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与西安身上的中国文明精神

线路，组成网络。而组成线路的，是桥、是船、是车马、是骆驼，也是人。

为着买卖些什么的人们，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依赖着网络在不同地貌中游走，却不止带来了繁茂的商业贸易。

人的流动，即是文明的流动。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将中国包围起来，其实也把中国打开出去。

从西安出发，途经河西走廊和中亚，或者从泉州出发，穿过南海和印度洋，当中国人把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经由南北两条商路运送出去时，携带在人和商品之上的文化因子，也就随着商贸足迹得以落地，甚至生根。

也恰恰是贸易开放所带来的包容之心，培育出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共生土壤。于是，玄奘才能西行，鉴真乃能东渡，泉州开元寺因而容得下印度教石刻。仍生活在中国的外商后人，都是多元共生历史的见证。

在商路带来繁荣经贸和多彩文化交流的同时，仍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人，是如何敢且能够走出去，以铸造出一条持续稳定商路的？

无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还是发现了美洲大陆的哥伦布，其远行背后，都少不了强盛国力的助益。商道依国势而起，也易因国势而落，曾经三通三断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伏，都是例证。

多数时候，商路的通畅与城市、国家的发展总是正相关，互相雕刻着彼此的模样。如果要追寻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光辉，总免不了要回到那个年代、那座城。

刺桐花共生

不生橄榄，却起了个橄榄的名字。这是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对泉州的描述。

泉州，因五代时期环城种植刺桐树，而别称刺桐。来华的阿拉伯商人循着闽南语的发音，称泉州为“Zayton”，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橄榄”。有趣的是，刺桐树原产于东南亚。

或许，从名字开始，泉州就已经背负起时代给予的职责—共生。

唐中后期，唐朝对西域的控制能力下降。尤其在安史之乱后，回鹘和吐蕃接连趁虚而入，亚洲内陆地区动荡，陆上丝绸之路几近中断。不过，在杜甫吟出“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之时，海上丝绸之路反而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唐朝仍有经济发展的需要。

彼时，唐朝已经开始应用水密舱结构，造船业比较发达。而较为和平的东南沿海地区，本就与海外商人多有来往。唐中期，政府在看到海上贸易带来的效益之后，便下达了针对海上贸易的开放政策，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茂，自此拉开序幕。此时其贸易份额虽不及陆上丝绸之路，却也连年增长。

河网稠密的泉州，自然也在发展海运的城市行列，毕竟唐代的泉州民众以海为生。以唐代航海家林銮为名的唐代码头“林銮渡”，也曾停靠远洋大船，引无数商贾、水手上岸。

论风头，这时的广州和扬州是要盖过泉州的。但当唐末五代时期战乱席卷扬州和广州等名城大都时，时称“闽国”的福建反而相对安定，泉州因此吸引了更多外商的目光。

为迎合海上贸易的需要，也正是在五代十国时期，泉州扩充城郭，遍植刺桐树。

曾到泉州做商贸的阿拉伯人，有一部分留在了泉州，化作一座座刻满阿拉伯文的墓碑，遥望家乡。其聚居在泉州的后人，在世代相传中多以金、丁、马、郭等姓为家族标志。

在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过程中，泉州终于迎来了其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并将大量的皇族成员安置于泉州。

至此，从地理位置上，泉州发挥出了其优势。原有的广州港距离此时的京城较远，而明州（今宁波）港则离京城太近，泉州，正好是一个不近不远的“中转港”。

后来，管理皇族的南外宗正司在泉州设立，泉州有了“陪都”之实，有了政治上的重视，其也进入了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

当一批批外国船只在泉州的四湾十六港靠岸时，当洛阳桥、安平桥为贸易流通架起时，当宋朝政府最终在泉州设立起市舶司时，泉州才成为了后来在《光明之城》中被描述的世界最大港口之一。

据《岛夷志略》记载，到元朝，与泉州建立了商贸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99个，经泉州出口的商品则达90余种。

但经济的提振，反而是泉州最不值一提的东西。在如今的泉州走一圈，就能发现到处是“海丝”的遗珍。

在泉州中心的鲤城区，抬头可见有伊斯兰或基督风情的窗台。教堂、清真寺、道观和佛寺在这座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城市共存。大山里，还藏着摩尼教石雕造像遗迹。

曾到泉州做商贸的阿拉伯人，有一部分留在了泉州，化作一座座刻满阿拉伯文的墓碑，遥望家乡。其聚居在泉州的后人，在世代相传中多以金、丁、马、郭等姓为家族标志。

传闻，流传至今的蟳埔女发髻簪花习俗，来自中亚；部分泉州妇女也仍有类似包头巾的“包番巾”习惯。

独具东方特色的“刺桐十字架”，不同于传统基督教十字架，其既有天使，也有华盖、云纹和莲花。而在石碑上与刺桐十字架同时出现的，可能是叙利亚文、回鹘文或八思巴文。

反而是这些包含着来往人流和情感的东西，在泉州于明代“没落”之后遗留了下来。海禁起，潮水退，但站在林銮渡渡口处，仍能远眺文莱。

海上贸易，并没有在明朝海禁之后就此终结，民间私人贸易仍在继续。走向全球的大门一旦打开，虽会有停滞、阻碍或对抗，却再难合上。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国际航线，依然是中国连接世界的大动脉。

石榴花交汇

把时间再往回倒，倒带到唐中后期之前，倒带到中国海洋文明繁盛之前。这个时间段，科技条件的限制，使得陆路交通更加被倚重。于是中国人带着货品跨越崇山峻岭，走出了万里茶路，也走出了陆上丝绸之路。

一条从亚洲东部绵延至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等地区的“跨境”路线，于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当时张骞在“凿空”之旅中做的，是跨越自然屏障，将部分已有的贸易线路连通起来。

长安（今西安），西汉的都城，因张骞出发于此而自然而然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也因商品繁多，长安才有可能成为向外销售商品的重点城市。

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时带回的石榴树，在长安开花结果，最终缔造了外商云集的大唐东西市，石榴花也成为了西安的市花。

自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之后，这条商路开始进入繁荣阶段。因通商或文化交流需要，人们逐渐开辟出“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相应支线通道。行走于其上的商人们多销丝、绸，因而或重新打通或不断延伸的这些线路，统称为陆上丝绸之路。

从整体上看，陆上丝绸之路沿途既有戈壁荒漠、高山草甸，也有城镇乡村、部落氏族，因而相比于海上丝绸之路，维持陆上丝绸之路的稳定，更考验国家的能力。

当然，这一能力不仅指国家对于商路的控制力，更指国家如何与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和谐关系，以保持商路在境外的联通。否则，也不会有东汉班超再通西域、反击匈奴之行。

这也应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天宝末年（唐玄宗统治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情况的描述：“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但与“海丝”一样，陆上丝绸之路对于国家而言，其意义和价值不止在于带动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移民与文化交融，亦是重要一环。

在长久的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过程中，中国人也不止是把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带到了西域。诸如造纸术、印刷术和养蚕技术等工艺，中国人也借着商道传播开去。

而作为十三朝古都，多数时候，西安与国家的起伏“捆绑”在一起。当陆上丝绸之路给各朝各代带来改变的时候，西安也有所反应。

西安南郊，大雁塔矗立，怀抱着玄奘自天竺带回的经卷和佛像；而化觉巷内，一真亭飞檐仍如凤凰展翅，“一真”匾额诉说着穆斯林对真主安拉的信仰。

和泉州一样，“异族”风采，是陆上丝绸之路带给西安的时代烙印。李白在长安送别友人时也曾有诗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都不必仔细探查，便能从西安找到许多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印记。

西安南郊，大雁塔矗立，怀抱着玄奘自天竺带回的经卷和佛像；而化觉巷内，一真亭飞檐仍如凤凰展翅，“一真”匾额诉说着穆斯林对真主安拉的信仰。

在回坊走上一圈，仍能留意到当地人方言中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词汇和语法语序痕迹，当然，也能吃到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食物。

回望历史，技术进步加上亚洲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使得丝绸之路逐渐从陆上为主迭代为海上为主，茫茫大漠中的小道不再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主要桥梁。但这或许并不能称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因为，在技术更发达的今天，人，能够用更加发达的交通方式，经受自然的考验，跨越自然屏障，并实现经贸与文化的双向交流。

合作共建之花

正因路始终存在，并见证了不同民族共生共联的历史，21世纪的中国才能尝试以丝绸之路作为历史土壤，培育全球化进程中新的合作共建之花。

202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十周年，中国已经带着丝路发展史上的合作精神，越走越远。迄今中国已经和全球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10年来，中欧班列累计开出7.7万列，通往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217个城市。雅万高铁开始运营，中马友谊大桥（马尔代夫首座现代化桥梁）架起，中企自营的“欧洲—南美东”航线启用，中企建造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矗立在埃及新行政首都CBD……

不仅是泉州和西安，广州、成都、宁波等与古丝绸之路有关的城市，都依靠着各自的向外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挑起大梁，希望再次抓住“时代的机遇”，焕发出新的光彩。也有城市如郑州，着眼于由陆、海升级而来的“空中丝绸之路”。

10年时间，不长也不短，足以让中国人擦拭掉古丝绸之路上的烟尘，再演商路发展与国家发展相辅相成的连轴好戏。