提出超越左右，聚合左右内部的自由派，与此前的中派加以整合而建立有一定规模的中派政治力量。在右派中，菲永则提出了保守的自由主义方案。遗憾的是，菲永夫人空饷丑闻曝光，菲永在2017年竞选期间始终受到媒体和敌对政治力量的攻击，无法有效展示其方案，保守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严肃辩论未能发生，最终后者取胜。

左右派自由化政治精英的合流，必然在中左和正统左派及极左派、在中右和传统右派及极右派之间制造或强化分裂。中派对各自的左翼和右翼的抛弃，自然导致左右两大政党的瓦解，迫使各自党内的正统派或者陷于孤立，或者倒向极左和极右，结果强化了极左和极右，造成法国政坛的三足鼎立。

马克龙自以为得意的是，一旦他构建了中派和极端派对立的政治格局，法国人将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中派，由此可以确保中派长期掌权。然而，中派抛弃左右的自我收缩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极端化了。马克龙的中派力量被称为极中派，不无道理。极中派一旦失败，法国人就只能选择极左或极右，而如果极左和极右无法取得多数，就会走向混乱——这就是目前法国的局势。

激进的文化多元主义

并无任何制度和政治上的迫切性要求马克龙在欧洲议会选举失利之后解散议会重新选举。2022年以来的议会相对多数的局面无疑让他不满，也确实构成其施政的掣肘，他也一直伺机解散议会重新获得绝对多数。

然而，刚刚在一次全国性选举大败之后马上要求法国人改弦更张，这无异于敦促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在做出判断之后又立刻认错。马克龙当政以来经常遭受的批评是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如此重大的决策似乎是他在爱丽舍宫中和几个亲密顾问做出的，政府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只能被动接受。他本来有三年时间继续推行改革，但现在他甚至没有自主组建政府的余地，在下面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东山再起的前景也颇为黯淡。

如果接下来由左派和极左联盟主导建立政府，马克龙既往七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了。新人民阵线明确表示要废除退休改革，把退休年龄恢复至62岁，最终回到60岁退休制。此外他们要取消马克龙通过的失业保障改革，把最低工资从目前的1400欧元提高到1600欧元，限制基本生活品（食品、能源）的物价，增加公务员工资，增加学校、医院等公共部门的公务员岗位，努力实现学校的完全免费，废除马克龙的移民法，让非法移民中的工作者、学生、就学儿童父母获得合法身份，允许气候原因造成的移民。有经济学者估算，实行这些政策至少需要1000亿欧元，而左派和极左派的一贯策略就是让富人出钱，通过征税进行财富再分配，具体做法就是重新征收被马克龙取消的针对富人的财产团结税，对月收入4000欧元以上者加重税收等等。显然，如果付诸实施，这一方案将在削弱法国经济的竞争力的同时，制造更为庞大的公共开支和国家债务。

由于其经济和社会方案太过激进，左派不太可能上台执政，但它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传统在法国依然非常强大，但它指向的不再是某种美德共和国，或者人类和社会的解放，而是个体不断扩展的权利和福利。左派的国家主义与马克龙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在经济立场上南辕北辙，但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分享一种激进的、淡化民族及其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个人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左派以解放被压迫者为宗旨，伴随着八十年代以来所谓第二左派的兴起特别是左派的文化转向，解放的主要对象以个体以及各种少数群体取代了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其目标是获得各种权利。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诠释了这一价值观。开幕式以塞纳河两岸的巴黎为背景，这里集中了法兰西民族遗产的精华、法国历史上留下的最庄重的王宫、教堂、学院、法院、图书馆，呈现的是君主、教会、学者、革命、民众塑造的法兰西，其中有光明和正义，也有黑暗和邪恶，都需要严肃对待。然而在开幕式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捧着被革命者砍下的脑袋大唱革命圣歌，有争议的女歌星阿雅中村从维护法语规范性的法兰西学院走出来夹杂着英语和俗语说唱，共和国卫队为之伴奏；在古老的国家图书馆里大秀三人行，变装女王上演最后的晚餐并欣赏赤身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大唱裸体赞歌……看似不经意间，法国的政治、宗教、语言、家庭传统都遭到了解构。马克龙钦点阿雅中村参加开幕式，并以其标志性政治口号为之点赞：“同时（en même temps）。”看来她的节目深得马克龙主义的政治精髓。

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传统在法国依然非常强大，但它指向的不再是某种美德共和国，或者人类和社会的解放，而是个体不断扩展的权利和福利。

开幕式艺术指导Thomas Jolly在回应争议时说，他无疑冒犯任何人，强调“在法国我们有爱和不爱的权利，有信仰和不信仰的权利，有很多权利”。法国人确实有权利藐视和亵渎神圣并且习惯于这么做，然而把剧院和影院中的艺术行为搬到向全世界直播的奥运会开幕式舞台上，这显然不是Jolly辩解的那样只是表达节日的欢乐和共和国价值观，而是传递一种激进的文化多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